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文化密码的发现与保护

　　【业界新视角】

　　作者：贺亚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福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白带山麓，因静琬法师于隋大业年间始刻石经，历代僧俗相继不辍，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珍贵文献遗存。云居寺藏经以石经为主，兼有纸经、木经。其中石经始刻于隋，镌刻经版逾一万四千块，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持续最久、规模最大的石刻文化工程之一。

　　文化内涵与多维价值

　　云居寺刻经持续1400余年，所藏石经、纸经和木经及附属文献体系，共同构成了一个跨越隋至清代的石、纸、木三种载体形态兼备的汉文佛典文献体系。因其保存了大量早期权威版本与世间孤本，被誉为“中国古代汉文佛教文献元典版本库”，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版本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

　　更为难得的是，它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佛教演变、社会信仰、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承的实物资料，而且是北京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实证。

　　云居寺刻经参与者上至皇室、贵族与高级僧侣，下至地方官吏、乡绅、普通信众乃至民间工匠，显示出它并非孤立的文化行为，而是嵌入具体社会关系中的集体事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很多女性参与了云居寺石经刊刻工程的资助，如“开成三年四月八日造石经一条”，即为“易州女弟子”三明、郭二娘、一娘等众人捐造。

　　石经的刊成需要历经多项程序，包括采石、运输、书写、镌刻、校勘、供养等。在题记或碑刻文末多见“镌字并书”“刻字匠人”“石匠”等，如藏第八洞《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文末甚至标注有“初校”“再校”“三校”程序。此外，“诸经题记”可见米行、磨行、肉行、油行、布行、生铁行等行会。这些商业组织成为当时石经刊刻的主要资助者，如贞元八年“涿州磨行经主霍宪、高令章、斐杰”等十几人参与，反映出当时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成熟。

　　另外，题记包括供养人、书写者、刻工姓名等大量人物、职官、地理等信息，进一步补充了中古时期的正史研究资料。如唐开元十一年《佛说摩达国王经》碑的撰文者，为时任朝散大夫、妫州长史上柱国梁践悊。碑文中回顾了他从居武职到地方文官的经历，最后以捐资造经表达“福佑”家国的愿望。这些珍贵的原始档案，不仅折射出文化发展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为考察古代北京地区经济发展进程和社会状况提供了史料依据。

　　佛经从古印度起源后，经丝路西段传入中原。北京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枢纽，完整呈现了佛教自南亚经西域向东传播，完成中国本土化之后再向外辐射的文化轨迹。从明代成化九年《造石弥勒题记》上可以看到，云居寺僧众的名号明显与“静琬”“祖慧”等常见的法号不同，如住持嗔嗒唏哩为印度僧人，其余数位僧人如“啰得纳”等皆为梵语音译，反映出云居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此外，石经的刊刻离不开各族民众的共同努力，唐代捐资者多有胡姓军人，如《摩诃波若波罗蜜经》即为涿州军州事耶律永宁等参与。辽代契丹族统治者也曾对刻经大力支持，题记信息则涉及汉、胡、契丹、女真、蒙古等多个族群。

　　系统保护与当代传承

　　早在1954年，著名考古文博专家阎文儒、步连生考察云居寺时，就提出云居寺石经是“我国的重要文物，应当很好地保护起来”。1956年至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云居寺石经开始正式勘察和捶拓工作。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云居寺藏经进行的最全面的保护和整理工作。

　　对于云居寺藏经的保护和利用从未止步。2025年6月，《房山石经》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26年，推进“云居寺藏经申忆”正式写入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清单。

　　云居寺藏经的保护与传承，是一场由政府、学者与公众共同参与的工程。如今，这批刻经正被重新释读、展示与讲述。数字化保护成为近年来的重点方向，运用高精度扫描与三维数据采集技术，逐步建立云居寺石经数字档案。相较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纸质拓片，微痕增强影像不仅能再现石经磨损的文字，甚至还能清晰还原出笔画的细节。以《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为例，经文字迹的起笔、运笔、收笔纤毫毕现，甚至都能看到刻刀痕迹。

　　纸经与木经的保护修复也在同步推进。馆内所藏7000余块清代木经，因年代久远很多经版表面堆积墨垢、木质枯朽。修复师选取约20厘米长的竹棍，把一头磨得又扁又锋利，刚好能插进字与字的缝隙中，逐一清除经版积墨并涂抹封护液。经过修复，经版从枯朽的黄褐色恢复为黑色，呈现出木经的原始状态。随着数字化建档与实体修复双轨并进，云居寺石经、纸经、木经“三经并重”的保护体系日益完善。

　　为了帮助公众理解石经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云居寺不断创新展览展示的方式，以实物展示、图文说明与多媒体互动相结合，推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云居寺石经拓片曾应邀在印度、锡兰、缅甸等国展出，并赠予日本代表团。1999年石经回填地宫时，日、韩佛教界曾派出高规格观礼团出席。

　　在研究方面，云居寺藏经的整理工作早已超出单一机构的范畴。自20世纪以来，中国海峡两岸及来自德国、美国、日本等的学者相继参与其目录著录、拓本释读与版本校勘工作，逐步建立起跨国的文献学基础。2025年，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成立，汇聚国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使这项工作由分散的个人著录转向多学科协同的系统整理。随着研究利用的推进，云居寺藏经逐步从“经典文本”保存走向“社会史料”利用，从“文物本体”研究走向“文明交流”载体。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