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与中国古代文学

时间：2019年11月18日

地点：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主持人（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遗产，2014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中国历史上，大运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而大运河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更是非常密切。大运河边上的中国文学创作现在仍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以后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只要大运河存在，只要大运河河畔有人生活，就会有大运河文学。不过，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大运河与中国古代文学”这一主题。

　　2015年以来，《文学遗产》专刊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多场对话，今天的“大运河与中国古代文学”就是我们规划的对话之一。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著名的古代文学学者，来到大运河畔的淮阴师范学院，与淮阴师范学院的各位运河文学研究专家共同举办这样一次对话会，希望能对推进大运河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有所贡献。淮阴师范学院是最早开展运河文学研究的学校，建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版了众多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各位从外地到淮安的学者通过与淮阴师范学院运河文化与运河文学研究专家的交流，一定会对“大运河与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京杭大运河淮安段 资料图片

　　一

　　张强（淮阴师范学院教授）：大运河与古代文学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自大运河开凿兴起，它与中国古代的文学发展、传播关系日益密切。因运河而兴起的城市，与唐诗、宋词、元杂剧、宋元话本、明清通俗小说等形成了特殊的关系，甚至影响到它们的生存状态。

　　要说运河和唐诗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到汴河。汴河又称通济渠，是隋炀帝在先秦鸿沟、东汉汴渠等基础上兴修的运河。通济渠是唐王朝最繁忙的交通线。从初唐到盛唐，从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崔颢、岑参、刘禹锡、卢仝、韩愈、贾岛等诗人行走在汴河上，留下了大量吟咏汴河或以汴河为兴象的诗篇，这些诗篇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历史岁月与风貌，具有很高的审美和艺术价值。

　　运河对宋词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剥离了运河，那么宋词反映宋代社会生活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必将受到影响。首先，在现存的300多位宋词作家中，最著名的词人如欧阳修、柳永、周邦彦、张先、苏轼、李清照、米芾、陆游、黄庭坚、辛弃疾、姜夔等，大多数是运河人或者有运河生活经历。在北宋开封、南宋杭州以及扬州等典型的运河城市实现了文化与市民经济的双重繁荣。这些运河城市不仅成为词人荟萃之地，也为推动词体形成，促进词繁荣，影响词作内容与形式起着作用。其次，运河城市是宋代著名词人重点吟咏的对象。运河是南北水上交通的必由之路，当文人士子途经或者居住于运河城市时，仕途浮沉、离别情感得失等心理体验，再加上运河城市丰富的人文古迹、美丽的风景的陶冶，浸润着文人士子感情的词因而蒙上了运河文化的特色。欧阳修、柳永、秦观、姜夔等对所处的运河城市作了审视，汴州、苏州、杭州、扬州等运河城市的繁华在宋词中得以保留，我们也因此得以窥见运河城市昔日的繁华与风情。最后，运河城市对于词的俗化和市民化传播也起到了巨大作用。运河城市的繁荣为词的发展营造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繁荣的城镇、便利的交通、秀丽的山水风光和普遍较高的文化水准使得运河区域成为大量词作产生和消费的中心。

　　运河与元杂剧的关系非常密切。元杂剧最早的四个活动中心，除平阳外，东平、真定、大都三个城市都是运河城市。元杂剧与运河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元杂剧作家相对集中的活动区域都是运河城市。相对稳定和繁荣的运河城市为他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和市民消费群体。第二，元杂剧的很多故事发生在运河城市。比如大家熟知的《窦娥冤》的故事发生地就是运河城市楚州。第三，元杂剧的迅速传播也是依仗运河便利的交通条件。总之，元杂剧与运河、运河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只有认真研究才能更好地弄清楚其发展规律，认识其本来面貌。

　　运河与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诞生于运河城市中的宋元话本，是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话本更能反映市民的文化要求，更能代表市民的审美理想，一般认为，话本指说书艺人讲故事时用的底本或说书艺人在瓦舍、勾栏等公共场所进行艺术表演时的底本，市民成为接受“说话”艺术的最大听众。后来，文人参与到创作之中，遂使话本成为能书面阅读的短篇小说。明清小说作为市民文学在明清时期得以发展繁荣与运河城市关系密切。四大奇书的作者都出生在运河城市，或者长期生活在运河城市。他们对于运河城市有着丰富的描述。比如说《金瓶梅》一书对运河城市风情、官商的运河往来、运河治理、运河码头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反映和描写。另外，大量的小说家居住在运河城市或以运河为题材进行创作。小说作者或出生或客居在运河城市，他们以运河为背景展开叙述，也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

　　二

　　孙明君（清华大学教授）：我们在“运河之都”淮安召开这样一个对话会，非常有意义。张强教授的发言给予我很多启发。目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在此时代背景下，我作为大运河文学研究的初学者，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体会，简单谈三点内容。

　　首先，从吴王夫差开始的大运河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对大运河贡献最大的应该是隋炀帝。隋炀帝把以前的分段运河连起来了，成为从都城到淮安一直到杭州贯通的这样一条大动脉。隋炀帝喜好文学，写过很多文学作品，包括运河的诗文。作为一个北方人，隋炀帝对南方的文化文学都非常喜爱，所以隋炀帝在运河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如果我们要写运河文学史，理应以他为界，在他之前为运河文学史上卷，在他之后就是下卷。清代康熙和乾隆都六下江南，但他们对运河文学文化的贡献不是很大。

　　我认为运河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城市文学。大运河跨度非常长，从北京一直到杭州，几乎把中国东部地区重要的城市全部覆盖。这么多由北向南的城市沟通起来，成为今天运河文学的宝库。城市文学的兴起，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非常独特的事件。因为中国文学在早期主要是宫廷文学，除此之外还有乡村文学、城市文学。宫廷文学数量非常庞大，很多帝王与文武大臣都参与其中。很多封建官员在失落、不得志的时候回到乡村生活，促进乡村文学的发展。我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是宫廷文学和乡村文学之外的第三种文学力量。它的数量比较少，特点不够鲜明。但正因为有了京杭大运河，使这样一种传统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中国城市文学开始走向繁荣，特别是唐宋以后。这与运河各种历史功能的发挥，不谋而合。总之，城市文学的崛起，成为跟宫廷文学、乡村文学三足鼎立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大运河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研究大运河文学要有全局的眼光，大运河上有这么多城市，我们应该将每一座城市和它的周边城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观念。这样我们对运河文学就会形成整体的印象，才能识其变迁，得其真义。

　　周薇（淮阴师范学院教授）：我近几年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淮安诗歌方面。淮安作为运河城市，它的文学成就与运河密不可分，具体而言：

　　第一，明清漕运兴盛促进了淮安诗歌的兴盛。明清两代，朝廷在淮安不仅设立了淮安钞关，还派遣定员主事。《续纂淮关统志》记录了从明代弘治七年到清代乾隆年间两百多个淮关榷使。淮关榷使是四品官员。这些人多为外地人，而且大多是进士、举人出身。奉命前来的这些官员非常重视当地的文教事业，他们对府学、书院、社学都格外重视。著名的文津书院就是朝廷命官榷使发起捐资设立的。

　　第二，明清淮安诗歌折射出特有的运河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人掌故，深入诗歌内部，可以分析出运河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比如淮关与诗歌。淮关是沟通南北的咽喉要地，南来北往的人和船只多经过此，所以明清时期“淮关”诗人诗作大量涌现。

　　第三，明清时期淮安诗歌是城市历史和现实的生动反映，可以成为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参考。

　　毋庸讳言，我目前的关注点只立足于淮安，但是一条运河那么长，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区，它都需要更多的关注。运河文学研究需要形成整体的概念。

　　黄震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丝绸之路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说到丝绸之路，我们自然会想到甘陇地区。但自长安往西直到甘陇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只是这条路的一段。唐代中期以后最富有的地方是扬州。城市的繁华对诗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唐代以后，长安需要江淮的税收，黄河浪大容易翻船，所以唐宋以来统治者利用运河，不断地把首都向东移，直到开封，目的主要是利用江淮的财富供养首都。从全局的角度看，在这条路上，长安和淮安无疑都是两座重要的城市。

　　关注运河文化的同时还要关注淮河文化。淮河和运河在淮安交叉，形成全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水上枢纽。淮河比运河古老，蕴含着更丰富的文化资源。

　　三

　　顾建国（淮阴师范学院教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大运河，它是一条典型的文化廊道和文学线路，运河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运河文学的产生，与千年传承、生生不息的运河文化密切相关，那么，运河文学实际上是大运河文化带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也是一项永远也不会枯竭的人类记忆和书写，历代文人所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其数量之巨、内容之广、种类之多，足以用编年史的形式来加以呈现。特别是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南来北往的文人士子，或行旅游观，或即景抒怀，其丰富多彩的诗文，将大运河装点成了一条灿烂多姿的水上文学之路。

　　运河文学非常丰富。运河文学中的第一大类是历代文人的歌咏与创作。它包括描写运河自然风貌的作品、描写运河人文景观的作品、由运河行旅而生发情怀与感受的作品，以及以运河为背景的文学作品等种类。以运河为背景，主要是指以运河市井、运河商旅、运河行旅等为描写对象而创作的小说、话本、弹词、戏曲等各类文学作品。此外还包括运河沿线的民间歌咏与创作，如运河歌谣、船工号子、故事传说、说唱锣鼓、社戏曲艺等。

　　运河文学具有视角的独特性。唐开元、天宝年间，大诗人李白在出京漫游淮南等地时，从汴京，从长安、洛阳，一直到开封，都专门有诗歌纪行，如《淮阴书怀寄王宋城》说：“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大舶夹双橹，中流鹅鹳鸣。云天扫空碧，川岳涵余清。飞凫从西来，适与佳兴并。眷言王乔舄，婉恋故人情。复此亲懿会，而增交道荣。沿洄且不定，飘忽怅徂征。暝投淮阴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黄鸡，一餐感素诚。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有德必报之，千金耻为轻。缅书羁孤意，远寄棹歌声。”这首诗里既有对运河区段旅程及所乘运河客船的记述，又有对运河风物的生动描绘；其次就是观感的独特性。比如王维笔下的运河行旅，其《千塔主人》云：“逆旅逢佳节，征帆未可前。窗临汴河水，门渡楚人船。鸡犬散墟落，桑榆荫远田。所居人不见，枕席生云烟。”这首诗就像一幅河畔农家的剪影，十分恬静和安逸。然而，“安史之乱”后，当诗人白居易行经此地时，却是另一番景象了，其《茅城驿》说：“汴河无景思，秋日又凄凄。地薄桑麻瘦，村贫屋舍低。早苗多间草，浊水半和泥。最是萧条处，茅城驿向西。”白居易将目光更多地投注到了民生疾苦方面，如实地呈现了当时汴河沿岸贫瘠的农村景况。

　　吴兆路（复旦大学教授）：刚才各位同人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我生长在运河边上，对运河是很有感情的。运河文学研究首先要把运河看作一个整体，要把眼界放宽。运河在中国古代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包括经济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大一统思想，和运河文化很有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中能够维系大一统的，不仅有长城，还有运河。清代康熙、乾隆下江南，必走大运河，留下大量诗篇。江苏籍的读书人进京赶考，基本都走水路，沿岸风土人情，路途的情感变化，都是诗歌的表现内容。如诗人兼学者的沈德潜，在很多作品里提到淮安，提到徐州，当然也包括他的故乡吴中、苏州。沈德潜17次进京去参加科举考试，每次都从运河坐船。

　　过去我们经常把沈德潜说成是歌功颂德的或是格调派的文人，其实我们看他中进士之前的作品，尤其在运河两岸的文学书写，可以看到他关心社稷民生的情怀，并不是像教科书里讲得那样。比如他在乾隆二十一年开始进京赶考，他就看到运河两岸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从苏州从吴中地区老家过来，历经淮安、淮阴、宿迁、徐州，进入山东境内，沿途呈现出“荒歉以后，民食榆皮，兼掘山粉，因之瘟疫大行”的悲惨世界。然后他写了《夏日杂咏十章》，第一首云：“吴中饥岁后，触目总荒凉。树剥榆皮尽，泥穿山骨伤。无家留饿犬，有病卧牂羊。仁爱皇天意，谁欤召此殃。”他还有一首《挽船夫》，写诗人在运河上坐船，看到船夫受官吏的追打，他说：“赶船之吏猛于虎。例钱缓送即嗔喝，似役牛羊肆鞭楚。昨宵闻说江之滨，役夫中有横死人。里正点查收藁葬，同行掩泪伤心魂。”他对运河两岸的情况写得很真实，表达了他对百姓的关注，当然也是对统治者的控诉。

　　运河文化要深入研究，不能够仅仅限于对风土人情或者自然风光的介绍，应该通过古人的文学作品印证那个时代的文化走向。比如乾隆年间大家都说是盛世，乾隆本人也自认为是盛世，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许多具体的作家作品里，老百姓的生活比宋明时期要艰难得多，与欧洲的距离也逐渐拉开。沈德潜诗文中的描绘，就能印证乾隆年间的社会状况。

　　沈德潜还有专门讲淮阴和徐州情况的一首诗：“传闻淮徐间，鸡鸣日豚居，草根食尽剥木皮，到处俱成白榆树。”这首诗还写道：“前年儿女随路鬻，今年儿女无鬻处。子弃死妻弃死夫，同行不顾妇与姑。道旁过者那敢视，乌鸢啄尸满路隅。”这是他亲眼所见的人间惨剧。这样的经历正是通过运河行旅得来。因此，我们研究运河文化，应该视野更开阔，放到整个运河文化里来认识。这对于今天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应该说是值得托付的重任，我们有义务将运河文化弘扬起来，应该把运河文化做大、做深，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我们的运河文化。

　　四

　　李德楠（淮阴师范学院教授）：我首先要说的是，今天这个会放在淮安召开，是最合适的。淮安这个地方，黄淮运交汇，而且这个地方还有“活着的运河”。我以前在山东工作，山东的运河也很多，但是正在通航的河道很少，济宁以南才有。最近几年，生态问题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研究的重点还应包括生态运河，文学与生态的运河，就是文学里面表现运河生态的一些重要元素。比如《隋堤烟柳》，虽然表达的是一种亡国心情，但其实这里含有生态的元素，河堤种柳，它的作用与效果都值得关注。

　　推进运河文学研究应注意多学科交叉。多学科协同发展是时代趋势。刚才顾建国教授也谈到了运河文献编纂的问题，体量非常大，单靠一个学科或者少数人，恐怕难以完成。例如说，我们建运河文献数据库，做一个专业平台的建设，要注意历代图像资料的使用。文学作品里的一些插图、历代河工图等，都很直观，也便于普及，而历代图像资料的搜集就是个庞大的工程。

　　要重视域外运河文献的搜集整理。唐代日本与高丽的使臣大多经运河到达长安。当时到长安的外国使臣或者文人很多，还有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越南的燕行使者到中国，撰写《燕行录》，而且是用汉文写的。这些外国文人的文学作品，有的与运河有关，也应该置于运河文学的范畴之中。

　　于雪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运河文学的内容无疑是极为丰富的，运河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是非常有难度的。运河文献应该包括文字记录下来的，也应该包括运河沿线的民间歌咏、船工号子、社戏、花船等。相对于纸质的文献，这些内容非常容易被忽视。此外，还有寺庙的楹联，还有一些碑刻等实地的文献资料。运河文化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这一点我们应该积极去发掘。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运河文化与古代淮安作家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生活在运河之畔的文人，他们的思想观念与精神世界自然会受到运河文化的影响。吴承恩《西游记》、刘鹗《老残游记》，甚至包括《水浒传》，它们与运河之间存在着多重联系。运河的生活方式可能会造成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当代以行旅诗写运河，而《西游记》《老残游记》都具有游记体的性质，虽然内容差别很大，但行旅的方式却有相似之处。运河可能跟行旅或游记的关系比其他地域文化要更密切一点。

　　许芳红（淮阴师范学院教授）：今天听各位议论，收获很多，我补充谈一个问题，就是所有运河文学的研究都应该建立在对运河文化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之上。我们知道文献应该是运河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地基。目前运河文献收集整理，相较于黄河文化，应该说还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状态。因为文献整理不到位，严重制约着文化研究水平的提高。运河文献的种类很多，数量也很多。它包括一些专门的著作、史书、档案的资料、证书、文籍笔记、外国史料和碑文、族谱、民间契约等。

　　在运河文献整理方面，我们应该先对这些文献整理分析，要是能够先编撰一部运河文献要籍解题，那是最好的事情。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点校出版一些重要的运河典籍，将一些文籍笔记中分散的史料汇集出版。当然运河文学研究与文献整理传承，仅有专家学者参与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这种点校、影印等手工作坊式的工作，也远远不能适应信息化与大数据时代的社会需求。在此情形下，运河文献就必须走整理与普及相结合的道路。各地政府应组织专家学者就本区域内的文献进行整理精校，专家学者应通过公益讲座、电视节目等方式与普通百姓建立沟通渠道，宣扬运河文化，并以专题文献数据库建设为目标，实现纸质文献向电子文献的转化。

　　五

　　方铭：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专家。听了各位运河文化和运河文学研究专家的高见，非常受教育。大运河是贯穿中国南北的一条枢纽，同时，也是一条历史的河，一条文化的河，一条文学的河。淮阴师院的各位专家深耕于大运河畔，对这片土地和淮安这座城市充满感情，他们对大运河的思考无疑都是认真而深刻的。而从外地来的几位专家，也长期关注和关心运河文化与文学研究，在运河文化与文学研究方面，既有宏观之论，也有对具体的人和作品的剖析，都非常有启发性。我把大家的意见略作梳理，算是这次对话的总结吧。

　　开凿运河是为了交通便利，但是大运河的开凿在中国历史悠久，开凿以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大作用。从历史进程来说，中国东南部地区在早些时候不能算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但到了唐以后，随着东部地区与南方的开发，它们的优势开始显现。我们不能认为仅仅是因为南方经济发展了需要开凿大运河，也同时要看到大运河的开凿把东部这些城市都连接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城市集区，更加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发展。大运河的开凿，同时也为文人集聚提供了可能，让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文人甚至外国人，可以聚集在运河沿岸的城市里，进行更广泛、更便捷的交流，因此，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活动。大运河在会聚、培养创作者、读者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如各位所言，大运河给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运河题材的文学从唐宋时期发端，到了明清时期，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主要内容。沿着运河沿线，文人士大夫创作的文学作品，有景物描写，有市井风俗描写，当然更多的是羁旅之感。运河是明清两朝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明清小说对运河沿岸的生态环境、人文地理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生动的描绘。古代文学作家写晓风残月，咏叹充满脂粉气的秦淮河，如果没有运河，可能就没有这些作品。大运河给明清文人创作提供的素材理应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而明清文人对运河的文学书写，展现了中国运河流域生活场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我们了解和理解运河文化重要的资源。

　　运河流域也是明清文学出版传播的主要场地。运河横贯南北，兼并东西，运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城市集聚区。运河流域作为中国重要的城市集群，城市的兴起推动了市民文学的兴起。中国早期的文学都是讲理想、讲情怀的，市民文学的兴起，戏剧、小说、词、曲的出现，表面上看使中国文学的境界和情怀下降了一个台阶，但可能是更真实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反映。市民文学的出现，让文人更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人的复杂性，促使文人思考如何在社会中呼唤正义的力量、道德的楷模。比如吴承恩《西游记》，好人虽然不多，但好人仍是市民中的理想人物，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我们在探讨中国社会变化的时候，要看到市民阶层对理想人格的期盼，当然，也要看到市民阶层里的娱乐性。

　　运河研究要提升格局，拓宽眼界。比如，运河和淮河的关系。运河不仅经过淮河，还贯穿了海河、黄河、长江、钱塘江等水系。运河的开凿，体现了中国大一统的价值观。同时在大一统之中，也体现出开放、包容的精神。运河的开放让人们对远游充满幻想。运河让大家对远方充满想象，也对南北文化、中外文化的交融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运河文化也要放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考虑，我们要把运河文化和运河文学结合起来，把运河文化与中国文明发展历程结合起来，同时，也要把运河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正是出于上述考虑，运河文化研究才更有意义。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3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