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名物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从《诗经》和《楚辞》开始就有名物研究的风气。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研究名物不仅有助于通晓经典，更是对学者博闻广见的基本要求。名物是一座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名物研究使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触摸历史，从文字、器物和图像中追寻历史的真实。名物研究也让我们可以探寻中国文化的脉络，那些流传千年的鸟兽草木意象背后，都包含着古人的真实见闻和情感寄托。本期刊发的三篇论文通过动物和植物意象探索名物的渊源、内涵和象征，指出其传承不绝的文化意义，或者通过丰富翔实的文献考据驱散历史的疑云，提出新颖的认知。（程杰）

　　作者：付 梅（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牡丹在我国享有盛誉，历代歌咏不断，其中两首“唐诗”备受瞩目，被视为唐人已奉牡丹为花王的标志：“既全国色与天香，底用家人紫共黄。却喜骚人称第一，至今唤作百花王”（唐无名氏《牡丹》）；“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号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唐皮日休《牡丹》）。然而这可能都不是唐人所作。唐代现存文献中也没有足以表明牡丹此时已经被奉为花王的材料，必须重新考虑花王美名的缘起问题。

　　“落尽残红始吐芳”不是唐人皮日休的作品，可能是宋人郑刚中的诗。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五六将“至今唤作百花王”一首收在“无名氏”部分，注明出于《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而李更、陈新校证《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以下简称千家诗选）指出：“本篇《全唐诗续拾》据本书收入卷五六无名氏。《全宋诗》据《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七收入卷一七〇〇郑刚中卷；又据《全芳备祖》前集卷一收入卷二六四九陈孔硕卷。按：两书同署出《北山集》，而两人均有《北山集》，未知究属谁。”可知在《千家诗选》之外，还有《锦绣万花谷》《全芳备祖》收录此诗，皆署《北山集》。而集名《北山集》的是两位宋人：郑刚中、陈孔硕。南宋宝祐五年（1257）成书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二十四中亦收此诗，并署为《北山集》。《锦绣万花谷》成书于淳熙十五年（1188），《全芳备祖》约刊于宝祐元年（1253），《千家诗选》刊于南宋末年。这四部时代相近的南宋著作，唯《千家诗选》将此诗署为“开元明公”，其余三部都署为《北山集》。以孤证不立的原则来判断，《千家诗选》很可能是误录。此外，《千家诗选》校证者与《全宋诗》编者均未决断《北山集》作者，但分析两人著作传世情况却不难判断。陈孔硕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进士，真德秀《跋陈北山帖》、刘克庄《祭陈北山文》都称他为陈北山，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他的《北山集略》 “全集未传”。《锦绣万花谷》《全芳备祖》《事类备要》三书都既有署名“陈北山”的诗，同时又有署《北山集》的诗作，可知《北山集》并不是“全集未传”的《北山集略》。郑刚中是绍兴二年（1132）进士，他的《北山集》乾道九年（1173）已刊行于世。现存《永乐大典》残卷收署郑刚中《北山集》的诗文，有4篇不见于通行本《北山集》中。这首牡丹诗，并非唐人所作，极有可能是宋人郑刚中的作品。

　　“既全国色与天香”也不是唐诗，而是后人据宋韩琦诗化出。唐史专家李树桐在《唐人爱牡丹考》中说：“‘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足可奠定牡丹为百花王的地位。”（黄约瑟《港台学者隋唐史论文精选》）当代《中国牡丹全书》《国花牡丹档案》等资料，都署唐皮日休所作。然萧涤非、郑庆笃整理诸本，“可说几无遗漏”的《皮子文薮》中并无此诗。《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中也都没有收录，其他唐人史料中也全无踪迹。杜贵晨《全唐牡丹诗概观》指出此诗“最早似见于明代王世贞《续艳异编》卷之七《范微》”。与此书基本同时的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九七“花品”中也有此诗，并署唐皮日休。由此可见，这首牡丹诗最早见于明后期的文献中，作者也不统一。《续艳异编·范微》这篇小说所载的五首七言律诗都不见于明前任何典籍中，可以推定应是作者自作，这首诗当然也是。《山堂肆考》所收驳杂，出处难以辨别，这首署皮日休的牡丹绝句颇为可疑。自唐至明未有其他文献可为旁证，甚至与同时代记载都有出入。汤华泉《新见唐佚诗再辑录》（《唐宋文学文献研究丛稿》）指出署皮日休的《牡丹》诗与宋人韩琦《牡丹》一联相似，称“其间因承先后不易辨别”。韩琦前两联为“青帝恩偏压众芳，独将奇色宠花王。已推天下无双艳，更占人间第一香”，与皮日休后二句“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遣词立意莫不雷同。韩琦《安阳集》流传有绪，而署皮日休的诗最早出于明后期，“因承先后”可以辨别。此诗不是唐人皮日休所作，当是明人根据韩琦诗夺胎换骨而成，原因还需更多的考证。

　　从“花王”一词出现的时间与所指，也可知牡丹被称为花王始于并盛行于北宋。遍检《全唐诗》，“花王”一词只出现一次，即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之六“好差青鸟使，封作百花王”。可见唐代并没有明确的花王概念。开篇两首“花王”诗在唐人诗中更显突兀。但《全宋诗》等宋代文献中的“花王”却俯拾皆是：“人谓牡丹花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花释名第二》）；“何况花王对玉宸”（范仲淹《和葛闳寺丞接花歌》）；“共推绝世花王”（晁补之《夜合花》）；“娇姿艳质号花王”（金朋说《牡丹吟》）……花王均指牡丹，足见这已成宋人共识。而欧阳修、范仲淹及韩琦，都是北宋中期文人。且仅北宋名相韩琦一人集中“花王”一词就出现十余次之多，如“春来栽槛首花王”（《昼锦堂赏新牡丹》）、“一春颜色与花王”（《赏北禅牡丹》）等。可见宋人文献中“花王”大量出现在北宋中期，牡丹封王也应在这一时期。其中最早的是欧阳修景祐元年（1034）的《洛阳牡丹记》，在牡丹称王上起着关键的作用。欧阳修既是一代名臣，又是一代文宗，他的师友弟子网罗北宋一代名流，三苏、王安石、曾巩等都是他的门人，影响力在宋代唯苏轼可比。欧阳修是牡丹的“铁杆粉丝”，现存作品中专咏牡丹有诗9首，词4阙。其他文字中多次提及牡丹。他的《洛阳牡丹记》是历史上第一部牡丹谱，也是第一部花谱，垂范后世，影响无穷。《洛阳牡丹记》之《花品序第一》指出“牡丹……出洛阳者为天下第一”，这是洛阳牡丹甲天下之说的源头。第二部分《花释名第二》又提出“人谓牡丹花王”。此书一经刊刻即风行天下。文豪爱牡丹，天下也争相效仿。于是，宋代“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周敦颐《爱莲说》）。此后对牡丹的观赏、歌咏成风，牡丹谱录层出不穷。牡丹成为花王，除了人和，还得地利。洛阳牡丹甲天下，也是宋人的共识，南宋陆游《天彭牡丹谱》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洛阳是北宋时期的西都，也是文化中心。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说“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而得”，又说“凡园皆植牡丹”。牡丹之盛即象征宋世之盛，牡丹花王的表述也蕴含着宋人的时代自信心与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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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1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