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宏胜（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东南大学基地研究员）；王兴平（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都市圈是我国经济的核心增长空间。恢复都市圈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秩序，需要依托完整的都市圈经济空间体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都市圈跨界流动及其治理问题凸显，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主要都市圈迎来人口回流潮，对都市圈发展与规划提出了新要求。

　　 都市圈建设要做好重大疫情或灾害的防控规划

　　都市圈是一个高度融合的网络状城镇体系，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联系密切。既有人口集聚、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即都市圈的核心依托，也有以交通廊道为载体、链接中心区和周边中小城镇的发展轴线，即都市圈发展的主动脉；既有中心区辐射带动周边城镇所构成的圈层区域，即支撑核心城市发展的广阔腹地，也有在都市圈发展腹地中起到关键支撑作用的节点城市，构成了都市圈的新增长极。

　　以往的都市圈发展规划与实践聚焦城市职能、产业空间、交通系统等的组织和优化，缺乏系统应对全国性重大疫情或灾害的防控规划及治理预案。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我国都市圈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当前，地方疫情防控主要以行政属地为主，城市封闭式疫情防控已取得了阶段性结果，有效阻隔了疫情传播。然而，企业复工在即，经济活动亟须恢复，国际跨境、全国各大区域及都市圈内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即将恢复，区域疫情防控态势发生新的变化，亟须形成新的常态化的都市圈跨界流动及跨界地区的疫情防控空间策略。

　　 都市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的建议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针对都市圈疫情防控需要及长效治理体系的构建，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区域内部构建分阶段、分级、分类疫情空间管控体系。长三角区域防疫圈内，人流与物流运转频繁，有必要进行整体协同防疫，以都市圈为防疫资源与防疫空间的调配与操作单元，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等分别形成体系化、分类分级的疫情治理与防控物资及设施保障圈，在稳定内部疫情的同时，重点对日常跨界通勤流较大、同城化程度较高的边界地区，如“上海—苏州（昆山）”“南京—句容/马鞍山”等，进行协同防控，制定和实施都市圈疫情综合防护应对计划。在地方性防疫资源短缺问题上，以都市圈为基本单元统筹调配，实现就地就近的生产和供给，如口罩、消毒水及特效药物等，建立区域性“生产—供应”体系，逐步解决跨区域长距离防疫物资调动问题。

　　第二，制定城际跨界流动人群健康监测及应对方案。复工潮开启，居民跨界流动难以避免，疫情防控工作更加迫切，城际联防联控是解决疫情跨界传播的关键。当前，城际防控理念将逐步从“围堵、封闭”转向“跟踪、监测”。城际联防联治对恢复都市圈经济社会秩序至关重要，要求对跨界人口流动的规模、职住空间的分布、城际流动人口健康状态的跟踪与监测、城际疫情信息的互联互通等掌握得更为精确，并及时找到“关键接触点”，实施有效的应对举措。此外，针对疫情治理的阶段性变化，跨区域的规模化人口流动已开始出现，“地方飞地”“地方性聚居”等人口流动情况也在增多，可以社区或园区为基本单元进行综合疫情防治，特殊时期及时划定防疫片区，快速改造集中收治空间，集中收治疑似病例及患者，避免疫情进一步扩大。在本次疫情治理工作中，社区在城市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功能不可替代，未来要进一步强化社区功能，继续赋予社区层级一定的事权与物权，持续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强化社区居民出行轨迹跟踪调查及健康状态监测，为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做足准备。

　　第三，探索极端条件下的都市圈危机应对预案。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应重新评估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面对风险，应做好应急管理工作，提高预警预测预防能力。在高度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中，偶发性事件随时可能因为“蝴蝶效应”而快速扩散，破坏性能级不断提升，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都市圈治理要全面评估城市及区域的抗风险能力，探索极端条件下都市圈发展与治理预案，建立都市圈尺度的危机时期“生产—供应”空间体系。特别是对都市圈生产体系的规划和政策干预要有危机意识。例如，避免对目前单位产值较低但关系百姓民生的第二产业（如纺织业）实施“一刀切”的腾退清理，保护都市圈尺度下的全产业生态系统。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24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