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土》和《凿空》之后，作为小说家的刘亮程面临两种选择：是将《虚土》《凿空》里的散文痕迹祛除得更彻底，更接近时下小说家们一致认可和追求的“讲故事的人”，还是坚持在自己的路上行走，成为一个更具鲜明风格标识的小说家？《捎话》让我意外的是，他走了第三条路，即把自己变成一个在艺术上冒最大限度的风险、甘愿处于极端状态的小说家，营造一个将小说、散文、诗、戏剧、神话、民间传说等多种元素集中调动，汇聚成一个其他人不可能拥有的小说世界。

　　这是一部关于语言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声音的小说，说得书面一点，这是一部关于媒介与沟通的小说。但这一切都是呈现的结果，其时空是一个想象的世界，是历史之外的虚构。它或来自某种神话，或本身就是作者创造的某种神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四处充斥着声音，人声、驴鸣、狗吠、鸡叫，它们各自以自己的能量在世界上存在着，没有人能看得见，却颇有秩序。在《捎话》里，声音是有形状、长度、颜色和速度的。语言是行走的，速度比人快。语言是武器，可以攻城拔寨，直接致命。小说以人物“库”和一只小母驴“谢”为主角，贯穿全篇，展开一个看不见却无比紧张的语言世界。

《捎话》译林出版社二○一八年十一月出版

　　在《捎话》里，有两个势不两立的王国，即毗沙和黑勒，它们有着互不相通的语言。“库”是可以依靠语言天赋，依靠“翻译家”身份游走在两个国家之间的人物。而两个国家的驴，却并未因为人类的文明、语言的隔膜而无法沟通。两个互不相通的世界里，驴可以通过嘶鸣互相对话。“捎话”可以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职业，将一切对立和隔膜消除，实现有效沟通。当“库”牵着一头驴出发时，得到的指令是把驴“当成一句话”。语言是分裂世界的黏合剂，是在不可能被认知的状态下紧张地运行，它改变了世界，而人们却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

　　《捎话》拥有人、牲畜、亡灵三重世界。小说强调了这三重世界的互不相通，同时甚至更加强调了互相重叠、交叉与分裂的过程。驴成了一切皆通的媒介，它既可以知晓“库”的一切言语和举止，也能看见鬼魂的行踪，而“库”的能力是受限的，他就不懂驴的语言。

　　从艺术上讲，《捎话》具有长篇小说在结构上的成熟要求。小说的故事线索、人物关联体现出作者长期的深思熟虑和巧妙构想，人、兽、灵三种行动主体各有小说意义上的分工，也有严格把控的独立与交叉，纷繁但有致，肆意而小心。小说性在其中是一种自觉要求。在保持小说性的同时，《捎话》追求小说故事的流动性，到处是别出心裁的高密度穿插。小说语言在保证故事推进力度和完整性的同时追求诗性风格。诗化语言特别表现在对人与兽所持“语言”的形容与比喻上。语言是有形状、长度、力度的。看不见的语言在作者那里却是可见的，甚至可以物化。人的语言千差万别，毗沙和黑勒的语言不一样，除此之外，人类还有许多种语言，不通是共同的特征，而“库”是唯一能听懂所有语言的翻译家，在人类语言的掌握上，他是全能的。而驴的语言是一样的。

　　将声音物化，在《捎话》里并不是比喻，而是一种形态的表达。究竟是谁有能力看到声音变成了可触碰的固态？是小母驴“谢”，有时候也是叙述者的直接表达。因此在小说里，不可见的叙述者最强大。驴鸣声多了，就变成“无数道彩虹架在夜空”，而且“万道驴鸣的彩虹拔地而起，跨过消失的城墙”。还有“风将声音拉成一只鞋形”。有形状的声音还有颜色。彩虹本身就是颜色，“红色驴鸣”在小说里出现多次，而人的声音是“土黄色的”。声音在动态中体现出长度，“世上的路都是驴叫声量出来的”。

　　小说中有很多妙喻，简直分不清是作者的发明还是从民间得来的，总之会心处甚多。如“驴见面不问年纪，问蹭倒几堵墙。”“在城墙上听驴叫犹如目睹繁星升空。”小说中还有一位人物说过：“我害怕一旦我学会了别的语言，就再也回不到家乡了，我会在别的语言里生活，乐不思归。”读来让人会心。我想起前不久陪作家王蒙回他的家乡河北南皮。回到家乡的王蒙一直用南皮话与亲友交流，乡友们感叹他对家乡的深情和语言天赋，王蒙则讲了家乡方言的意义。他说，家乡话让人有一种父母双亲还在的感觉。可见，语言和故乡的关系，跟一个人文化根基即所从何来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读《捎话》让我想起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在那部小说里，散文诗的笔法，让动物和植物说话，特定地域的民俗风情，不可替代的民族民间艺术，奇异的描写，令人感佩。就艺术追求和创作才华而言，《捎话》与之有相似处，在品质上也绝不逊色。不过，二者的区别在于，《我的名字叫红》是有具体地理方位的，伊斯坦布尔就是中心，也有明确的历史时段，在无穷的想象和诗意的描写中，国家、民族、历史的指向是明晰的。它既有溢出历史的章节，但总体上还在历史当中，同时小说还有当代故事框架，有着爱情、侦探等通俗小说要素，由此构建了一个多维空间。这部小说不极端也不绝对，可以在不同层面的读者中流传。

　　可以说，当代小说，无论中外，特别是在中国，正处在传统小说观念和现代小说叙事共存的时期。有时候它们在打架，有时候它们在互补。但相融带给小说更多的意味和复杂性，更能吸引不同层面的读者共同关注。

　　《捎话》的笔法，是刘亮程的原创。他是诗人、散文家出身，有着在多民族地区聚居的经验，受民间文化艺术浸润日久，对自然有着天然的敏感。当下的不少小说家纷纷转向“讲故事”，满足于浅表的故事和简单的主题，放弃应有的美学抱负和艺术理想，以为写了现实中的故事就是现实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当代小说亟待出现在艺术上有独特追求的小说家。刘亮程的努力令人感佩，《捎话》比《虚土》和《凿空》走得更远。《捎话》里的荒漠、戈壁、胡杨林等意象，或许可以让人想到与作者生活相关联的地域场景，即与“西域”有着“隐约”关联。但这些在小说里没有突出的标识作用。在保证作者奇崛大胆的想象和诗意、夸张、超现实的描写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下，我个人倒是觉得，也许这样的小说还可以多一些与现实人生世界相关的内容或元素。这既是一种叙述上的策略，可以扩大读者面，也考验着作者超验的能力，即如何更直接、更大量地与现实对接，并碰撞出奇异的火花。那或许会使小说更具意味，也符合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西方当代小说，特别是南美魔幻现实主义，并不那么深不可测。中国作家的创造力绝对不输给他们。

　　流行小说的外壳和包装，严肃历史的介入，烟火生活的穿插，民族民间文化的独特标识，诗意化的笔法，强大的叙事能力，深邃的人生与哲学思考，这些要素在一部小说里同时出现、相互交织，或许更考验创作者的综合实力。如果处理巧妙和足够称奇，就更能吸引读者的眼光，提高小说的传播力。

　　《捎话》里有明显的神话逻辑，也有现代小说的寓言品格，同时也有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自觉要求。小说在看似浪漫、诗性、荒诞的描写中，有着严整的系统设定，而且贯穿小说始终的是一种创作上的知行合一。无论对刘亮程个人还是对当前的中国小说创作，《捎话》都是一次值得认真对待、深刻剖析的突破与收获。

　　作者：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23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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