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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军特点及其得失看宋朝“武绩未振”

2019-01-21 03:05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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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览宋朝历史,文盛武衰可谓其突出的时代特征,如南宋学者吕祖谦评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史》卷434《吕祖谦传》)在中国历史上,宋代虽然经济、文教空前昌盛,并且域内的统治秩序也相对稳定,但与此同时,其在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中却出现长期被动挨打局面,北宋、南宋先后都亡于边患。这种呈现显著反差景象的格局,亦如元代史家所评说:“宋恃文教,而略武卫。”(《宋史》卷493《蛮夷—·序》)而若对其成因细加考察的话,不难发现宋朝的治军特点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值得深究。

  1.宋朝的过度制衡原则与治军特点

  众所周知,脱胎于五代兵变建国的宋朝,为了重建国家秩序并维护统治稳定,充分汲取以往多年军阀战乱、皇权沦落的教训,厉行强化中央集权。为此,宋朝在制度设计上刻意推行分权制衡的原则,力求防患于未然,宋人即称“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如对最高中枢机关实行分割,以宰相掌管最高行政机关的中书(后改称三省),由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负责最高军务的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宋史》卷162《职官二》),互相牵制。与此同时,宰相与枢密使通常各设二名,其下又分别设置多位副职,使参与决策的宰执大臣扩大至十人左右,就此抑制了臣僚专权局面的出现;再如对于较为重要的中央机构,多重叠设置,在地方大区的路级建制分立多个平级机构,互不统属,在州郡一级则特设通判一职,与知州并列等等,以彼此掣肘分权;又如实行官职与差遣分离的制度,将原本大多数官职虚化,仅保留其不同官阶与俸禄的标志,而使用差遣的方式委派官员掌管各级机构的事权,史称:“诸司互以他官领之,虽有正官,非别受诏亦不领本司之务。”(《宋史》卷169《职官九》)“六部名存实亡,诸司纪统不正。”(吕乔年:《丽泽论说集录》卷9《门人所记杂说一》)实行这种名实脱节的规制,显然有利于随意调动人事,使官员难以久留其位,也就难以坐大势力。还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宋朝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监察系统的功能,对百官队伍进行监督、约束,即使高官大臣也往往有所忌惮,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显得非常突出。如北宋中后期御史刘挚所说:祖宗以来,大臣若触犯公议,一有台谏弹劾,则无人能安其位而不去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诸如此类分权制衡原则的表现,在宋朝不一而足。

  宋朝制度设置上普遍存在的制衡原则,在军事系统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可谓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概括而言,其主要内容有:其一,对最高军事决策权的切割。在宋朝大多数时期,朝廷凡遇军事决策,一般由中书、枢密院大臣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