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文艺家】   

　　作者：赵凤兰（中国文化报高级记者） 

　　100岁的他，毕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互译工作，已经出版中、英、法文著作100多部，其中中国古代诗词几乎占到了一半，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也是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唯一的亚洲获得者。

许渊冲近照 赵凤兰摄/光明图片

    走进百岁翻译家许渊冲的家，如同重回几十年前。屋内的简易书桌、老式沙发和挂着蚊帐的单人床，透着满屋旧时光的清辉。一抹秋日的阳光穿过微风扬起的白色窗帘，洒落在倚墙而立的简陋书架上，照亮了许渊冲80年的翻译积累与成果。书桌和书架旁错落林立的西南联大老照片、青葱岁月的学生照以及温馨家庭瞬间，将历史烟云浓缩在方寸之间，标识着主人百年人生的初心与来路。

    听闻我到来，正在阳台上搜罗杂物的许渊冲躬身掀帘而出，寂静的斗室立马欢腾起来。就在这间能感受到岁月流淌的书房里，这位从书架上、从《朗读者》屏幕上走下来的“翻译狂人”，激情澎湃、手舞足蹈地宣扬着他的翻译理念。说到翻译诗词的乐趣，自豪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提及不同的意见，他高声辩驳，言辞中充满批判。翻译工作充塞了许渊冲人生的全部时空，是他一生永无止境的追求和永远解不开的梦。

    然而，许渊冲对外语的初体验并不美好。1921年，许渊冲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哥哥放学回家念英文，他也跟着念。上学后由于学习不得法，他常用中文标注发音来背单词，一度对英语产生强烈的憎恶。后来在表叔、著名翻译家熊式一的影响下，他逐渐对英文产生兴趣，并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我恨英文，但考试第一。”许渊冲为自己竖起了大拇指。

    许渊冲的翻译之路是在西南联大开启的。在那里，他不仅与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同窗，还亲耳聆听了叶公超、吴宓、钱钟书等名师的教诲。大一时，因为喜欢一名女同学，许渊冲把林徽因悼念徐志摩的新诗《别丢掉》译成韵体英文寄给对方，那是许渊冲第一次翻译诗歌。只不过50年后，当许渊冲获得国际大奖的消息传出后，才收到那位远在台湾的女同学的“回信”。

    作为文学翻译中难度最大的文体，诗词是否可译，是形似还是神似的争论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许渊冲曾多次致信老师钱钟书，与他探讨诗词翻译，谈到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给诗下的定义：诗是翻译中失掉的东西。钱钟书表示赞同，他认为无色玻璃（直译）的翻译会得罪诗，有色玻璃（意译）的翻译会得罪译，只能两害相权择其轻。他说，许渊冲的译文虽然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却灵活自如，“如果李白懂英文并活到今天，定能与许结为知己”。

    作为“意译派”的忠实捍卫者，许渊冲一生都在诗歌的“意美、音美、形美”中咀嚼涵泳，力图最大限度发挥译语优势，将一种语言之美转化为另一种语言之美。对毛泽东诗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翻译是许渊冲的得意之作。按照字面意思，英美翻译家将它翻译为They like uniforms, not gay dresses.（她们喜欢军装，不喜欢花哨的衣服）。许渊冲认为这种译法走了样，于是翻译为“They love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即“她们敢于面对硝烟，不爱涂脂抹粉”。虽然因“歪曲”毛泽东思想而挨了100鞭子，但许渊冲至今仍为自己翻译中的神来之笔而陶醉。

    在翻译理论上，许渊冲相当自信，从不畏惧挑战名作名译。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堪称译作经典，但许渊冲却认为自己可以在意美上超越他，他以80岁高龄重译经典，公开和傅雷展开竞赛。1995年的《红与黑》汉译大讨论中，以许渊冲为代表的中国翻译“创译派”曾与“等值派”掀起一场不小的论战，他的“优势论”“竞赛论”“创优论”遭到“紧身衣论”者的反对。此外，他与翻译家冯亦代、王佐良等人也有过笔战，不过后来与其中的一些人又化敌为友。

    许渊冲是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获得者中唯一的亚洲人。在他看来，文学翻译就是把最美的表达方式放在最好的地方，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没有意美不必翻。“翻真不足为奇，翻美却很难，我出版的100多本书就是为了把他们翻错的纠正过来。”许渊冲指着屋内的两个书架说：“我是‘内科派’，不仅把箭拔出来，还把内部的毒也取出来了；而‘外科派’只把箭掰断，毒还在里面。”

    许渊冲认为，翻译是追求两种语言的“双赢”，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等值的翻译容易失掉诗的精华，并且难以出精品。与其将诗翻译得味同嚼蜡，嘴里像嚼着一大块黄油面包似的，不如在不失真的情况下使其优化和再创，以确保原诗的内蕴和存意不流失，在音形上更熨帖、更醒豁，使读者能从中体味诗词艺术的音韵之美。为了追求译诗艺术的高峰，许渊冲在翻译上遵循孔子提出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念，提出“以创补失”“美化之艺术”的中国学派翻译理论，即“意美、音美、形美”三美论、“浅化、等化、深化”三化论和“知之、乐之、好之”三之论，成为翻译理论界的一大成果。

    作为语言灵魂的解读者，许渊冲一生都在“绝妙好辞”中挣扎和沉潜。如今，虽已至期颐之年，但他仍葆有鲜活的灵感和难得的赤子之心，依然像年轻时那样棱角分明，快意恩仇。采访那天正值教师节，许渊冲刚品尝完学生送来的巧克力寿桃，突然记起一件事，他一手拄着一根拐杖，颤悠悠地带我到书房，对一本刊登他文章的杂志发起“冲锋”。他说杂志刊发他的署名文章《我译〈诗经〉〈论语〉和〈老子〉》，竟将其中“道可道，非常道”的英译文写错了。他为之痛心疾首，认为传播开去将影响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07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