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红莉

　　愈近年根，愈向往回到乡下过年。

　　在吾乡枞阳，大约腊月中旬的样子，村里人家便开始杀猪。

　　猪肝，切薄片，直接下在清水里汆着吃，出锅前撒一撮香葱，香而糯。猪肺可做心肺汤，鲜极。猪肠是好东西，杀猪师傅擅于拾掇，变魔术一样，一会儿工夫就将整副软塌塌滑溜溜的大肠翻转过来，盘成直径一尺长的圆圈，拴一根草绳，挂在墙上。接下来的深加工，则由当家主妇完成。

　　在吾乡，猪大肠最有吃头。洗净，装入浸泡一宿的糯米，剪成一节一节的，两头以麻线绳扎紧。待白铁锅里的水滚开，将大肠下进去清炖。是燃烧蜂窝煤的那种炉子，急火燎开，炉门封上，留一丝风口，文火慢炖，大抵两小时而成。肠衣脆韧而滑爽，糯米饭软硬适中，越嚼越香，人间至味。吃过糯米大肠的人，一辈子不会忘。三十多年往矣，再未享用过这款美食。

　　杀猪也多是为着办喜事娶媳妇之需——半边猪当作彩礼。猪身贴满红纸，斜躺于稻箩，挑至女方家；余下半边猪，自家办酒席。吾乡结婚的日子，总选在腊月或正月，岁尾年头，算是喜上加喜。也有酷夏娶媳妇的——姑娘有孕在身，等不及腊月了。夏天里，村里来新娘子，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尽管猪也杀了，宴席也摆了，也总显仓促潦草，不比腊月正月那么隆重。夏天嫁过来的新娘子，眉宇间总有一种失根漂泊的忧虑，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似乎不太快乐。

　　纵然每家每年都会养上一两头猪，到年末，许多人家还是一路牵着哄着，送去镇上收购站，换一些钞票，积攒起来，用来盖屋、娶媳妇，或者当做来年开春的化肥钱。鸡鸭鹅，倒是有的。临年关，慷慨大方地宰几只孝敬老人，大人也才舍得喝一碗汤。

　　童年的腊月，晴天多。

　　一只肥鹅，杀了，投于稻箩，坐在门口明晃晃的日光下，安静又专注地拔毛，一点也不急躁。腊月里，连风似也变得温存，尽量吹得轻一点，再轻一点，不至于将鹅毛吹到天上。一只大肥鹅的毛，拔一上午也拔不完，拔着拔着，便到了中饭时间，拍拍手上的鹅绒，将鹅丢在稻箩里，径直回堂屋吃饭。吃罢，接着拔。拔完大毛，尚有深嵌于皮下的毛桩子，需一把小镊子，一根根夹出。拔鹅毛桩子，真是一场禅修，急不得。大鹅一生都是吃稻子和青草的，毛拔光了的鹅，能看到皮下脂肪，实在娇艳好看。褪了毛的鸡鸭，一样娇黄欲滴，一起拎到河边，剖肚，洗得干净，挂在结满冰锥的屋檐下，等年三十晚上煨炖。

　　初一早晨，扯一只鸡腿放在蓝边碗里，再放五香蛋、糯米圆子若干，上头盖一筷子挂面，热腾腾地端给隔壁单过的爷爷、奶奶，或者堂爷爷、堂奶奶。年初二，小孩子照例要去给外公外婆拜年。拎一包挂面、两条方片糕、两斤肉、一斤红糖等什物，走四五里的路，被外婆接到，尚不及中饭时间，她便到灶房，旋即端出一碗鸡腿面。小孩子总是“年饱”，哪能吃得下，顶多喝几口挂面汤，吃一个黑黝黝的五香蛋，甚至看见鸡腿，只觉得油腻。一只常年被白菜萝卜填充的寡瘦的胃，如何经得起突然到来的荤腥？如今，日日吃荤，胃也不觉什么，许是锻炼出来了。

　　21世纪了，吾乡不知可还保留了年三十黄昏家家宴请菩萨的古老风俗。这并非封建迷信，而是新旧交替的仪式，更是对天地自然的敬畏。

　　三碗菜摆在篾篮里，拎至野外。村前，纵横着一条条高耸的圩埂，大多数人家将宴请地点选在圩埂背风处。一只整鸡，是一碗；另一碗，肉烧生腐；一大块四方形的五花肉，又是一碗。这些大荤，平素看也看不见。

　　鸡，是公鸡，略略于开水里焯一焯，迅速定型，捞起，于鸡脖处奇巧地插一根火柴杆般细小的竹棍，令鸡头微微昂起——整只鸡赤身裸体端坐于碗里，随时要打鸣的架势，活灵活现；四四方方的一块五花肉同样在滚水里焯一两分钟，原先松垮的肉，即刻端正起来；再取五花肉一块，切至麻将大小，锅里煸出油，倒入生腐爆炒几下，盛起装碗。生腐，与合肥的豆腐果相若。

　　三碗大荤，一字形搁在地上，再斟三杯白酒。拿出折叠至扇形的黄表纸，分成三堆。划一根火柴，火焰明黄，黄表纸燃烧之后的灰烬，笔直地往天上飘。将一挂小爆竹丢在燃烧的火堆里，噼里啪啦一阵脆响。末了，将三杯酒一一倾洒于草地，大人、小孩一齐朝虚空中的神仙磕头。

　　乡村空旷无垠，村庄四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映衬得人世虚静庄严——各路神仙端坐天庭，默默欣赏这极富仪式感的人间。

　　宴请完外面的神仙，回家继续以这三碗荤菜请自己的祖先用膳，我们方可吃上年夜饭。年三十的夜，渐渐黑下来，我们姐弟仨跪在堂屋，给虚空里的祖先磕头。妈妈喃喃自语：“老祖宗保佑孩子们通通泰泰的哦……”年年如此。

　　初一早饭前，三碗白粥，三双筷子，一字形摆在桌上，意即，祖上先吃。过一小会，白粥撤下，倒入猪槽，我们才能吃早饭。盛粥、摆粥、撤粥，都由我来做，谦恭有礼，庄重无声，丝毫不觉无聊烦琐，有所依有所信的一派虔诚，也是年的仪式感的组成部分。

　　那些年，爸爸总是缺席，他过年难得回家。他们的轮船年三十或泊于上海，或停靠于汉口、芜湖……他是给船员做思想工作的政委，必须起带头表率作用，不能擅自离岗，他手下的几十名同事倒可轮流回家过年。

　　别家出去请菩萨，都是父亲带着家里的男孩，女孩极少参与。唯有我们家，年年由妈妈领着我们去。记忆里，妈妈总是教年幼的弟弟怎样划亮火柴，给纸点上火。

　　这些风俗，随着年岁的痴长渐要忘记了，每临春节，执意在心里过一遍，仿佛重回童年，得到一颗糖，一直含在舌上，舍不得咀嚼——有一种甜，丝丝入扣，如圣光普照，它一定来自天上。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1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