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70年，我们一起走过】
作者：欧阳伟（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一
插图：郭红松
不知是刻意，还是巧合，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窑岭社区恰好位于韶山北路、曙光中路、人民中路三条干道的交会处。
韶山——曙光——人民！
一段灿烂辉煌的中国历史正深深暗合了这三个名词。
1955年3月，一支秘密队伍进驻这里。
20世纪50年代初，长沙市东大路（后改为韶山路）窑岭新建起一座红砖红瓦的三层楼房，相当气派。
一天，细心的人发现，这里悄然发生了变化，门前加了岗哨，一边站着一个公安军，再想往里看，难，哨兵给拦住了。
60多年后，这里早已成了繁华、喧嚣的闹市区。
“我是那年8月到的三○九队。”81岁高龄的陈金陵老人说起往事，语气有些急促，“那一年，我从长沙市一中初中毕业，本来想读高中的，我成绩好啊。可是家里穷，正好中央地质部第三局招工，我就懵懵懂懂地去了。这一去，让我在核工业领域工作了整整43年。”
说起中国核工业，怎么也绕不开三○九队。三○九队是中国核工业的先遣队。
这就对了，我几次到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采访，宣传处长曾昭武和已退休的副巡视员文子亚都跟我提到陈金陵这个名字。
8月28日，正是三伏天，热得很。我和陈爹坐在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七楼会议室里，两台柜式空调输送着冷气。在湖南，称呼年纪尊长的男子，姓氏后边连着这个爹字，就变成了“爷爷”的意思了。陈爹高高瘦瘦，穿一件灰色短T恤，米色长裤，一头短发全白了，看上去很精神。陈爹说，那时三○九队招工可严呐，得要根正苗红表现好的。我是因为家里负担太重，由学校推荐的。只晓得是中央地质部，好吓人的名字，三○九队是个什么单位？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一概不知。
我忽然又想起了文子亚。
文子亚比陈爹小10岁，也是老中核人，1969年从长沙地质学校结业，从三○九队最基层当排长再到团委书记、党委办秘书、副主任、省局办公室主任，再到副巡视员退休，他曾经写过一本反映核工业历程的书《沧桑道》。文子亚说，要讲中国核工业，首先就要讲三○九队，那是中国原子能工业的第一个实体单位。当时是绝密单位，配备的干部级别都相当高，好多是南下干部。
据曾经担任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党组书记、局长的陈书山提到：这支不到200人的队伍中，既有朴素粗犷的汉子，也有白净斯文的书生，还有威猛刚毅的军人。他们每天主要在院子里活动，走出来也是行色匆匆，少有言辞，外界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从戒备森严的警卫就能感觉到一股神秘。
我在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档案资料上看到：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
1月20日，中国与苏联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查工作的议定书》，为此建立中苏委员会。
2月25日，经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批准，负责铀矿勘查工作的中苏委员会指派刘鸿业、郑宏等到长沙组建三○九队。
这是最高国家机密，中央只通知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
周小舟放下手头工作，秘密接见了从北京来的“特殊客人”。
3月25日，三○九队在长沙正式成立。周小舟书记出席了成立大会。所属一、二、三分队同期组建。
5月，三○九队四分队（航测队）在湖南衡阳成立。
8月16日，三○九队四分队在衡阳盆地边缘大浦街车站附近发现航测异常。
9月9日，三○九队四分队在郴县金银寨发现航测异常。
二
陈爹从布包里拿出几张报纸、几本小册子，还有两份复印件，他扶了扶眼镜，笑着说，我怕记性不好，这上面有我写的文章，带给你做参考。
陈爹的思绪穿越到了20世纪50年代。
记得刚报到的那天晚上，开欢迎会，三○九队副队长高中讲话。讲了些什么不记得了，只晓得他是南下干部。我们在底下嘀咕：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我们当时51个人，只有四个姑娘。从长沙、岳阳、浏阳等地招来的，都是共青团员，我是1955年3月入团的。
第二天晚上，我们所有人全部到长沙火车站坐火车，拉到郴州宜章白石渡（现在叫坪石），晚上9点多了，一下火车又拉到宜章老汽车站，其实就是一块空地。三○九队二分队队部就设在这里。
那时的宜章县城一点点大，我们一去，把全县城的旅馆全包了。
第二天一早就把我们叫起来，到旧汽车站集合，因为昨晚天黑，没看清楚，现在一看，这是什么鬼地方，破破烂烂的房子，竹篾子编的墙，听说是日本鬼子修建的，早就废弃了。我们来干什么也不知道，又不能问。真叫我们憋着难受。
突然，来了一个大个子，高鼻子，是个苏联人，身边还跟着一个翻译。二分队队长叫李贵，也是个南下干部。后来我们才知道，三○九队的干部统统都是南下干部。李队长讲，你们都是从长沙来的，很辛苦，欢迎你们。把你们拉到大山里来，是有任务的。这几天请苏联专家给你们上课，然后再分配下去。
第三天上课，苏联专家搬出一台操作仪器。说到这，陈爹翻出一个小纸包，打开是一叠照片，邮票大小，都发黄了。
那时能有这种照片已经是难得喽。陈爹指着其中一张说，喏，这就是伽马操作仪，上面是俄文字YP－4M。
学习了两天后，李队长讲，今天把你们分到各小队去实习，每个小队工作人员10人，都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报务人员，你们跟他们好好学。
一个分队有两三台苏联嘎斯车，第一次坐这种车，那感觉蛮威风的。
我们51个人被分到4个小队，我被分到一小队，在桂东庙冲。一看才晓得，朝鲜战场上下来的那帮人也都才20多岁。当然我们才十六七岁。嗬，小队队长张连庆也配着手枪。
郴州属南岭山脉，群峦起伏，连绵百里。
第一天上山，三个人一组，一个背仪器的师傅，一个公安军，再就是新来的操作员我。公安军战士背着步枪（有的是三八马枪），四颗手榴弹。真个是荷枪实弹，那架势让我觉得挺新鲜。
说到这，陈爹说，为这事还闹出过笑话呢。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当地老百姓警惕性高，看到荷枪实弹的人在山里转悠，以为是特务，一声喊叫“有特务，抓特务啊……”，附近群众纷纷奔跑过来，把我们三个人抓了，我们怎么也讲不清，老百姓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们扭送到公社。
好家伙，公社干部警惕性更高，一见到我们，如临大敌。摆开架势，准备大干一场。把我们三个人隔离开来，来回审问。
我们到了规定时间没回去，其他人担心出事，派人去找。打听到我们被公社抓了。大队一个电话打到省委，省委直接再打电话下来，这才让公社的人放下了警惕。
虽然是误会，但因为保密规定，我们啥都不能讲，只能告诉老百姓，我们是中央派来工作的研究人员。
晚上回来小队就开会，小队长张连庆训话，说三天以后，你们就得单独操作了，今天晚上进行保密宣誓。然后他说一句，我们跟着说一句：严格保密，爱护仪器……
小队长张连庆说，这个仪器是从苏联进口的，是我们中国多少车皮的鸡蛋兑换来的。仪器前面的计数管最容易碰坏，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能碰，碰坏一个就是一车皮鸡蛋。哎呀，听着好吓人喽。
后来，我们私底下开玩笑，就把那仪器说成是“一车皮鸡蛋”。
我们上山找什么呢？找铀矿。铀矿又是什么呢？不知道。只晓得要记住一点：一旦计数管碰上有铀矿的地方，就会有反应，计数值高的地方就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我们用的是日本鬼子用的地形图。你还别说，每个村庄、每条公路都清清楚楚。
有时我们私下也嘀咕，我们背的是苏联的仪器，用的是日本鬼子用的地形图，后边跟着公安军，难怪人家把我们当作敌特搞。
天天这样在山上找呀找，海底捞针一样，搞么子名堂吗？
不能乱说话，违犯纪律。
慢慢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问的事不问。
九月中旬，我们从庙冲转到桂东敖泉圩工作两天后，小队长宣布：今天不上山了，分队会派车把我们接走，送到另一个地方。
又是苏联嘎斯车，把我们拖到了郴州马头岭。
山里路都没有，全是茅草和荆棘。到了一个大山窝里，有一个茅草棚，有人说是放牛用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小队长已经换成了伍锡祥。伍队长说，到了，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开始搭帐篷。
我们哪晓得搭帐篷，老兵带着我们干，公安军也一起干。找到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把荆棘砍倒，把杂草刨开，把帐篷扎起。
炊事员搬来几块石头垒成灶台，生火煮饭、做菜，记得有青椒炒肉、荷包蛋。
伍队长扯开嗓子喊，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今天大家都累了，早点休息。明天早上六点，吹哨子起床。
南下干部一个个都这样，说话简单干脆。
一个帐篷里五张行军床，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清早，哨子一响，大家都起来了。
我们用标准源校正仪器，看看正常不正常。
然后，由队长分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测线，我们几个组像手指摊开梳头一样齐头并进，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左右探测，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这叫苏联网络法找矿。
中午我们都要带饭上山，到黄昏才能回来，晚上还要开会。
三
正是盛夏季节，太阳大，天气热，汗流浃背，一天下来，身上衣服就没干过。
9月15日，张组长对我讲，小陈，你个子高点，今天走一条难测的线。
我满口答应，觉得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
李班长和我走一条工作路线。李班长是公安军，也是警卫。
李班长叫李九斤，比我大四岁，河南扶沟人。
我忍不住想笑，问他，你为什么叫李九斤？
李班长说，父母起的名，我生下来九斤重。
我们那天的线路特别难走，上了山，又要下河沟，根本没有路。
我一时兴起，大声说道，世上本来没有路，因为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哎，小陈好厉害，说得这么好。李九斤鼓起眼睛望着我。
我嘿嘿笑了笑说，鲁迅先生讲的。他摇了摇头，不作声。
我有几分小得意，心里说，多读点书就是不一样啊。
大约是到了中午，测点记到2300米地段时，我们要蹚过一条小河，河沟里有块大石头。我感到奇怪，这石头怎么来的？
我挽起裤腿，河水齐膝盖深。
我想从旁边绕着上去，突然，耳机里响起“嘎嘎”的脉冲声，原来是手里的伽马计数器碰着石头了。我吓了一跳，还以为仪器坏了呢。
我赶紧把伽马计数器举起来，咦，声音小了。我把仪器移向别的地方，不响了。再放在大石头上，又响了起来。
奇了怪了。我们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告诉李九斤，我们要记住这块石头。
李九斤习惯性地响亮回答：“是！”
过了河，又走了半小时，快接近山顶了。一条约200米长的硅化带，如同一条天然屏障横在我们面前。
我俩商量了一下，手拉肩扛，沿着悬崖峭壁慢慢地往上攀爬。
突然，耳机里又传来熟悉的“嘎嘎”声。
我忙把仪器探管举向天空。
李九斤问：“你干吗？”
我兴奋地说：“九斤，我们找到大异常了。”
李九斤抡起右手抹了一把汗，定睛一看，高兴地说：“对呀，是有点像河里那块大石头嘞。”
我沿着石壁探测了50多米，“嘎嘎”声响个不停。那仪器上脉冲数值一档是一千伽马，二档是两千伽马，三档都挡不住啊。
李九斤把步枪背带解下来，用枪托举上去，还是到不了顶。
我一惊，真找到大异常啦！
我用地质锤敲打石壁，想敲下来一点做标本。那石头太硬，敲不下来。李九斤不服气，说：“我来！”地质锤敲在石壁上，发出“呯”的一声，石头没敲下来，锤把子却断了。
我俩乐得叫了起来：“找到啦，找到啦。”
到底是不是呢？我俩谁都拿不准。
下得山来，已是下午五点多了。
四
夕阳快要下山了，天边的云霞像是火烧着了似的，映照着远处的景物格外好看。可我们都无暇多看一眼，快步往前走，我们心里只想着快点把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向上级汇报。
回到驻地，我顾不上换下汗湿了的衣服，直奔张万松组长帐篷报告。我大声说，我们找到异常了，我们找到大异常了。
张组长迟疑地望着我，忽然像个孩子似的跳了起来，抓住我的肩膀，急促地说，今晚去得吗？
我说，没有路，不好走，今晚去不得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小队的人齐聚一起，由我带路，张组长背着仪器测听，地质员万勤茂忙着画地形地质素描图，李九斤提着一桶石灰，浩浩荡荡去找昨天那个地方。
找到了。找到了。
伍队长要我把他带到山顶上，叫李九斤把石灰撒了一个大圆圈，以示定点。
当天晚上，小队的人都在帐篷里面开会，四周有公安军放哨。
伍队长压低声音说：“同志们，我们队这次立功了，小陈发现了大异常，这就是造原子弹的铀矿啊。”
我们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接着就一阵欢呼起来。
“小声点！”伍队长严肃地说，“这话只能我在这里说，你们谁也不许对外讲，包括父母老婆孩子都不能透露。这是机密，国家机密！”
喜讯传到了二分队，分队领导和几个苏联专家第二天就赶来了。
技术队长吉林捷夫用俄语说：“杰好那索，杰好那索。”翻译告诉我们，苏联专家的意思是很好，很好。
李贵队长在我肩上擂了一拳，高兴地说，这里就是飞机在天上发现的异常，也就是郴州地区航测五号点，所以把你们派到这里，真让你给找着了。
李贵队长说，这里叫金银寨，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找到铀矿了！主席家乡找到铀矿了——喜讯传到了北京，听说中央领导都特别高兴。
陈爹说得云淡风轻，我听得津津有味。
五
新中国成立之初，真的是一穷二白，百业凋零，百废待举。
核威胁是中国不能不面对的时代考验。
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要拥有原子弹，首先必须找到铀矿！
没有铀，原子弹就是天方夜谭！
找铀，找铀！偌大一个中国，难道就找不出铀矿来？
…………
陈爹笑着说，这事呀主要还是归功于四分队航测，我嘛只是运气好一点，让我碰上了。
1956年5月，三○九队二分队授予陈金陵甲等先进工作者称号，发了600元奖金，那相当于他半年工资哩，还晋升了一级工资。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何等的荣耀啊。更让陈金陵兴奋的是，同年10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他才刚满18岁。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西北浩瀚的沙漠上，轰的一声巨响，腾起了烈焰翻滚的巨大蘑菇状烟云。
这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
这是一个令所有炎黄子孙激动和难忘的时刻！
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世人宣告：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
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从开国将军到科学家，从工程技术人员到大学生，从工人到家属……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奔赴边远山区或大西北，艰苦奋斗，披肝沥胆，造出了“两弹一星”，为强国威、振军威奏响了一曲曲神奇的乐章；几十万核工业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他们勇于创新、敢于担当，铸就了“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
历史不应忘记他们！
祖国不会忘记他们！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29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