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桫椤（河北作协文学院研究员）

    陈涛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挂职担任了“第一书记”，是脱贫攻坚工作的亲身参与者。他在驻村两年的时间里写了十余万字的随笔，记录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这些文字结集为这部非虚构文学作品《山中岁月》（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作为“进入者”介入对脱贫攻坚现场的言说，陈涛并没有耽于诸如扶贫的具体工作和农民生活状况有多少改善等公众层面关注的问题——这些当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感受和由此而起的思考——弥漫其间的理想主义光泽和反思意识使作品的思想性大为增加。与那些惯常地对脱贫攻坚现场进行“照相机”式的记录不同，《山中岁月》中的“我”作为观察者、体验者、思考者和叙述者的形象隐身在字里行间。而据以对现实进行评判和引发思考的参照系，乃是“我”头脑中关于现实、道德和人性的理想范式。陈涛在对现场进行观察、记录和反思的同时，也试图在个人叙事中结构出一幅理想主义者对乡村生活的想象图景，尽管那种想象并不一定具有系统性。脱贫攻坚的现场在陈涛笔下仿佛成为一面镜子，既照见时代价值与传统乡村伦理间的交叠错置和人性中的美善，也照见自我对世界的希冀与渴望。

    作为扶贫干部，陈涛承担着并不轻松的工作任务，他在写作中将自己的“山中岁月”纳入日常生活经验中加以表达，这促成他的扶贫书写有着个体化的文学叙事。从城市进入贫困乡村，尽管有对城乡差异的书写，但这种差异被消弭在“我”对乡村生活的情感和文化认同中，我们并没有从中感受到城与乡之间太过明显的对立感。作者在第一章中记述刚到池沟村后的情景，面对陌生的环境，他生出的第一感觉不是拒斥，而是如何融入，于是决定在没有人带领的情况下“自己先去看一看”。他用从远到近的视角观察风土人情，随后把新的生活与“没时间回望，更看不清前路”的城市日常进行比较，从而对未来的两年满怀期待：“想到能有这样一段安静的乡下时光，从固有的轨道中脱离，在一个时间尚未变成碎片的地方学习与思考，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幸事。”由此开始了“我从未如此融入人群，也从未如此贴近自己的内心”的“山中岁月”生活。融入和认同，成为陈涛扶贫期间的情感态度，他对自我生活方式的改变、与小镇青年们亲如兄弟般的友情、义务发起的助学活动等的记述，都成为他主动融入并被乡村接纳的有效行动。

    《山中岁月》对脱贫攻坚的呈现，紧紧围绕“人”这个中心来进行，抓住了写好这类题材的“牛鼻子”。陈涛笔下的人物没有被机械地置于被观察和“被脱贫”的位置上，他们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显现出了饱满的主体性。因主体性的存在而使人物在工作和生活中充满能动性。从作者自己到《修道》中的马大爷及其老伴和儿子，到《小镇青年，酒及酒事》中的小尤、小武，再到《山上来客》中“女人”和她的儿子等，作者写出了他们的命运和性格与道德传统、生存境遇、民间伦理等文化要素之间的多重关系，连带着引出脱贫攻坚工作的复杂性。马大爷本已答应了修路占地的补偿，但他的儿子却明确表示反对，该如何看待父子的不同？那个错拿了钱却因为穷、又怕邻居说她而不想还的“女人”，我们很难在道德或法律的纬度上进行截然的判别。陈涛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随笔中不乏对工作场景的记述，读罢即知他和当地乃至奔走在脱贫攻坚现场无数扶贫干部有多少艰辛，又有多少人像养牛人何暖阳那样对美好生活怀有期待和向往。

    《山中岁月》还闪耀着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的光芒。作者始终未曾放弃对理想的坚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助学活动中他一直坚持着自我的标准，例如“对于任何一所学校，当我看不到你对图书的尊重时，请原谅我无法满足你的要求”，又或者“因我无比珍视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我只想将它们送给那些懂得感谢的人，我不会要求你的回报，只是希望可以看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谢意”。在他的这些“标准”背后实际上是对现实中诸多此类活动流于形式主义和功利目的的批判。在理想主义驱使下，作者将这种批判一直延伸到道德和人性的领域，例如范金生和尕泰讲述的农民为了钱不赡养老人、买房买车还想要政策等，我们从作者的态度中可见他的立场。

    陈涛在《山中岁月》里不吝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不仅有个人的情感表达，也袒露出对乡村、农民乃至山川大地、生命万物的大爱和悲悯，其中的温暖是很容易被感受得到的。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0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