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互鉴中建构当代中国文论

　　作者：郝雨（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文明交流互鉴是世界历史之大势，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实践与知识生产，正在为全球学术提供新的可能性。如何构建既能阐释中国文艺经验、又能参与全球对话的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的核心命题。曾军教授《当代中国文论互鉴论》对此作出了深入探讨。

　　《当代中国文论互鉴论》

　　曾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长期以来，中西文论比较研究易陷入两类局限：一是“平行比较”，将中西文论视为独立自足的封闭体系，强行对照，导致“以西释中”或“以中格西”；二是“影响研究”，偏重传播源流，却常站在发送者立场，把中国学者的创造性转化视为对“原义”的偏离，忽视接受者的主体选择。书中指出：“‘比较研究’倾向于共时性的平行研究，但经常存在‘以古中对话今西’的时空错位；‘交流研究’长于历时性的影响接受，但也面临着更多站在‘渐’‘传’信息发送者立场对‘变异’‘误读’‘变形’的路径依赖。”

　　《当代中国文论互鉴论》提出以“对话主义”为核心的研究思路，其方法论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学者并非西方文论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根据中国文艺实践需要，主动筛选、改造、吸收西方资源。从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方法论热”，到90年代“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自觉，皆体现主体选择。“失语症”焦虑也是中国学者对理论适配性的主动反思。其二，互鉴不是点对点流动，而是多主体间反复交叉：既要“入乎其内”把握西方理论脉络，更要“出乎其外”以中国经验重估其效度；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也会反向推动自身调整。其三，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也反对文化例外论，以“和而不同”寻求差异中的共识，形成“不同而和”的文论生态。这或可称为“新对话主义”，其基本规则并不是消弭差异，而是重新确立中国学者在文论互鉴中的主体地位。

　　基于经过改造的巴赫金等经典概念而拓展的“新对话主义”，该书以高度自信的学术态度，梳理20世纪中西文论互鉴的百年演进。一方面，肯定西方文论对中国现代文论转型的推动：五四时期引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改革开放后引入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开阔了视野与方法。另一方面，也指出其内在局限：后现代“后学”过度消解意义确定性，易陷虚无；过度强调边缘身份，易走向相对主义；其生成于欧美语境，难以直接适配中国“文以载道”“天人合一”“意境交融”的审美传统。

　　更具启发性的是，该书认为“西方文论”并非客观固定实体，而是中国学者根据时代需要不断选择、翻译、阐释的建构对象，不存在所谓“原汁原味”。理论旅行必然发生变形、变异甚至误读，而“创造性误读”常是中国化创造，体现中国文论主体性，证明中国学者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新知识的共同创造者。书中还分析西方阐释中国的“异国情调”“东方主义”“多元共生”三种范式，揭示其背后的权力逻辑与文化偏见，强调中国文论必须突破西方问题框架，从自身文艺实践中提炼原创命题。

　　该书强调“今中”即当代中国是文论建设的根本立足点。所谓“中西”问题，本质上是当代中国与古代西方、当代西方的关系，所谓“古今”问题，也须以当代中国现实需要为取舍标准。书中既反对“言必称希腊”，用西方理论切割中国经验；也反对“言必称三代”，试图用古代文论直接解决当代问题。判断标准不是来自中国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而是能否有效阐释当代中国文艺实践、回应新时代文艺问题。此即“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基于“今中”，需融通三大资源。一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转化不是概念“拿来”，而是激活精神内核，对接当代审美经验，求“神似”而非“形似”，传承整体思维、历史意识与实践品格。二是西方文论的本土化改造。应“批判吸收，为我所用”，不能削中国经验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三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发展。融通古代文论优秀传统与西方文论合理因素，推进“第二个结合”，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终体现为原创性话语创新。要提炼标识性概念与命题，如“人民性”内含人民当家作主与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要构建中国特色阐释学体系，吸收“注疏”“妙悟”“涵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传统智慧；要提升国际对话能力。自主不是封闭，走出去不是为了“输出”，而是为了“对话”，在人工智能创作、数字文艺版权、文化产业发展等全球共同问题上贡献中国智慧。

　　《当代中国文论互鉴论》以“新对话主义”开阔研究思路，以“今中”确立原创性立足点，强调中国学者的主体地位，回应了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当然，具体批评实践中如何平衡西方理论适用性与中国经验独特性，如何建立可操作的互鉴方法，如何评估对外传播效果，仍需后续深化。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