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一过，在重庆，湿冷的空气中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
正在拍摄新片，剧本中也反复出现一句提示：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在年轻的工作人员陈设出来的2000年左右的过年场景中，我总是不知不觉地想到1970、80年代的过年情景。
那个时候，人们大都是一条街、一个院子地住在一起。过年之前，几户人家总是凑在一起，支起石磨磨汤圆面。先把糯米用水泡好几天，然后一勺勺地舀到磨心里，摇动磨盘，一圈圈地转，于是，白白的米浆缓缓淌下，流进撑在磨口的湿湿的米袋里，直到灌满。再扎紧袋口，用扁担吊挂起来，等水滴尽，这就是白白的糯糯的汤圆面了。
母亲还要把花生、芝麻都砸成碎粒，和核桃仁、橘饼、冬瓜糖一起搅和在凭票供应的那块方方正正的汤圆心子里，最后加入炼好的猪油，做成油浸浸发着光泽沁着香味的自家口味的汤圆心子。
而娃儿们这个时节总是快乐的，愿意被家长支使着干这干那，在磨子面前排队，替大人搬东西，年龄稍微大点的总是跃跃欲试地要去推磨摇磨，然后晃着酸疼的胳膊，眼巴巴地等着年三十晚上守岁的那碗汤圆。
除了磨汤圆，街坊邻居们还要支一口大锅，把砂炒热，放进花生、胡豆，柴火噼啪，锅铲翻飞，炒出一筐筐的花生胡豆，就当过年的零食，准备接待初一开始前来拜年的人们。
至于炸酥肉、炸丸子，就是各家各户自己的事了。或者把三线肉切成条，裹上豆粉和鸡蛋，撒上花椒，或者把瘦肉剁碎，和荸荠、生姜、葱花一起团成丸子，统统放进滚烫的油锅里炸，直到炸成金黄色泽的酥肉和喷香的丸子。往往一炸就是一簸箕，趁着热，大人会先给娃娃们尝几块，然后就赶紧把它们收起来，锁到柜子里，怕还没到过年就被馋嘴的娃娃们偷吃完了。
此刻，正在写作的我，仿佛都能感受到，那坨金黄的酥肉一口咬下去，那一股喷溅到口舌之间的温暖和椒香。
过年期间，每天抓几坨酥肉和丸子，换着花样地弄，或炖，或煮，或炒。印象中我家常常把黄花木耳和酥肉丸子烩成一锅，能吃上好几天，或者抓把豌豆尖，又是一锅新菜。
这几年想要吃酥肉，只能去火锅店了，要么粉太厚，要么肉太柴，很少能吃到那种油而不腻、又香又麻的酥肉了。这次回来拍片，发现街头开了好些专卖酥肉的小店，只是少有那种兴致了。
如果说北方的过年气氛体现在春联、灯笼这些红红火火的装饰上，那么重庆的过年气氛真的是基本体现在吃上面。
不知何时开始兴起熏腊肉香肠。我已生活在北京了，每年过年前，母亲总是成箱成箱寄来她做的香肠腊肉。吃张妈妈的香肠，不光是我，也成了我的朋友们过年的一种念想。
母亲年事已高，打电话来说做不动了，今年就不再做了。想来那也是一个烦琐的过程，买肉，切肉，买肠，洗肠，把肉剁碎，塞进一节节肠衣里，然后一串串挂起来，搭上席棚，点上柏树桠和花生壳，用暗火熏上大半天，再挂起来晾晒。冬天的重庆，各家各户的窗台上阳台上只要挂上了香肠腊肉，整个城市就有了过年的气氛。
在2019年过年的气氛里，拍摄着2004年的过年场景，总会不由得和1970、80年代磨汤圆、炸酥肉的情景混在一起。总是有湿冷天气，总是有烟火缭绕，总是有操劳的身影出没，他们是父亲、母亲，总是有好吃贪嘴的娃儿，他们是你，也是我。
作者：张一白（电影导演、监制）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15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