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严红枫 陆健

　　2019年12月6日，来自海内外400多家知名医院、医学机构的1500多位院长、医院管理者会聚杭州，参加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建院150年庆典暨该院和台湾医务管理学会、台北医学大学联合举办的第8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盛会。

　　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一位主管领导说：“最近，有医院的院长、党委书记，请我推荐一家医院，想看一看，学一学。我建议，就到浙大二院，可看可学。”

　　看什么？学什么？

　　2014年2月18日，在原国家卫计委召开的全国医疗工作会议上，浙大二院院长王建安作为全国公立三甲医院的唯一代表，介绍了浙大二院的医院管理经验。

　　上海市医院协会组织20多家三甲医院的院长考察浙大二院后，协会会长特意致函浙大二院：“你们的历史、内涵建设与精细管理的特色，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们将学习和借鉴浙二的宝贵经验，提高上海医药管理水平，推进公立医院的改革。”并邀请王建安在上海医院管理年会上作主题报告。

　　2018年12月31日，浙江省委书记车俊批示肯定浙大二院紧密围绕百姓看病就医“关键小事”，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实践，并表示“浙二经验”值得借鉴、推广。

　　十年来，浙大二院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中国”建设中，始终勇立潮头，实现了从“我需要世界”到让“世界需要我”的嬗变。

　　传承

　　2009年初，在浙大二院建院140周年之际，该院第14届新领导班子成立。

　　谁也不会想到，1961年出生的王建安，这位40年前体弱多病，经常在工厂职工医院往返奔波的小孩子，40年后，不但会成为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全国“白求恩”奖章获得者，还当上了省城大医院——浙大二院的院长。

　　童年刻骨铭心的求医经历，影响了王建安的人生选择。沉浮在时代的大潮中，王建安是幸运的。197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进湖南医科大学，又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被选送到香港、美国深造。

　　对医患关系的长期思考，让王建安想到了怎样做一个好医生，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会成为“中国百佳医院”——浙大二院的院长。

　　回眸百年，作为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创办于1869年的浙大二院，前身是广济医院。它率先在国内使用西方最先进的手术台和无影灯……医院在20世纪初就被誉为“远东最好的医院”。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院长朱焱教授，先后创办了浙江省首个骨科以及脑外科；老院长余文光教授，在中国第一个开展胰头癌手术；郑树教授是我国大肠癌系统研究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彭淑牖教授，对当时世界性的难题——胰十二指肠吻合口瘘进行研究，他的发明在全球范围被誉为该领域内的经典……

　　浙大二院的历史是如此厚重、辉煌，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都深感荣幸！

　　但是，荣幸的背后，是巨大的压力！

　　2009年，是中国医学界一个特殊的年份：牵动亿万人医疗福祉的新医改方案终于出台，医改进入到艰难的实践、探索时期。

　　浙大二院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都曾有“走出去”的经历。他们清晰地看到了与世界最好医院之间的差距。

　　面对当今医学已经进入以病人为中心的时代，在“健康中国”的时代需要、时代呼唤下，如何传承历史、彰显百年名院的职责和时代担当？

　　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每一位成员都在思考着。

　　王建安提出“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的理念。他坚持要在医院南门前，建造还原老广济大门的拱门，写上90年前，蔡元培为医院题写的四个大字：“济人寿世”。

　　有人误会，说这是为个人树碑的“建安”门。

　　“百年浙二，需要改变，需要从行为方式到思想理念的深刻改变。”医院党委书记陈正英说，“我们只是想提醒天天经过这个门的浙二人，要把前人高尚的医德医风继承、发扬下去。”

　　传承厚重的历史，怎样把医院办成让患者满意、员工向往、百姓心目中希望的医院？如何把医改精神、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最精细的管理理念变成老百姓触摸得到的东西？公立三甲医院应该怎样担负起时代的责任，让中华医学走向世界……带着这些思考，浙大二院人重新出发。

　　改变

　　重新出发！怎么出发？

　　为方便工作，王建安在医院附近租了个小房子入住，一住就6年，让家人和他一起吃苦。只要不外出，风雨无阻，大家看到新院长一定早上7点前到办公室，每天一定在医院工作15个小时以上。这个习惯，已经十年如一日。

　　王建安是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长期担任浙江心脏学会主任委员。但是，为了方便患者就诊，多看一些病人，他经常不去名医门诊室，宁愿在普通专家室门诊。

　　浙大二院老院区地处闹市，全院车位仅280个，而当时员工的车辆就有1000多辆。日门诊量13000人次，停车太难了。

　　“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王建安提出：把所有的车位都腾出来让给患者！

　　“把车位让给患者，患者方便了，我们呢？！”医院怨声载道，“能这样对待员工、尊重人才吗？！”

　　但是，大家很快就沉默了，因为看到王建安和医院所有领导的车子，也停在医院外面，也同样不方便。

　　榜样是有力量的！

　　其实，要做到“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很难，可如果能尝试像弱者一样感受就医，只要身体力行，说易，也易。

　　王建安曾跟随一名病人家属，从医院病房大楼，一路追踪到门诊检验科，花费了十多分钟。

　　看着病人家属端着盛满小便的杯子，一路战战兢兢的情形，他大为感慨：真是如履薄冰，小便里的细菌也可能泼洒一路。

　　院务会上，王建安郑重提议：“将厕所里为收集病人大小便的收集罐，加盖盖子，由护工统一送到检验科。”

　　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一种做法，似乎不经意间就解决了。

　　“最好的医院，老百姓关心的不是它有几百几千张床位，而是不但能用最小的代价治好病人，而且，也让他们在医院里能得到美好的体验。”王建安进一步提出，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必须改变以自己岗位为中心来设计流程，忽略从患者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习惯。

　　充分考虑患者就医体验的“小便理论”，推动医院从细节入手，进行了一系列“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的改进：在住院区和门诊楼，每隔几步就配备免洗手消毒液；卫生间的紧急求助铃离地20厘米，病人即使摔倒了也能触手可及；医院随处都有报警按钮，可以随时呼救；内镜检查的“开档检查裤”变成了“围裙裤”，避免了病人隐私暴露的尴尬……

　　以前，门诊专家每日门诊和停诊的信息，都粘贴在门诊大厅内。晚上大门上锁，半夜排队挂号者看不到专家明天是否出诊的信息。医院把专家门诊信息栏从门诊大厅内移至楼外。

　　挂号难，挂专家号更难，挂名专家号难上加难。面对晚上就开始通宵排队挂专家号的长长的挂号队伍，2012年，全国首个“24小时自助挂号服务”在浙大二院实行，有效缓解了挂号难。浙大二院半夜里排长队挂号的“奇观”消失了。

　　如今，浙大二院还通过智慧医疗、互联网诊疗形成就医闭环，住院、门诊智慧结算率达80%。人工挂号收费窗口由25个缩减到4个，挂号收费等待时间由40分钟缩短到不足5分钟；首创门诊“三个一”整合服务，20余项医事服务实现“一窗办理”“一站服务”，36项各类业务用章统一“一章管理”，患者检查、住院、手术“少等待”，甚至“零等待”。

　　对心肌梗死患者，应该立即进行打通冠脉血管的介入治疗。但是，以前医院的习惯做法是下午下班后，接诊的病人只用药物溶栓抢救，第二天才给病人进行介入治疗。而当时，医院会做冠脉介入手术的医生寥寥无几，还要技术员、护士的配合，没人愿意经常晚上爬起来为患者做这项工作。

　　王建安认为患者的需要就是医护人员的责任，无论患者来得多晚，他带头身体力行，常常忙完白天的工作，晚上又为心肌梗死患者行急诊冠脉介入手术。

　　…………

　　改变是全方位的！

　　正在浙大二院骨科病区接受骨折治疗的陈女士，突然胸闷、昏迷。但她在几分钟时间内就迅速得到救治。陈女士能免于猝死，得益于医院力推的一个举措：除了心脏中心、重症监护室、手术室，全院每个病区、每个楼层都统一配置了用于抢救心脏骤停的除颤仪和标配抢救车。

　　“医院犯不着多花钱！”对此举措，曾有不少异议：“有些病区，可能一次也用不上除颤仪。”

　　“万一发生情况，紧急调剂除颤仪时，就可能会让病人错过最佳抢救时间。”王建安坚持说：“生命无价！只要突发时，用上一次，就会救人一命！值得！”

　　情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怀！

　　确实，要推动改变一家百年名院已形成的固有思维习惯，谈何容易？

　　停车难，要个床位更难。医院的床位都放在医生口袋里。哪个医生床位管得多，就意味着哪个医生厉害、吃香！

　　当医院提出“把所有的床位都统一起来集中调配”这个“伤筋动骨”的做法时，更是掀起轩然大波。

　　“名医、骨干医生的床位处置权被剥夺，会导致病人流失。”

　　“我们情何以堪？这是自掘坟墓！”

　　…………

　　“顶着浙大二院金字招牌，领导可以很潇洒。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可舒舒服服吃它几年安稳饭。”也有人劝领导们说：“你们最多干一两届，何必大动干戈，得罪人？！”

　　但是，这不是浙大二院新管理层的价值取向，更不是王建安的个性。

　　改革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耐心和智慧。

　　面对许多人的怨言，医院在周会上给中层干部放老电影《沂蒙山六姐妹》。

　　王建安动情地说：“当年，老百姓把自家门板都拆下来支援革命，难道我们口袋里的几个车位、床位都拿不出来？”

　　况且，不光患者，所有员工又何尝不是医院的服务对象？

　　医院在院外周边租了几百个车位让一线员工停放，又在离医院最近的地方花高价为博导租下了47个车位；医院还把行政楼也全部腾空让给临床，行政全部搬到医院外面租房子办公。

　　其实，“无言独上西楼”，夜深人静，王建安何尝没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时刻？

　　“万事开头难。”王建安说，“其步亦坚！其步亦难！其退亦难！说实话，那真是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们大家也真的都感到累，很累！”

　　有时，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自己不懂你自己；人生中，有的选择之所以困难，不是要别人都理解我们，而是我们不懂自己究竟要选择什么。

　　好在童年求医时的深刻烙印，让王建安懂自己；好在新的领导层清晰知道浙大二院究竟应该选择什么！

　　现实强者，并不一定思想强大；但是，思想强大者，往往是现实的强者。有思想，不乏情怀、想象力，又不乏诗一样激情的王建安和团队，带领浙大二院人坚定地走下去……

　　“吾道不孤！”情怀是有感染力的。

　　实行床位协调后，普胸外科当时平均接待手术天数减少两天。一些科室主任见此，主动把科室的床位交给床位协调中心统一调配。运行的结果，不但缓解了“一床难求”现象，减少了病人的负担，还让医院不投入一分钱，多出了两百个床位。

　　2011年，浙大二院在国内率先开展日间手术，首创“三准入、三评估、三随访”的日间手术评估管理体系，2018年年底日间手术量达2.2万台，占住院手术近30%，其中相当比例是三、四类等疑难手术，成为浙江省唯一的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单位、浙江省日间手术技术指导中心。

　　情怀也是能创造奇迹的！

　　当年“最美妈妈”吴菊萍接住从10楼坠落的妞妞，感动了中国。但是，当妞妞在浙大儿童医院治疗病情生命体征好转，被转入浙大二院脑科中心接受进一步治疗时，意识仍然不清，四肢不能活动。经过精心治疗，一个活蹦乱跳的妞妞又出现在大家面前。

　　“我没见过从10楼高空坠落存活的例子。我们越洋见证了一个奇迹的发生。”世界顶尖的神经肌肉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奥本海姆博士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就在前几天，在浙大二院院史馆开馆仪式上，驱车前来参观的华宁（化名）眼含热泪，感恩这个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医院。这个曾患有严重心肌病的患者，在依赖ECMO维持生命、等待心脏移植的难挨日子里，在传说中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聆听了综合ICU医生为其弹奏的琵琶曲。痊愈后的她说：“我何德何能，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这里的医护人员倾其所能为我医治！”

　　2014年7月5日，杭州发生震惊全国的“公交车纵火事件”。浙大二院收治了全部成人重伤患者19名：其中，2人为深度烧伤达90%以上，深度烧伤面积超过60%的有7人，有16人由于气道严重烧伤而需要气管切开，预计死亡率50%。

　　事发当晚，大量烧伤患者被送至急诊室。全医院100多位医务人员听到医院公共平台“333”（一个代表群体伤的紧急呼叫号码）的呼叫，从四面八方迅速集聚到一起，15分钟内就完成了8例气管切开手术，为大批重症烧伤患者的成功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浙大二院创造了奇迹：烧伤患者零死亡康复出院。

　　“999”代表单个患者需要心肺复苏支持，“111”代表火情……呼叫代码已深入到医院管理的方方面面，成为医院文化的一部分。一个个“管理出生命”的故事完美演绎了浙大二院多少次的培训、演练所换来的员工习惯的改变。

　　选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

　　浙大二院的新定位是要做高起点的国际化医院。要接轨世界医疗前沿，就一定要和国际水平最好的医院合作，这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固有的思维、行为和方式。

　　浙大二院拥抱世界的第一个项目是和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里根医学中心合作“远程病理诊断”。

　　病理诊断被医学界公认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它与众多临床科室都关系紧密，尤其是肿瘤的诊断与治疗。但其时，国内医院对病理的诊断，大都不重视。

　　但是，当年王建安四次上门，曾四次被婉拒。

　　大家并不诧异。因为里根医学中心的病理诊断中心是世界顶尖的，他们曾拒绝过很多要求合作者。

　　让人诧异的是力推与世界名医院合作的“远程病理诊断”项目，与一院之长王建安的心血管病学专业和团队关系不大。他何必一次次不远万里吃闭门羹，自讨没趣？

　　“浙大二院作为省内首屈一指、历史悠久的大型公立医院，必须追求规范、全面的病理诊断。”王建安说，“作为院长，先考虑的绝对不应该只是自己的专业发展。”

　　2010年1月，获悉在世界医疗界享有盛誉、该中心首席医务执行官托马斯·罗森塔尔先生将离开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为了抓住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机会，王建安五赴加州。

　　这一次，托马斯·罗森塔尔被打动了。

　　看到从大洋彼岸星夜兼程，又几乎两夜未眠的王建安，难掩一脸的疲惫；了解到他带领的团队，非常高效、务实、吃苦，从不安排欣赏异国风光；读懂了坐在自己面前的王建安，不仅是严谨的心血管病学临床专家与学者，更是一位具有现代医学精神的真正院长……深入、真诚、坦率的交流，终于碰撞出超越地域、民族，思想共鸣的火花。

　　托马斯坦率地说：“王院长，我四次拒绝你，是因为我曾经碰到过太多基于个人利益要求的合作者。”

　　这次，托马斯接受了和浙大二院的合作要求。

　　2010年10月，浙大二院-UCLA国际远程病理会诊医学中心成立。这是当时国内首家四级远程医疗网络服务体系，也是国内最大的国际远程医学中心。

　　以该中心为合作起点，浙大二院进一步拓宽国际合作圈子，又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等全球一流的大学和医疗机构先后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

　　2012年11月，浙大二院与全球最大胰腺中心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合建肝胆胰疾病联合诊治中心。随后，又与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的梅奥诊所、麻省总医院等诸多全球顶级医疗机构进行了合作。

　　2019年12月6日，浙大二院与美国UCLA全面合作升级签约仪式举行。

　　美国UCLA的校长吉恩·布洛克在签约仪式上说，他们非常荣幸、开心成为浙大二院的搭档、合作者。他对未来即将来临的全面合作，充满了期望和希望！

　　责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从2015年开始，浙江省提出医疗优质资源“双下沉”。这几年，“健康中国”更进一步提出、倡导医疗资源下沉、建设医联体。

　　其实，早在2009年，王建安就作出这样的战略预判：再过几年，一家医院的强弱，不在于医院有多少张床位，而在于它对于周边医院辐射力。网络的构建将会是决定医院未来的重要筹码。

　　基于这样的战略判断，为帮助基层医院建立和发展学科，给基层医院“输血”“造血”，扩大影响力，浙大二院与一些基层医院建立“协作医院网络联盟”。

　　借助于美国知名医疗机构、浙大二院、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四级网络医疗服务体系，浙二又先后与省内外数百家医院搭建了远程会诊平台，辐射范围至全省及海南省三沙市、贵州省湄潭县、西藏那曲、新疆阿克苏等地。

　　“当初建立协作医院网络联盟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双下沉’的概念。”王建安说，他们秉持着的就是这一种朴素的想法：把国内外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既将医院的技术和品牌输出，扩大医院影响力，又能真正为基层老百姓提供帮助。

　　随着新医改政策走向深入，尤其是国家提出要“完善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农村制度，城市三级医院要与县级医院建立长期对口协作关系”，浙大二院又率先开始“立足浙江、服务全国”，医联体模式的探索实践，创造出众多带有浙大二院烙印的地区医改典型和样板。

　　2015年，浙大二院与贵州台江县人民医院结成对口帮扶单位。他们为当地培养了一只带不走的医疗队伍，获国家卫健委对口帮扶工作专项督导检查全国第一名。

　　10年过去，与浙大二院有协作关系的基层医院，现在已有近200家，浙大二院与协作医院之间的会诊量高达每年数千例。

　　这就是一家公立三甲医院的时代责任和担当！

　　“当跳出医院来看国家的需要、社会的期盼，就会发现，所有事物、所有利益的交叉点，最后都指向了价值观的构建。”王建安说，“只要确立了核心价值观，提炼出医院的愿景、宗旨等文化内涵，就能解答一家医院究竟为谁而办的问题，就会契合时代的需要和呼唤。”

　　追求

　　一代人更有一代人的机遇和追求！

　　拥抱世界，浙大二院志存高远。

　　“浙大二院不仅做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工作，而且真正把握住了高质量发展的要领。”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教授评价，“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在新业务、新技术创新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浙大二院紧密围绕若干临床重大难题，提升解决重大疾病诊治能力，持续改善医疗质量和技术，在大肠肿瘤规范诊治及群体重度创伤救治等方面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诊治标杆。

　　浙大二院发起全国首家空中急救联盟，率先探索通过5G技术实现院内—院外救治联动，创新实施“急症症候群”应急保障模式，已成为国内重大医疗保障的经典样板，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

　　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作为美国等多个国家首选定点医疗保障医院，浙大二院收到了来自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致谢信函和礼物。

　　中国每年有约20万新增主动脉瓣膜病变的患者等待治疗。心脏瓣膜疾病在老年人中发病率高达13%，是老年人心衰的首要病因，约1/3重症患者1年内死亡。开胸手术对相当多的老年人太危险，他们需要创伤非常小的经导管（常常经过大腿血管入路）换瓣。

　　正常的主动脉瓣由3个瓣叶组成，少数人群由2个瓣叶组成；前者发生病变，程度相对较轻，后者则非常严重。西方接受这种经导管换瓣手术的患者中仅有3%~9%的二叶式病人，而中国却占到了40%。后者钙化重，操作难度极大，并可能引起手术并发症。因此，国际上把二叶式畸形视为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的相对禁忌症。这意味着我国有近一半的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疗。

　　怎么办？

　　大胆突破，跨越禁忌。王建安带领团队发明研制出中国第一个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可回收和精准定位的经导管人工心脏瓣膜系统，同时打破传统的根据瓣环大小选择植入瓣膜的理论，采用瓣环上大小作为选择瓣膜的参考，被誉为“杭州方案”，显著提高了二叶式主动脉瓣狭窄的治疗成功率，被国内外专家普遍接受。

　　2018年6月28日，在德国法兰克福CSI“先天及结构性心脏病介入大会”的主会场，通过卫星直播，大家收看了一场由本次大会的共同主席王建安在中国杭州进行的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术（TAVR）的手术演示。

　　用一根粗不过圆珠笔套的导管携带人工瓣膜，从患者大腿根部的血管进入，通到心脏瓣膜处进行手术，这种手术只会在大腿根部开一个小洞，伤口极小，近乎无创。

　　王建安的产学研成果被《新英格兰杂志》catalyst专栏报道，并入选2018年度中国心血管病学十大影响力事件（排名第一）。他带领团队将技术和产品推广至欧洲、南美、亚太4国7大医学中心及全国60余家大学医学中心。

　　目前，王建安团队每年完成最多的高难度二叶式主动脉瓣狭窄的经导管置换手术，死亡率和严重传导阻滞显著低于同类瓣膜的国际报道。

　　2019年，浙大二院的国际学员、原美国UCLA心内科专科医生、现密苏里大学心内科副教授菲利普·威斯纳被美国最大的心脏介入年会（TCT）评为年度之星（TCT Featured Fellow），他撰文写道：“浙大二院的效率十分惊人，他们的手术技术让我感到惊叹。”

　　“一家优秀的医院，必定是一家全球化的医院。”王建安认为，一家医院的全球化战略，不只是“我需要世界”，亦应是“让世界需要我”。当然，前者不易，后者更难。但没有后者，何来真正意义的全球化？

　　医疗技术的创新、许多原创性的发现，使世界也需要浙大二院。

　　里根医学中心将浙大二院确定为在中国唯一合作的综合性公立医院。浙大二院成为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联盟在中国大陆的首家合作单位。

　　浙大二院的国际联合医师培训项目得到了ACGME（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RCP（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联盟）认可，是众多海外专科医师首选的中国培训基地。累计有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18个国家的300多名国际医生和医学生来浙大二院完成培训。

　　同时，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浙大二院面向全球持续推动了全方位且极具深度的医疗交流与合作：受邀出国示范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术（TAVR）、腋静脉穿刺术和起搏器植入术、冠状动脉介入手术等手术10余台次；先后签订“中意联合心血管医学实验室”、中希（希腊雅典大学医学院）及国际肝胆胰协会人员交流等合作项目，搭建中马（马里）医疗交流合作平台；成为“一带一路”海外麻醉医师培训基地。先后接待俄罗斯、蒙古、土耳其、摩洛哥、菲律宾等20余个国家的上百名专家学者团到访交流。

　　目前，浙大二院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以色列、韩国等9个国家的33个院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有43个国家的211个国际院校来访；出访了58个国家的155家院校。每年，作为40多场国际多学科讨论会主办地，浙大二院正以具有鲜明学科特色的国际品牌医院新形象，走向世界。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十年过去，从建立最早的远程会诊中心、实施国内首创的门诊化名医可视远程会诊项目，到在国内率先构建四级远程医疗服务平台；从国际上最早发现三个与大肠癌相关的新基因，到攻克“胰肠吻合口瘘”世界难题；从推动经导管心脏瓣膜技术的应用与多项突出创新，发明凭人脑“意念”控制机械手的“脑机接口”技术，到建立全国首个实现全数据互联互通的网络医疗体系，到在全球推广应用的“杭州方案”……浙大二院是在中国医院排行榜上排名上升最快的医院之一，从十年前的五十开外，现在声誉排行跃升至第15位，有数十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重点学科在全国领先，手术总量位居全国第三、浙江省第一。

　　十年过去，自2009年至2018年年底，浙大二院共获得685项国家级课题；员工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和何梁何利奖11项；发表SCI论文3398篇，自然指数多年排名全国前五，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目达到110项，连续9年领跑浙江，连续两年列全国医院第7。

　　十年过去，从蜗居一隅的解放路院区，到解放路、滨江院区，再到解放路、滨江、萧山一院三区的未来蓝图，浙二的版图纪录不断刷新着。作为“未来医疗”的探路者，以实体医院为基础，利用互联网重构就医服务流程，营造线上线下医患新生态，构建起“5G”新型辐射生态圈，浙大二院已经将触角伸向未来。“浙二样板”领跑“5G”创新前沿。

　　这十年，也是王建安感慨万千的十年。因为十年来，对这位“愿意把自己的心拿出来燃烧”的院长的议论和争论，似乎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令人欣慰的是每一次议论、争论过后，人们更清晰地看到、感受到王建安和浙二人的那份情怀、那份责任，更是见证了浙大二院十年来的凤凰涅槃！

　　“在努力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和全球示范型大学医学中心的征程上，我们浙大二院，离自己、离患者心目中‘希望和重生的灯塔’的医学圣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建安在浙大二院150周年庆典上说。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24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