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一川（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艺发展史与文艺高峰研究”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

　　仰望星空，是我们人类个体自幼至长都有的一种习惯：透过缀满天际的璀璨群星，仿佛可以洞悉那支配宇宙人生的奥秘。今天谈论中华文化基因问题，同仰望星空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相通处，目的同样是着眼于把握中华文化的过去和未来。中华文化基因关涉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特性或民族群体共同记忆等多方面。这个问题诚然由于涉及史前时代、原始时代和多民族关系等，依赖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交融和介入，一时难以说清道明，但也不妨碍谈点个人浅见，以为引玉之砖。这里想提出一条粗浅的探讨思路：中华文化基因是在漫长历史变迁过程中历时地逐层累积即层累而成的，而对当代人而言又是在共时空间中同时呈现即共现的，从而需要从层累与共现两方面加以探讨。

　　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基于“三个中国”之变迁节律的现代中国史观。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1901）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依次存在过三个“中国”：在史前至秦统一为“中国之中国”，秦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有“亚洲之中国”，乾隆末年起有“世界之中国”。假如这一史观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中华文化基因曾经至少在上述“三个中国”中逐层累积和渐次呈现。

　　上述“三个中国”并非截然断裂或相互隔绝的“中国”，而是在发展与变迁中仍旧顽强呈现自身连续性模式的中国。按照考古学家张光直的观点，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文化模式的不同：前者是连续式文化，“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后者是突破式文化，“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中华文化为什么能实现连续式发展？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史前时代至今的中华文化基因，历经代代延传，得以有效地保存和连续地传承下来（而有的文化却遭遇断裂的命运）。更确切地说，这种文化基因的特点之一在于，在连续中有突破，在突破中有多元融汇或包容，从而实现数千年至今的连续发展。简要地回看，历经“三个中国”变迁而又能实现连续发展的中华文化基因，留下了一些独特品质和共同记忆。

　　首先，在“中国之中国”时段即史前至先秦时期生成的传统基因。尽管我们对漫长的史前文化了解不充分，但应当看到，那时的中国文化有着不仅限于黄河流域的多点分布和多元一体的文化源头，已知的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等黄河流域之外文化自有其特点和特长。到先秦，中国逐渐形成以中原为行政中心、以农耕文化为主的行政管理格局，也即谁入主中原谁就是“中国”或“天下”。但与此同时，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也在产生持续的相互影响，因而中原文化实际上在不断吸纳其他文化的养料，而其他文化也同时在不断吸纳中原文化的精华。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言，此时的“中国”或“天下”实际上是没有固定边界的、可以延伸的开放疆域，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中原’向四周扩散，又不断混合，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正是这种融合了中原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多元一体的“中国”，能够开创出一系列以中原文化为中心、以不断吸收游牧文化特长的农耕文化为主干的中华文化传统基因，如同合、中和、正义、游艺等。远古时农事依赖于部落群体或家人间的协作，需要讲究“同合”价值观。周代建立后，讲求父子、夫妻、君臣等之间的“中和”。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时，需要以“正义”或“正气”去求取天下和平。真正的“君子”应当自觉地通过“游于艺”“依仁游艺”或“游艺”而达到“文质彬彬”。

　　其次，在“亚洲之中国”时段即秦统一至清乾隆末年生成的基因。随着与四周族群如北疆匈奴、鲜卑和乌桓等，西疆“羌”或“西羌”，南疆与西南疆“蛮”及“西南夷”，东南方越人等文化之间，以及与今中亚各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家之间交流的深入，中华文化主动吸纳其他文化的精华，不断更新自身的文化基因构成，先后创造出“魏晋风度”“盛唐之音”“宋型文化”等中国古典文化艺术高峰。这时段中华文化生成的传统基因有包容、感兴、品评等。中华文化得以在历次危机（如所谓“五胡乱华”等）中仍然实现连续性发展，在包容中创新，无疑正倚靠着这种包容特性。由此可见，包容是构成中华文化基因系统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的文化艺术创造既不像古希腊人那样相信神秘的“灵感”或诗神凭附论，也不如浪漫主义时期艺术家那样崇尚个人主观情感、想象，而是认定“感兴”，即感物而兴、兴而生辞，将艺术创作的动因归结为外物在艺术家内心中触发的兴腾及其“乘兴而来”或“即兴”的创作行为，其结果是创造拥有“兴象”的和能够引发兴味蕴藉的艺术品。这种“感兴”说及其延伸的兴味蕴藉美学观实际上坚持了外物感发与主体内心响应的主客体交融的辩证立场。同时，中国还发展出以人物风范去品评艺术风格的以“人物品藻”为标志的美学传统。

　　再有，在“世界之中国”时段即乾隆末年至今生成的基因。直到此时段“中国”仍然始终处在不断地建构和变迁以及持续认同和融合的过程中。特别是随着世界各国文化间相互交流的普及和深化，中华文化主动吸纳外来文化资源中的优秀成分而为我所用，助力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立自主的卓越创造。此时段生成的中华文化传统基因中，必然融合了风行于世界各国的现代性文化因素，如民主、科学、自由、革命、改革等。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借助于“五四”运动而迅速传播和延伸。在“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反抗斗争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中国人民，自觉地必然地选择了中国革命的道路。而革命的价值观内部也包含改革的价值理念，也就是对革命成果进行自觉的反思和调整，以便使革命走在正确轨道上。

　　可以看到，在上述“三个中国”中历时性地累积下来的文化基因（远远不限于此），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其实是共时地呈现给我们并同时起作用的，就像夜空中缀满天际的星座，它们或许生成年代各异、且相距遥远，却可以在同一瞬间向我们释放出熠熠星光，给予我们不同程度的影响。

　　不过，我们不应当仅仅满足于欣赏星光的照耀，而是需要在欣赏此前“三个中国”所层累和共现的星座之光芒的基础上，根据创造“未来之中国”新生活的需要而重新凝视星空，从浩瀚星空中寻找、辨识和选择那些足以给我们创造未来新生活以宝贵启示的星座，把它们汇聚和保存起来，按照理想范式的指引，运用想象力加以自由组织、丰富和创造，直到让所谓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化基因等一道共现，成为共时地照亮未来新生活的新光芒。按照这个考虑，我们应当对中华传统文化加以辨识、鉴别和选择，找到其中有价值的成分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2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