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絜矩之道

　　作者：张翊轩（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根植于家国同构的伦理土壤，以推己及人为相与之道，既于分殊中求取共识，又于群居中通往大同。自古及今，人们渴望于共同体内探寻一套合于人性又应乎时变的交往尺度与行为准则，藉此探寻治国之方乃至平天下之道。回望儒学，《大学》所揭橥的“絜矩之道”，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深邃而持久的政治智慧，确立了鲜明的精神坐标与深邃的思想归宿。

　　从自我到家国

　　在阐述治国安邦的道理时，《大学》云：“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只要在社会秩序中居于上位的为政者躬行孝悌忠信等道德法则，并体恤民情、以民为本，则天下归心不远。这体现了儒家的为政观，即在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全过程中切实践行絜矩之道。所谓絜矩，本义为度量，引申为以己心度他心，核心正是推己及人之道。

　　先秦儒家提倡通过道德修养来塑造君子人格。君子是儒家理想的自我，是伦理实践的主体，有躬行忠恕之道的责任。在应事接物上，无论对待谁，君子一视同仁、将心比心，不会因社会层级、位置的差异就前倨后恭、巧言令色。《大学》云：“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件事是我根本不希望他者施加于我身的，那么我也不应当以此强求他人。在社会秩序中，每个人不仅是孤零零的自我，更是别人眼中的他者。所谓絜矩之道，实际上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身份间对人们提出了伦理要求。在儒家所构想的秩序中，无论何者的需要与诉求，经由居中而合宜的絜矩，都能以合矩的方式（即合乎礼义法度等行为规范的形态）施于自我与他者，从而使人的关系达到稳定与平衡，使主体间和谐的人际调节系统得以建立。

　　汉儒郑玄注絜矩要义，谓之“善持其所有，以恕于人耳”（《礼记注》），并指出“治国之要尽于此”。宋儒朱熹则赞之曰“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平天下之要道也”（《大学章句》），将絜矩视为平治天下的枢机。朱熹的思索与阐发使絜矩之道成了后世儒者反复探讨的理念。朱子尝作诗：“多谢圣门传大学，直将絜矩露天机”（《奉答择之四诗意到即书不及次韵·其三》），视絜矩为圣门“天机”，极言其重要性。关于絜矩的词源，朱子所释最为简明扼要：“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大学章句》）矩的本义是木工用以画方形或直角的曲尺。《荀子·赋篇》言：“圆者中规，方者中矩。”事物要合乎规矩，因而“矩”有法度和标准义。此外，朱子由“絜”的度量义引申出忖度义：“絜，度也。不是真把那矩去量度，只是自家心里暗度那个长那个短。”（《朱子语类·卷第十六》）絜矩并非指用曲尺实际测量，而是说在心中默默对自己在待人接物方面的得失损益有清醒的审视和评判。

　　宋明理学对絜矩之道有三重阐发。其一，以上行下效释其政教功能。“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所谓家齐而国治也”（《大学章句》），这是强调统治者率先垂范、正己正人，在上者以己度人、修己安人，百姓从而效之，德化之风由此而兴。其二，以事亲事长释其伦理法则。“事亲事长，当使之均平”，其要义在于秩序的和谐有序。希冀均平绝非要抹除人伦的差序，而是要“上之人得事其亲，下之人也得以事其亲；上之人得长其长，下之人也得以事其长”（《朱子语类·卷第十六》）。人人据其角色各尽其分、各得其所，事亲事长的伦理规范便能通行上下。其三，以“均平”之理释其社会理想。这又涵摄两方面：一为人心之“平”，“絜矩之道，是使之各得尽其心而无不平也”（《朱子语类·卷第十六》），意在使人各遂其情、各安其位，塑造和谐的人伦关系。二为财用之“平”，朱子比较了聚敛之臣与盗臣；前者“剥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殃及百姓，后者“窃君之府库以自私”而“祸不及下”（《四书或问·卷二》）。朱子认为与其有聚敛之臣，还不如有盗臣，因为至诚恻怛的仁者“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大学章句》），这是絜矩观念在财产分配上的道义指向。朱子发明此论，实则是要劝告为政者当以民力为念，以公义为度，以廉洁为本。由此，絜矩的问题域由个体的己身修养推广至家国天下的良政善治。

　　从治国到平天下

　　宋元以降，儒者已将絜矩之道奉为内圣外王的中枢环节。元代许谦以“平天下之道在絜矩”（《读四书丛说》）总括其纲。明代大儒王夫之等立足时代变局，对絜矩加以创造性诠释，尤其将其内蕴的均平观引向公共秩序，升华为关乎庶民福祉的政治问题。船山独辟蹊径地提出了“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诗广传》）的观念。为政者吸纳民意的合理成分，以施于天下的普遍准则实现均平方正，此即“大公之矩”。船山指出“治国之道，须画一以立絜矩之道”“一国之人，为臣为民，其分之相临，情之相比，事之相与，则上下、左右、前后尽之矣。为立之道焉，取此六者情之所必至、理之所应得者，以矩絜之，使之均齐方正，厚薄必出于一，轻重各如其等，则人得以消其怨尤，以成孝弟慈之化，而国乃治矣。”（《读四书大全说·卷一》）以絜矩实现国治的要点有二。其一是情理的外化，均平不是通过平均分配消除人与人的外在差异，而是使每个人的立身处世能符合天理与人情，得其所应得；由此，平等公正的秩序自然得以实现。其二是规矩的内化，即用规矩、制度对人的行动乃至观念加以矫正。人们提升自身修养，处理好亲疏远近的纷繁关系，并由此成为更好的自己，国家自然便能治理好。船山的理解更接近郑玄、孔颖达，以“絜”通“挈”，取“执而行之”之意。船山曰：“大公于天下，而上下、前后、左右，皆一矩絜之而得其平；征天于民，用民以天，夫然后大公以协于均平，而持衡者慎也。”（《尚书引义·卷四》）此即，为政者制定规矩和推行法度，皆应从公心出发，以天下为尺度，对待百姓要秉持平等公正的原则，这才合“理”：“乃君子因其理之一，而求之于大公之矩。”（《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倘若能求诸“大公之矩”，则“不患夫分之悬殊”，公平正义的理想当然能实现。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严复也发现了絜矩之道中的均平观，并将东西方文化思想融贯起来，把絜矩上升为同类意识。至此，絜矩之道得到了多维阐释。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说：“儒家政治对象在‘天下’。然其于天下不言治而言平，又曰天下国家可均。平也，均也，皆正之结果也。何以正之？道在絜矩。”现实中的境况是，自我有一个标准，他者有另一个标准，这样，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只有形成重叠共识，在共情的基础上协商治理，才能积淀出大公之矩，在共同体中安顿好每个鲜活的个体。“矩者以我为标准，絜者以我量彼。”“絜矩者，即所谓能近取譬也，即所谓同类意识之表现也。”梁启超所讲的同类意识，实际上与政治学家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异曲同工。同类意识既强调以保护自我为基础的主体意识，又肯定以尊重他人为标准的客体意识。严复在《群己权界论》的“译凡例”中提到：“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严复比较了西学的群己之界与中学的絜矩之道，认为二者存在相通之处。絜矩之道既考虑了个体特殊而具体的现实境遇，又表达着遵守并认同规范的公共理性，追寻家国天下的齐治平正。

　　结论

　　纵观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思想脉络，絜矩之道在双重维度彰显了其扎根于历史又跃动于当下的生命力。其一，于人伦层面，以忠恕之道为精神根系，滋养同理心与同类意识，从而提供亲切可行的准绳。其二，于制度层面，以大公之矩为理想标尺，丈量让百姓获得福祉并拥有坚实道义基石的政治秩序。在今天，絜矩之道不仅作为礼乐精神接续着中华文明古老的文化基因，更作为文明尺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贡献着交往理性、治理逻辑和对话空间，古老却常新。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絜矩之道体现为精致的理论构想，充盈着对群体与个体的深切而具体的观照，温厚而笃实。这绝非悬置于经典的抽象教条，而是体贴着万物的朴素情感，应答着人们对理想政治的反复叩问。今天，无论是人际交往中的将心比心，还是政治秩序中的公心公意，絜矩之道都以尊重生命的姿态，将古典智慧与日常生活交融为一。贯通古今、历久弥新的絜矩之道，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跨越时空却始终在场的精神标识。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