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李锦全先生在长期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儒学史观。这一儒学史观成为他儒学史研究的内核与精髓，是他的诸多儒学史论著中一以贯之的主轴线。

　　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看待儒学历史，强调儒学的形态与功能随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而演变，是李锦全先生解读和书写儒学史的出发点。他认为，儒学在形成后的两千多年间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历史演变，主要经历了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人学、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宋明儒学的哲理化等不同形态；这些形态使儒学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具有了不同的功能，从而在理论上得以逐渐丰富，在实践上得以不断调整，一直保持着生命力与影响力。正是通过这一源远流长的变化过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儒学演进历程的考察，他揭示了儒学形态与功能演变的基本走向和总体趋势，在于儒学的哲理化而不在于儒学的宗教化。他指出，由董仲舒神学发展到朱熹理学，儒家思想的理论思维水平的确经历了一次飞跃。有人认为理学的出现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这话有道理；但儒家与佛、道合流并不是趋于宗教化，而是吸取其哲学思辨性的一面，排斥其宗教神秘性的一面，从而提高到哲理化的高度。这是他对儒学历史走向的基本理解与评价，成为他儒学史观的重要思想。

　　重视儒学历史发展中的包容性，是李锦全先生儒学史观的一个基本点。对于儒学的包容性，他用“矛盾融合，承传创新”八个字来加以概括和表达，认为这一特点在儒学史上长期存在，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例如，在先秦思想开展中，儒、道、墨、法四大流派都存在着矛盾斗争的一面，但同时也表现出互相渗透和逐渐合流的趋势。在孔子开创儒学时，其思想即蕴含较大的包容性；而荀子的思想创造，则更集中体现了兼综诸子百家的精神。荀子之所以能够在孔孟之后对儒学的开展作出特殊的贡献，这种包容性是一个重要因素。又如，董仲舒作为汉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者，对儒学在先秦之后的开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董仲舒的思想，并非纯粹的儒学，而是“儒表法里”的儒法思想互补。再如，在儒学与佛教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融合，承传创新”。这不仅表现为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世俗化和儒学化的趋向；而且还表现为儒学以其包容性，对佛教思想做了积极的吸取和改造，柳宗元就是一个“亦儒亦佛”即儒释兼综的人物。不仅如此，这种包容性还存在于儒学内部。对于儒学内部的不同派别与思想，如对于宋代儒学中的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两派，一些高明的儒者也不是持非此即彼的简单态度，而是力求以包容精神在两者中选取精华、做出融合。他曾以海瑞思想为例，对这一儒学史现象做过专门的剖析和阐明。

　　揭示儒学历史发展中的二重性，是李锦全先生儒学史观的又一个基本点。他所说的儒学的二重性，是指儒学在其历史演变中，既存在着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又存在着不足的负面的东西。孔子一方面在人格道德上主张人人平等，强调正己正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另一方面又在社会政治上表现出对传统等级秩序的维护，要求人们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不能犯上作乱，这就形成了儒学在人际关系上二重性的思想矛盾。因此，他主张把孔子的思想放到当时的时代环境中，既肯定其中的合理性，又批判其中的局限性，而不主张对孔子做一边倒的非历史主义评价。他又指出，随着儒学在后世的进一步开展，这种二重性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被放大，这一点在宋明时期尤其突出。宋明时期儒学的哲理化，既使儒学适应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又放大了儒学的二重性，不仅带来了侈谈心性义理、忽视国计民生的空疏学风，而且将封建纲常哲理化，造成了社会上人际关系的紧张，以致出现了“以理杀人”的历史悲剧。因此，他认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对宋明道学的批判，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持积极肯定态度。但同时，他又指出这种新思想仍然属于儒学思想的自我调整，呈现出儒学异端的味道，对于儒学思想传统是有所摆脱而又没有完全摆脱，因而同样体现了儒学的二重性品格。

　　面对在现代中国如何重估儒学的价值、如何更新儒学的形态与功能、如何对儒学作出现代转化等问题，以及近百年来由此所引发的种种探讨和论争，李锦全先生都力求从历史主义出发，表明自己的态度，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思考构成了他儒学史观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色。对于民国初年以康有为、陈焕章为代表并得到袁世凯、张勋支持的立孔教为国教运动，他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认为这种试图通过儒学的宗教化在现代中国恢复儒学统治地位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其所以如此，如从儒学史来考察，就在于儒学的哲理化而不是儒学的宗教化，才是儒学形态与功能演变的基本走向和总体趋势。在他看来，儒学有着通过自我修养、提升道德来调整人际关系的丰富内容，这些内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其启发性和生命力，可以加以现代转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内容，为建构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儒学在今天的长处与价值，不是在“新外王”，而是在“内圣”。展望将来，儒学只有帮助人们提升道德内涵和思想素质，才能适应和平发展的新需要，也才能给自己的发展带来新希望。总之，他认为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前途，不在于建立儒教或复兴儒学，而在于吸取儒学中仍然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内容，做出适合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李锦全先生的儒学史观，是他坚持独立思考的心得、长期探索历程的结晶，不仅在20世纪中国儒学史研究中卓然成一家之言，而且对21世纪中国儒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性。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02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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