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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理论道】
作者:姜昱子(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投资于人”,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提出的重要理念。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作为重要战略部署。“投资于人”既是对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深刻回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新时代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其贯通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与文明建设等多重维度,使中国式现代化在“见物”的同时真正“见人”,具有多个层面的价值意蕴。
理论价值: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逻辑。“投资于人”在理论层面的意义,在于其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为何投资于人、为谁投资于人”作出的不同于资本逻辑的回答。西方主流人力资本理论以资本增殖为核心导向,将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视为可带来预期收益的资本形式,这一分析框架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其内嵌于资本关系之中,顺应资本主导下的异化逻辑,仅把人视作生产要素和资本增殖的载体,从而使人的发展从属于经济效率的要求。与之截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投资于人”,不是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简单接续或扩展,而是立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承继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突破了把人仅仅当作生产要素的狭隘视域,明确把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实现和福祉提升作为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这一根本区别,彰显了价值论层面的迥异。“投资于人”意味着,物质增长、资本积累、经济效能是人的发展的支撑性条件,而绝非凌驾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上的目标。由此,发展的评价尺度从单一的产出与效率指标,转向全体人民的生活福祉、素养提升、精神丰盈、能力拓展等方面。这一转向要求将资源配置的逻辑从“物本”转向“人本”,既承认人的能力提升对物质生产实践的客观推动作用,又把克服人的片面化生存、培育完整的社会关系纳入投资的内在价值取向,使投资活动真正服务于人的主体性的生成。
经济价值:以人力资本积累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投资于人”的经济意义,在于其校正投资结构中“重物轻人”的偏向,使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相互协同、相互促进。传统要素驱动模式依托物质资本规模扩张实现经济增长,其在一国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尚不完善的阶段具有历史合理性,但随着物质积累达到一定水平,其边际收益递减的特征便逐步显现。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资料只有同劳动者的劳动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脱离人的现实劳动,再先进的机器设备也只是静态的物质存在。这一原理在智能装备广泛普及的当下同样适用。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其中劳动者是最活跃、最能动的主体性要素,劳动者的能力发展本身就涵盖体力、智力与创新素养的更新。技术设备、数字平台等物质条件,唯有依托高素质、创新型劳动者的能动运用,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效能。在此意义上,“投资于人”意味着通过教育、健康、技能培训等的持续投入,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动力源。同时也要看到,人力资本投资要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与产业需求结构、科技创新体系形成适配。为此,应围绕教育、医疗、科研等优化物质资源配置,依托产业平台和先进设施为劳动者提供技能更新与作用发挥的条件,使“投资于物”更好服务人力资本效能释放。
治理价值:从“事后应对”转向“源头赋能”。“投资于人”在社会治理层面的价值,体现为治理逻辑的前移,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而人的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是相互制约、不可割裂的统一过程,个体的生存发展状态直接映射为整个社会的治理秩序,社会治理的效能终究要落脚于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在生存保障、健康维护、基本能力培养等环节提供普惠性支持,发展失衡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就不能从根源上化解。“投资于人”以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民生制度安排为基本载体,通过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补齐城乡、区域、群体人力资本短板,保障不同群体获得发展机会和权利,以全体人民能力的普遍提升筑牢共同富裕之基,以治理参与能力提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推动人民群众从发展成果、治理成效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社会公共事务、基层治理格局的主体性建构者。由此,“投资于人”将民生保障与能力提升内置于发展过程之中,使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共同富裕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的制度条件,也使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预防”,人的全面发展本身成为社会稳定的最深厚基础。
文明价值:在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统一中守护人的主体性。“投资于人”的文明意义,需要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理解。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不仅可以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以保证他们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物质财富是文明发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自动带来人的精神发展与人格完善,这是西方现代化进程反复呈现的现实困境。进入数智时代,在算法规训、流量逻辑下,人的注意力、多元个性等被数据化、可计算化,主体性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投资于人”,通过公共文化供给、教育涵养与价值引领,提升人的精神素养,使个体在技术环境中有能力保持判断、选择与创造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文化精神培育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统一载体,是联结个体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的精神纽带。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原子化疏离、公共精神弱化等问题,本质上是个体本位膨胀、社会共同体精神断裂的时代症候。“投资于人”通过公共参与、文明实践与共同体建构,有助于将公共责任与集体理性转化为个体自觉实践,使人的发展与社会联结相互支撑。由此,既守护每个个体在技术时代的价值尊严,也为社会共同体的精神凝聚提供持久根基。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20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