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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一条河流的声音——读《活水》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6-11-19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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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梁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河流是有生命的”,这句话并不只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抒情,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认知:河流是有着自身生命历程的主体,甚至可以拥有法律人格,而不只是一个客观物体的名称。这是阅读英国作家麦克法伦的非虚构著作《活水》(文汇出版社,2026年)时,给我带来的极具震撼力的认知。

  作者写道,2017年,新西兰旺阿努伊河法案首次在立法层面承认河流的生命属性,授予其法律人格,使河流得以拥有相应权利。我由此开始思考这一信息所代表的深层意义。在全球工业化发展的快速推进下,河流污染、水系消亡以及其他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谈及河流保护,我们大多聚焦河流对人类生存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惋惜一条条河流的消逝,呼吁开展生态保护。在这样的讨论中,河流往往只是维系人类社会运转的重要条件,我们很少设想:河流本身也可以如同人一般,拥有感知痛苦的能力,可以成为拥有法律权利的主体。

  《活水》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开篇便跳出人类观察者的立场,写下:“这本书是我同流淌于书页间的河流一起写成的。”作者将河流自身的诞生作为叙事开端,确立起河流作为独立生命主体的叙事地位,以此开启了跨地域的河流考察和学术溯源。“每一条河流都有各自不同的灵性,也有各自不同的语言”,这句话不只饱含情感,更代表一种重新看待自然的思维方式。放到生态非虚构写作的脉络之中,这一视角的转变具有深远的意义。

  它重新改写了人与自然的逻辑关系。“河流”,乃至更广意义上的“自然”,不再只是被改造的对象和被消耗的资源,而是有着自身生命历程和存在价值的主体。修筑一个大坝、改变一条河道,或者往河里随意倾倒垃圾,都需要考虑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对另一个生命主体的侵扰。人的行为和思想意识也因此需要重新界定。

  回望过往的自然书写,不难发现,许多作品以人类的思考与感受为起点。阅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我们会被作者对自然的凝视所感动。在人的凝视中,瓦尔登湖丰富静美,寄托着人类的田园理想,也是人类目光所及的审美对象。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揭示了化学药剂对自然界的严重破坏,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春天成为“寂静的春天”,警示着人类活动可能给生态带来的灾难。姜戎的《狼图腾》、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以及国内诸多关于山林河海的写作,都饱含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忧思,探寻着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近年,袁凌的非虚构著作《汉水的身世》,通过作者长达八年的行走和考察,记录河流改造、大坝建设等对汉江流域的巨大影响,书写鱼类生存困境、水文节律变迁以及沿岸居民的搬迁故事。“每当我在遥远的异乡打开水龙头时,都会有一种感恩和歉疚。我需要为它写些什么,记录它悠久的生命和变迁,记录它眼下为整个中国的付出,记录下它是怎样一条伟大的河流。”袁凌是一位深情的记录者,笔触带着对河流的感恩与歉疚,把汉水作为一个有恩于人类、正在受伤的生命体来对待。在这里,河流的生命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的观察、感受和思考来呈现的。

  我们不妨做一个设想:倘若瓦尔登湖本身是具备独立生命的主体,那它和梭罗之间又会形成怎样的关系?可能,文本便不会只有梭罗单方面的凝望与感悟,湖泊同样拥有自己的感知与存在。同样,如果汉水拥有属于自己的人格,那么它和记录者袁凌的关系,可能也会从单向记述转向双向的彼此照见,整个叙事形态也会相应发生巨大转变。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回到《活水》的文本叙事中。

  首先是叙事视角发生了反转。“水在诉说”,河流从一个被观察的对象变成对话主体,拥有自己的生命节律、伤痛记忆,它会经历涨水、枯涸、休眠、受损,也拥有自我复原的力量。作者不再只是一个记录者,而是一个谦卑的拜访者和倾听者,不再是单纯的“人去观赏河流,记录河流”,而是人与河流相互观照。由此,文本内部形成了一个平等的对话空间。有研究者把这种叙事方式称为“超人类视角”,意指拒绝把自然仅仅作为一种资源,而是在承认自然有自身的灵性、权利和生命历程的基础上展开观察与思考。

  视角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也带动了文本语言的转变。因为河流也是主体,语言就不能再像对待客体那样对待它。作者通过转换代词、改变语法等手法,形成持续流动、不断汇入的感觉,“语言本身也河流化了”,读者由此沉浸到河流的动感和连续的时间感中。

  作者在考察河流获得法律主体地位的历史过程时,也用了相当一部分篇幅讨论如何使用语言的问题。作者很少使用“水源、航道、资源”这样主要从人类需求出发的词语,甚至用了“灵”这样的感性词语,读的时候几乎能够感受到河水的呼吸和生命灵性。在英文原文中,作者特意用通常指代人的代词“who”,而非指代事物的“which”来称呼河流,以此消解把河流物化的惯性表达。这样的语言极具实验意味,或许也会产生诸多争议。但是,当自然不再只是被描述的“物”,而是拥有动作、呼吸和意志的叙事主体时,读者对河流的感知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与此同时,文本的叙事时间和结构也获得了历史性和共时性的存在。文本内部有双重时间:一重是人类的社会时间,行走、采访、法案、大坝、污染、抗争等,是当下的存在;另一重是河流自身的漫长成长,那是远早于人类诞生就已经开始演化的无尽岁月。作品以考察家门口白垩溪的生命诞生及不断受伤为起点,再去厄瓜多尔、印度、加拿大,记录不同地域河流的生存境遇,最终,重又回到白垩溪,完成叙事的闭环。书中这样描写历经磨难的白垩溪:“它呼吸,它受伤,它尝试愈合”“它不向我诉说我的苦难,它只诉说它自己的”“它还活着,虽然它已经十分脆弱”,这些叙述在叙事层面跳出了人类将自然作为情绪镜像的传统书写范式,河流的生命体验、痛苦、生与死,首先归属于它自身,而不是作为人类情感的投射物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活水》取消了人类的伦理回应,恰恰相反,正是当河流的痛苦不再被化约为“对人类有用的损失”时,人类的歉疚才不再是一种自恋式的感伤,而成为一种面对另一个生命主体的、有具体对象的伦理态度。

  这也触及非虚构写作与现实的关系:非虚构不只是客观呈现、记录已经发生的现实,更在于通过新的认知框架去发现此前未被看见的现实,它的广度、深度与你对世界的认知相一致。《活水》的“发现”在于,它让读者看见河流作为生命主体的存在方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想象一种人类生命和非人类生命平等共存的新契约,想象新的语言形态和叙事方法。

  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内部一直有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共生的思想资源。天台宗“无情有性”的哲学命题,提出山河草木皆自有佛性,启发人们思考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突破了灵性专属于人类的认知边界。古典诗词中也有大量物我两忘的书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山水草木循自身节律自在运行,人与自然达成彼此相融的状态。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万物有灵、物我相融的观念,在审美与心性意义上为我们理解河流的主体性提供了思想资源,麦克法伦的书写则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一种从伦理感知走向制度建构的想象。

  《活水》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学,它更多指向一个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人类与自然到底该以何种关系共存于世界?当新型科技、巨型社会工程日益深刻地影响社会发展,当河流乃至整个大自然仅仅被我们视为可以认识、利用和改造的客观对象时,我们所造成的创伤究竟有多深、有多远?或许,最终,人类将真正变得孤独,慢慢失去所有温暖的、细腻的、属于这个世界灵性的那一部分。

  正如书中所引用的诗句:我们都有一条在呼唤我们的河。但愿我们能找到那条河,去倾听和感受他/她的故事和他/她的生命律动。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9日 11版)

[ 责编:丁玉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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