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宗刚（中国科学院江西省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

　　田野里、公园内、房前屋后、街道两旁，低矮的苔藓、常绿的蕨类、高大的松柏、质朴的庄稼、顽强的杂草、绚丽的花卉……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蕴藏有无比丰富的植物。而公众对植物学家如何研究这些植物，则不甚明白。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馆长张宪春偕同陈莹婷、杨志荣共同完成《台纸上的植物世界》一书，可为大众解决这些疑问。

中科院植物所搜集的观光兰植物标本 科普出版社提供

　　关于植物如何成为馆内标本，大概会经历这样一个历程：首先是植物采集家深入野外，在崇山峻岭之中，采得各种植物，即植物的茎叶、花果，当晚将其压制成型，运回至标本馆。经过烘干、消毒后，将标本用针线固定在台纸上，入藏于标本柜中，供专家研究鉴定。标本上记录有采集地点、时间、采集人等，有研究鉴定者所书写的植物的拉丁学名、中文名、鉴定人等，有些重要标本还附上研究文献信息。《台纸上的植物世界》选择标本形成过程中的一环“台纸”命名书名，实是向读者展现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完整过程。

　　本书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260万余号标本中，精心挑选出50种现存植物标本和5种化石植物标本，每种以一页作文字介绍，加附植物标本照片。所选标本背后均有缘由：或类群发现采集曲折，或研究鉴定复杂，或地理分布独特，或观赏价值独特，或药用价值独具。无论哪一方面，总有一段佳话值得流传。书中以纪念植物学家而命名的植物有：陈焕镛为纪念中国大规模植物采集第一人钟观光而命名的观光木，中科院为纪念先贤胡先骕而命名的先骕兰。植物分类学还是一门历史学，其标本经不同学者研究之后，根据命名规则，对学名可以予以修订。或者一个类群经多人研究之后得以确定类属，如书中列举的金花茶、峨眉，拟单性木兰。

　　笔者非植物学专业出身，忝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植物学史获读此书，收益良多，不仅进一步认识了各种植物，还获悉许多关于植物背后学人的故事与友谊的见证。

　　如苔藓植物红叶藓命名者陈邦杰。他是中国苔藓植物奠基人，不仅其本人研究有成，被中科院植物所聘为兼职研究员后还开办苔藓植物进修班，培养了吴鹏程、黎兴江、高谦等中国第二代苔藓植物专家。书中对他学术小传的介绍，也呈现了植物学在我国开设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历程。陈邦杰1907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28年入南京大学植物系，在钱崇澍、裴鉴引领下投身于苔藓植物研究。1932年毕业后就教于重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曾独深入川东、川西等地大山采集苔藓标本。1936年赴德国留学，以三年时间完成《东亚丛藓科研究》，获得理学博士论文。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创设生物系，率领学生广泛采集苔藓标本达4万多号，并撰写完成《中国藓类植物属志》巨著，奠定了中国苔藓领域研究的学术基础。

　　秦蕨属乃英国蕨类植物学家霍尔通为纪念植物学家秦仁昌，而以秦姓命名的金星蕨科植株最为高大的一个属。溯及缘由，需回到上世纪60年代。彼时中国尚未与多数西方国家建交，但还是有一些西方学者主动要求来华访问。1963年10月，时任新加坡植物园主任的英国蕨类植物学家霍尔通即将卸任，将要返回英国。临行之前，他要求访华，并拜见秦仁昌。在京期间，霍尔通参观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并作了关于英国皇家植物园概况和马来亚半岛植物情况的报告。此行霍尔通与秦仁昌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友谊，秦仁昌还陪其游览了颐和园。其后，霍尔通在研究中，发现一新属，为纪念挚友秦仁昌乃将此属命名为“秦蕨”。在该篇中，编著者还对秦仁昌学术历史做了记述与精当的评价。

　　刘氏荸荠的命名，是为纪念中国植物分类学另一位奠基人刘慎谔。刘慎谔出生贫苦，少年时经家人资助和自身努力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完成了高水平的论文，获理学博士后回国。在担任北平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时，招贤纳士、培养人才，尤为感人的是他经新疆、西藏而入印度采集植物标本的经历，追求科学与探险的精神令人敬佩。关于刘慎谔在西藏的行程，有学者曾撰“刘慎谔生平与贡献”一文，作了这样的记述：“刘慎谔自从1931年随中法西北科学考察团离开北平之后，因交通不便，邮路不通，除了由新疆托人带回两箱植物标本之外，一直没有消息。所里同事们都非常惦念他，有的人以为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甚至张罗追悼仪式。直到突然接到他由印度来电报要旅费，大家才放心。”他只身一人，与院所方面没有联系，在人迹罕至的高原深山之中，采集植物达一年之久。这样的记述，被赋予了许多传奇色彩，果其如此，则艰难之程度，有让人难以想象之处。其实不然，首先，本人在十年前曾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查阅北平研究院档案，据之撰写《刘慎谔西北科学考察考》一文，得出刘慎谔考察不是独自一人，而有一瑞典人那林一直与之同行；其次，刘慎谔在考察途中，并未失踪，而是与院、所皆保持联系。今《台纸上植物世界》仍采旧说。其实，认清这些史实，丝毫不减后人对刘慎谔的敬佩之情。在交通不便，民族关系复杂，社会环境混乱之时，刘慎谔为探索科学，不畏艰难，甘冒生命危险的探险精神依然令人景仰。

　　该书在《分类学的先驱》一文中刊出刘慎谔的照片，却没有关于其生平的简要介绍，似可补述这样一段：刘慎谔对中国植物学主要贡献在于1929年创设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该所创建不久，即因抗日爆发辗转至陕西武功、云南昆明，战争结束又在北平复员。1949年11月中科院成立，乃将刘慎谔领导的研究所与胡先骕领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组合，成立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即今日之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本书出版之时，恰逢植物所成立90周年，如将书献给研究所，这段文字似不可或缺。

　　书中标本照片，均以标本扫描而成，纹理清晰，层次分明。书本彩色印刷，开本适中，使得图片标本宛若就在台纸上一般。书中在记述秦仁昌对中国植物学贡献时，曾论及其于1931年在欧洲访学时，拍下1.8万张中国植物标本的照片，为中国学者研究和鉴定中国植物、建立自己的标本室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些黑白照片虽然清晰，但还是无法与今日通过扫描所形成的照片相比，科技的进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便利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当下，中科院植物所标本馆已将秦仁昌所拍摄的标本照片及搜集到的各类自然环境中的植物照片、全国各大标本馆标本照片全部上线，向社会开放，供公众免费查询。无论专业学者，还是业余爱好人士，都可受惠。据我所知，北京有位中学生爱好植物分类，多年来得到国内外分类学家和标本馆工作人员的帮助，居然对天南星属植物有深入的研究，在国际天南星会议上得到最佳报告奖，此即是标本馆向大众开放，鼓励公众增强科学素养的成功个案。

　　一份份台纸上的标本，背后有太多的历史故事，俨然如同一件件文物。因篇幅所限，书中能做到的仅是言说大概。或者是本人有痴好，对未能充分展示之信息略感遗憾。如对人物的介绍，范围仅是已去世的大家，在世者则极少。又如标本的选择，没有以历史丰富性为标准。也许这些均非不足，不会影响一般读者欣赏与阅读此书，了解浩瀚与博大的植物世界。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19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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