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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作者:王卫平(苏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家训是家族长辈通过书面形式对族人后辈的教诲与训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渠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家训的形式、内容等既沿袭继承传统,也会因时而变。在家训文化繁荣的清朝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导致各类问题频出,家训的表述方式与内容由此发生转变。从这一角度而言,清代家训族规成为社会治理的助力,发挥了特殊历史作用,这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体现得尤其明显。
明清时期家训表述方式的变化
作为一种特殊的训诫文体,家训在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有家范、家诫、家规、族规等众多名称,进而导致其文体表述方式异常丰富。但不论名称、文体如何多变,在明清以前其表述方式大体以说理规劝与正面引导为主,少量的“不许”“禁止”等条文被淹没于说理文体之中。
自唐宋时起,一部分家训向着家规的方向分流,即在家训中规定了对违背者的惩罚办法,如北宋包拯的遗训中要求“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不过,这些家规仍以说理与正面引导为主,所谓的惩罚性规定是对子孙族人为人处世、修身齐家的一种威压手段。
大约从明中后期开始,家训的表述方式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即禁戒类表述不断增加,相较于以往家训家规的泛泛而谈,越来越具有针对性。较早反映这种变化的家训,如明代万历年间福建莆田人郭应聘所撰《郭襄靖公家训》,从立身、处世、德行诸方面对家人提出严格要求,虽然这些要求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中“戒营利”“禁停葬”“省宴会”“杜戏剧”“儆僭逾”等条,应该是针对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兴起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而作出的规定。再如河南宁陵人吕坤,感叹“一宗一族之人,多是名分尚存,而人情不相洽”,撰有《宗约歌》85首,阐述了做人治家、孝亲教子等应遵循的规范,是一种以诗歌为体例,专以劝、戒为表述形式的家训。
进入清代以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以劝、戒、毋、禁为小目的禁戒类家训数量增多。清初曾任温州知府的奉天开原人刘德新撰有《余庆堂十二戒》,针对人伦日常与社会流弊,对子弟晓以“祸福利害”,提出十二戒,即戒妄念、戒恃才、戒挟势、戒怙富、戒骄傲、戒残刻、戒放荡、戒豪华、戒轻薄、戒酗酒、戒赌博、戒宿娼。浙江人张文嘉辑《重定齐家宝要》,以“诸儒规训”教育子孙,提出“五戒”说:戒游、戒博、戒饮、戒斗、戒逸。乾隆年间任长乐知县的福建同安人黄涛辑有《家规省括》,是辑录“往古修齐懿训”而成的家训,其卷三列有戒放利、戒忿讼、戒骄盈、戒豪饮、戒淫欲、戒赌博等。以上所举,涉及南北多省,且其所戒大多与做人有关,仅有少量的针对社会流弊。而多地、同时、多个家训出现禁戒训言,说明家训的表述方式确实发生了变化。
与上述各地家训的分散、零星表述不同,在当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禁戒类家训较为集中地出现,如苏州地区的东山沈氏《迩言家训》、吴县《潘氏家训》、洞庭《凤氏家训》、夫椒《丁氏家箴》、吴县《徐氏家训》、苏州《王氏训戒》、昆山厚庄《王氏家训族规》、昆山砂山《王氏家训》、虞山《史氏宗规》、沙洲《孙氏家训》等均有禁、戒之条,且其所禁所戒相对集中于赌博、争讼、奢侈、停棺不葬等方面,显然是与这一时期社会问题比较严重密切相关。苏州吴县许氏家族子弟或耕读、或商贾,是一个典型的平民家族,约在明代后期撰有《起文公贻谋八则》,包括祭祀、丧葬、周给、教子、婚姻、戒优妓、禁斗讼、节饮宴八个方面。清代以后,其后人许永镐在康熙年间增加“戒赌博”一条,据其所述原因,则与当时的赌博甚于往昔有关,所谓“尚有‘戒赌博’一事,昔年犹未若今时之甚,故大父未经指出,永镐不揣荒陋,增‘戒赌博’一则于后”。可见,江南家训中有关社会问题的训词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些问题往往成为官府重点治理的对象,而地方家族也都响应官府号召、迎合官方意图,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官府实现社会治理的有力臂助。
家训族规推动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
清代有观点认为,“夫家国一理,齐治一机也。故家之有规,犹国之有法”。家族参与社会治理是全方位的,而编撰家训族规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所谓“家规者,一家之规矩,与国法相辅而行,祖父作则于前,子孙训行于后。官府之所治者治之,官府所不及治者亦治之,故家规立,则国法可以不犯”。家族治理是国家治理的起点。苏州《王氏家训》在告诫子孙“以节俭为家规”时有言,“任人奢侈,我自节俭”。如果每个家族都能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些恶俗陋习将会最大程度得到遏制,更何况家训族规本就具有传播功能(如《了凡四训》《治家格言》等),好的家训族规往往会被其他家族模仿或照搬,如苏州《吴县潘氏家训二十四则》大多被《洞庭凤氏家训三十则》吸收。而家训族规的社会治理方式,也有轻重之分,约可分为劝诫、禁戒、惩罚三种情况。
所谓劝诫,是指家训以正面引导为主,通过说理的方式劝导族人子弟立身处世,典型者如昆山朱柏庐《治家格言》。而针对社会上的恶俗陋习,这些家训也是剖析利弊,谆谆教导,以理服人,并不作强制,全看族人子孙的自律。如《吴县潘氏家训二十四则》中有“毋赌博”条:“有害而无益者,凡非分内之事,皆不可为。而害之最甚者,莫如赌博,尤足以败常乱俗,甚至资身无策,不为盗贼,则为饿殍。凡我子孙,士则务读,农则务耕,勿效愚人,为此恶技。”其中指出赌博是“恶技”,有害而无益,带来的后果不仅“败常乱俗”、危害社会,其本人也会“资身无策”、成为“饿殍”,甚至可能沦为盗贼。苏州《张氏家训》列有“息争讼”条:“吾窃怪夫世之好讼者,纷纷也。或因小耻而起讼端,或因微利而成讼事,甚至有奸诈之徒乘势煽激设计挑唆而逞一时之忿者,辄欲取胜于当官,要皆始于争之一念也。抑知缘小耻而争讼者,对质之际受其罗织骂詈之言,跪拜之间自为卑污苟贱之态,纵使雪尽前耻,今之为耻反甚矣,讼果可雪耻乎?因微利而争讼者,干证成群,出门即须供给吏胥无算,入门辄要需求,纵使尽复前利,所得不偿所费矣,讼果可得利乎?即使有十分不平之事,亦惟邀同戚族,公平曲直,调处其间,彼此涵容,互相忍让,此弥争讼之要诀也。宜细思之。”讼事大都起于小耻、小事,也有因听信讼棍等人的挑拨之言而兴讼,讼事一起,非但不能雪耻得利,反而破财受辱,因此要求族人子弟听从族党调处,彼此包涵忍让,认为这才是弥息争讼之要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众多家训中,正面劝勉、劝诫一类的家训占到绝大多数。
所谓禁戒,指家训中明确表示反对态度,禁止族人子弟从事某方面的活动,从而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表现在家训条目中,大都带有“禁”“戒”等字眼。如东山沈氏《迩言家训》分为修身类、伦纪类、治家类、货殖类、戒类、禁类六大类,其中戒类包括戒醉、戒淫、戒赌、戒怒、戒听谗、戒讼、戒入异端、戒忏醮、戒食牛驴、戒食犬、戒食河豚、戒戏谑、戒稚子窃取十三条,禁类包括禁演戏、禁合十兄弟、禁师巫、禁妇人烧香、禁三姑六婆、禁弃五谷、禁弃字亵书等方面。《苏州王氏训戒》分为“家训类”与“家戒类”,后者包括戒忤逆、戒争讼、戒嫖赌、戒朋党、戒奢侈、戒懒惰六条。尽管戒条仍以说理为主,但从“可不戒哉”“断不可入”“尚其戒之”一类用词,可见语气程度较之劝诫一类要严厉得多。
惩罚是对不遵家训的族人子弟最为严厉的处罚方式。对于族中不肖子弟,不少家训族规中都立有明文,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惩处。一些家训族规对于处罚方式的记载较为笼统,如绍兴《山阴州山吴氏族谱》所收康熙年间续编《家法》中有关赌博的惩处:“赌博之禁,律例甚严,近蒙官府痛加禁约,然犹有禁之不止者……今后尊长宜严率子弟,各务生理,毋得纵容赌博,如有犯者,不分亲疏长幼,即便具首以凭责罚,知而不举,罚并及之。”再如同治年间萧山翔凤《朱氏宗谱》卷二《家则》十条:“第五条,和乡里以息争讼。家训云: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诚笃言也。如族中有因口角细故及财帛田产,至起争端妄欲涉讼者,家法必先禀明本房房长理处,或理处不明,方许伊赴祠禀告祖先公议,别其是非,令其和息。倘背家法擅自涉讼者,议责,以戒好讼。或与异姓人争执,意欲涉讼,亦照此议行。”至于具体的“责罚”方式并不清楚。但也有不少家训记载相对明确,具体方式约有以下几种:
一是进行口头训斥,严重者甚至施以体罚。昆山砂山《王氏家训》中规定:“赌博、纵酒、斗殴、游手好闲,坏身家者也。健讼、欺诈、刁钻、绰闲事管,坏心地者也。有如此者,必共唤入祠中,训斥之。不改,则共请该尊长痛责之。仍不改,则告于祖,而注之谱中,使后来子弟知戒。”《昆山王氏荫槐公家训十四条》对于赌博明令“禁绝”,如有“子孙犯此,以不孝论”。对于一些较为严重的行为,亦可能通过体罚达到惩戒目标。如《毗陵长沟朱氏祠规》有对越告兴讼者和参与赌博者分别予以“责三十板”“重责四十板”的规定。萧山沈氏《宗约》中对于在宗庙内“赌钱、耍拳、踢鞠、抛砖打瓦”等违反规定者,处“重责三十板”的体罚。
二是罚款。康熙年间,鉴于社会上赌博风气盛行的现实情况,吴县许氏家训中增加“戒赌博”一则,要求父兄担当教育子弟之责,并规定:“当立一罚规,犯此者,或罚银若干,助入公祠;或押至公所,严加戒饬。”
三是不得参与族中事务,取消相关待遇。湖州《荻溪章氏三修家乘》第一本《族规》十二则中,自认为宗族管理谨严,对于犯有“最易玷辱家声”的聚赌之人“公议摈祭,立改者免,不改而甘罗法网坏家风者黜”。初次参与赌博者,族中摈斥其从事祭祖之资格,倘能立即改正,即可免除处罚;屡教不改者则会加重处罚。同时规定,凡遇同族争闹不能和解之事,“当先遍告族长、支长,代为剖析曲直。倘不诉知尊长径自控官者,无论曲直,凭族长、支长传至祠堂,重责并摈祭若干年,以为逞忿好讼者戒”。争讼的处罚与赌博大致相同。再如嘉兴《姚氏家乘》有《义庄赡族规条》:“如有游荡败家、不安本分或包揽词讼而曾经犯案”等情况的子孙,“理应出族,均不准给,若曾经给领,即宜扣除”,即扣除义庄给予的福利待遇,并开除族籍。洞庭《席氏世谱载记》卷十二《义庄规条》也有“应给男女口粮,如有作奸犯科或崇奉异端,有实据可证者,本人扣除不给”的规定。
四是逐出祠堂,革除族籍。镇江《京江赐礼堂戴氏重修家乘》卷一《祠戒》中严戒“酗酒斗讼”之事,认为争讼无好事,“盖忿争兴讼,扰害平民,至于性命不保亦往往而有之”,同宗之人如遇纷争,“可邀同族众理质”,何至兴讼?为此,族中主事之人“与族人约,从今以后,如有恃强好讼之人,无故与族人结讼,合族人等押入祠中,当祖宗前数其罪而责之,严加惩治,以警凶暴,如不知改,即革出祠堂”;对于“赌博游荡”者,亦由“合族人等公同押入祠中,尊长按罪责惩。如不改前非,即革出祠堂,禀官处治”。常州《蒋湾桥周氏续修宗谱》卷一《家规》规定:“少年子弟,嫖赌奢华,务所深戒。……至于彻底而不悔,甚或无所不为,羞祖辱宗。倘有此辈,族众公议逐出。”
五是送官究处。常州《毗陵陈氏宗谱》卷一《家规》十七条中有“族中宜禁嫖赌……有其犯之,虽强必治,初戒再责,三犯首官”的规定。嘉兴姚氏《义庄赡族规条》,对于族人中有“游荡败家、不安本分或包揽词讼而曾经犯案”等情况者,扣除福利补助,而碰到受罚者“持强滋扰”的情况,“先请族长治以家法,倘不遵凛,送官究办”。萧山朱家坛《朱氏宗谱》卷二《先哲遗训》规定:“如有浪荡好闲、嫖赌偷窃,初则兄长劝勉,喻以大道,继则祠堂惩戒,令其自新,若怙终不悛,据实送官出族。”
中国传统家训族规至明清时期而趋于盛行,尤其对社会问题具有较强针对性的禁戒类家训族规大量涌现,表现出协助官府治理社会的积极态度,而这种情况在因商品经济发达而致社会问题频发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与既往家训以说理方式正面引导族人子弟立身处世所不同的是,很多禁戒类家训族规融劝诫、禁戒与惩罚于一体,在反映清代江南地区社会问题较为突出这一历史事实的同时,也说明众多家族响应政府号召、通过制定家训族规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态度。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传统社会中,家训族规往往与国家法律同视,所谓“故家之有规,犹国之有法”,清代的家训族规对于族人子弟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在当时的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23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