长征时期中央红军的物资保障工作及其历史经验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作者：吴晓荣（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研究员）、易凤林（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长征途中，红军长期处于无后方依托、高强度机动的极端环境中，物资保障如何直接关系部队的生存与战斗力。中央红军作为党中央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主力部队，转战里程长、脱离根据地时间久，面临的物资保障矛盾极为突出，我们党根据行军作战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物资筹措、分配、运输的方式方法，有效缓解了部队物资匮乏的困境，为红军长征胜利夯实物质基础，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

　　拓宽筹措渠道，夯实物资供给根基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原有常态化储备、军工生产、根据地支前的保障体系完全中断，军需给养筹措成为部队生存和作战的首要难题。面对绝境，红军改变过去依托根据地的补给办法，坚持就地筹措，打胜仗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补充自己，紧紧依靠沿途群众支援粮食和物资，逐步解决了在无后方条件下部队生存和作战所需的物资来源问题。

　　粮秣经费筹措始终坚持以群众支援为根本。长征出发前，中央苏区开展大规模战前动员，广大苏区群众踊跃借谷、缴纳土地税，捐献被服、钱款等物资，为战略转移初期的物资供给奠定基础。在秋收粮食动员中，至1934年9月底共借谷58万余担，缴纳土地税9万余担（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10页）。转入白区后，物资筹措由苏区集中动员捐献转为沿途就地组织。党和红军明确在白区依规开展没收征发，对土豪劣绅的财产予以没收，一部分用于保障部队供给，一部分分配救济贫苦群众，把物资筹措同发动群众、维护群众利益紧密结合，使筹粮筹款成为开展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持续赢得群众理解与物资支援。红三团在贵州剑河县打了两家土豪，没收肥猪12头、谷子100余担，“把一半谷子和部分物品分给穷人，老公公老婆婆都高兴得哈哈笑”（萧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途经西南民族地区时，党及时调整政策边界，严格区分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工作要求，不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打土豪，物资获取坚持公平买卖、实物交换；确需收割群众麦子，必须立木为凭，承诺后续兑付粮款，以严明纪律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

　　武器弹药保障则经历了从根据地内部生产向战场缴获为主的转变。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装备供给主要依靠苏区内部动员制造。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枪支30000多支、迫击炮38架，刀和梭镖24535把，各式弹药1811099个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页）。湘江战役后，红军兵力大幅减员，武器装备损失严重，后方军工生产体系不复存在，装备损耗难以依靠自身生产弥补，中央红军号召全体指战员通过作战胜利夺取敌方装备、武装自身。1935年2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提出：“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红军长征·文献》，第262页）遵义战役、老木孔战斗、化林坪战斗等作战缴获的枪支弹药，有效充实部队作战力量，使战场缴获成为装备补给的重要途径。此外，红军把武器看作“红色战士的第二生命”，要求将士爱护武器、加强日常维护，最大限度维持部队基本作战装备。

　　科学统筹分配，提升物资使用效能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始终坚持根据部队行动设置后勤机构，根据条件变化调整供应标准，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把有限的物资用在最急需的地方。

　　1932年9月，中革军委设立总供给部，全面管理全军粮秣、被服、弹药、经费等事宜，长征出发时完整建制随军长征，对部队集中统一供给。湘江战役后，部队高度机动，集中供给模式无法适配高强度机动作战。遵义会议后中央及时优化后勤组织架构，撤销总供给部，成立军委先遣工作团，开展开辟路线、发动群众、筹措给养物资等工作，又在各级政治部下设没收征发部门，共同承担物资筹措、调配和发放的职能。物资筹措和调配不再依赖后方统一供给，而是随部队行动就地解决。1935年6月，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部队集中、补给量大，零散筹措难以统筹，中央及时恢复总供给部并设立粮食委员会。俄界会议后部队分路北上，总供给部缩编为陕甘支队供给处，抵达陕北后再度恢复重建。这种因势而变的组织调适，正是红军在物资极度匮乏条件下依然能够把有限物资用到位、用到实处的组织保证。

　　与机构调整同步，供应标准也随条件变化动态调整。红军长征出发时，提出红军粮食“要有精密的测算”，每人一天米为一斤六两（华民：《一切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红星》1934年9月19日）。1935年2月，总政治部发布训令，强调“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减少可能减少的费用，也是保障红军给养的主要办法之一”；在经济困难时，除草鞋外，不能按月发给伙食钱（《后勤工作·文献（1）》，第438～439页）。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为准备过雪山，鉴于“所处地域给养非常困难”，红军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名义致电各军团，规定“每天改为两餐一稀一干”“抛弃和浪费粮食，违者严罚”（《后勤工作·文献（1）》，第444~445页）。红军从建军初期就在连队设立司务长，长征中继续保留这一制度，由司务长或物资管理员负责粮秣、被服的保管、登记和分发，使分配制度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没有断线。过雪山草地时，因所经过地区人烟稀少，部队严重缺粮。为渡过难关，红军把仅有的粮食统一分给个人背，每天按量取用；部队之间互相照顾，前面的部队留粮食给后面的部队，全体官兵忍饥挨饿，省下的口粮留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由此维系了部队的基本生存与战斗力。

　　整合转运力量，保障物资机动输送

　　长征开启长途外线转战之后，部队昼夜奔袭、快速穿插，转战区域高山阻隔、道路崎岖，传统兵站保障模式彻底失效，物资转运滞后、运力严重不足，成为制约部队机动和持续作战的重要因素。面对这一困境，红军精简辎重、就地取材、依靠群众，逐步形成一套适应长途转战的物资转运办法。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主要依托兵站输送物资。兵站负责人杨立三在长征出发前接到中央指示，要求他“组织各军团行动中的后方兵站线设置”，以“安排兵站转移、物资运送等事项”（《杨立三年谱》，金盾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与兵站相配合，运输队承担具体搬运任务。兵站加运输队，构成了长征初期物资转运的基本体系。然而，固定设站的运输模式在高强度流动中难以为继。长征出发之初，中央红军携带大量物资、机器设备、文书档案，后勤辎重队伍绵延数十里，极易遭受敌军空袭与地面截击。1934年12月黎平会议后，中央决定将剩下的400多担物资重新清理，“不必要的应抛弃、毁灭之”（《后勤工作·文献（1）》，第428~429页）。与此同时，1934年12月总兵站取消，其工作并入军委总司令部五局运输科管理，许多后方勤务人员包括运输队员充实到前线，运输由此从后方设站转运转向全程伴随保障。但辎重减下来之后，弹药、粮食、药品等核心军需仍需人力搬运，红军专职运输力量由运输营、担架队组成，成员多为苏区抽调的挑夫。但进入湘黔山地之后，专职挑夫不断损耗，原有运力持续萎缩。在此背景下，红军积极动员沿途群众参与运输、担架保障。总政治部1935年1月发布指示，明确要求各部尊重民工待遇，付给工钱、供给伙食，严禁强拉民夫。转战贵州、云南期间，大批贫苦农民、马帮背夫自愿或受雇加入运输队伍。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红军在贵州多地招募民夫，最多时一支部队随行民工可达数百人；在滇北地区，红军与当地马帮协商，以银元、食盐支付报酬，依靠马帮驮载粮秣物资穿越乌蒙山区。但到了过雪山草地阶段，地形条件进一步恶化，马匹难以通行，群众也无法进入，绝大部分物资只能依靠红军自己背运。红军后勤部门重新编组运输力量，将战斗部队人员抽调补充到辎重队伍，实行轮流背运物资，支撑部队走完了漫漫长征路。

　　长征时期，卓有成效的物资保障工作为红军战胜艰难险阻、取得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人民军队物资保障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而是政治优势、制度智慧和革命精神的综合体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是物资保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根本保证；坚持依靠群众、军民同心，是物资保障在绝境中存续发展的力量源泉；坚持实事求是、因势而变，是物资保障在流动战争中保持有效的制度智慧；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物资保障在极端匮乏中维持生存的精神底色。这些从战火中淬炼出的经验，不仅属于军队建设，也有益于党和人民各项事业，其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历久弥新。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