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作者：李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韩亚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实习员）

　　十年前的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商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之死引发了冲击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之春”。这场风暴让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也门的萨利赫等政治强人退出了历史舞台。十年后，阿拉伯世界并没有迎来期盼中的民主、繁荣与和平，美国作为“阿拉伯之春”的始作俑者也难逃其害。

　　十分讽刺的是，随着这个“春天”而来的不是万物复苏，而是凛冽的“寒冬”。大部分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政府被推翻后，政权真空并没有被民主改革派填补。利比亚、也门等国出现了持续混乱和武装冲突，军阀建立的新政府手段之强硬，与“阿拉伯之春”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借势发芽并强势扩张，民众饱受战乱之苦逃离家乡，甚至引发了欧洲难民危机。站在2020年回望过去的十年，阿拉伯民众发现，所谓的“民主运动”带给他们的并不是新生，反而是无尽的灾难与苦痛。国际社会甚至美国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也日趋负面。美国学者诺亚·费德曼以“阿拉伯之冬”取代“阿拉伯之春”，加拿大学者迈克尔·伊格纳蒂夫同样以“悲惨的失败”描述这段历史。

　　时至今日，这场“民主运动”的背后推手正是美国已没有争议。2013年，法国出版的《阿拉伯革命背后隐藏的一面》一书为这一论断作了翔实的论证：美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通过实地引导与网络煽动两大手段促成了这场悲剧。一方面，美国利用“输出民主”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例如美国国际发展署、全国民主基金会、国际共和学院、全国国际事务民主研究会、自由之家、开放社会学院等，深度介入这场街头“革命”；另一方面，美国培训大量阿拉伯网络煽动员，利用网络这一当时的新兴媒介推波助澜，而后又控制国际主流媒体加以赞扬，一边倒地渲染所谓“革命”的“自发性与积极性”。从“阿拉伯之春”之前二十年的东欧剧变，到其十年后的香港动乱，美国的手段、细节也许有所改变，但美国的“司马昭之心”一直未变：以“民主化”之名许诺“更加美好的未来”，暗中不过是满足其一己私利，最后只能给事发地留下一地鸡毛。

　　站在“阿拉伯之春”十周年的节点上回望，这场声势浩大而持久的动荡带给阿拉伯世界的不过是民主之败、经济之殇、政治之乱。相关机构的评分显示，大部分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的治理水平、政治环境和民众权益都与“阿拉伯之春”中煽情的口号相去甚远。

　　中东地区经济水平持续恶化。由于油价下跌、高失业率以及腐败的精英政治等原因，许多中东国家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政治精英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在这些国家造成了高贫困率与贫富分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倒退的十年”，利比亚从全球人均收入平均线之上一步步陷入贫困的泥潭，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动荡、落后的国家之一。

　　中东地区政治衰败日益深重。反腐曾是中东民众参与“革命”的最初诉求，但是从十年后的结果来看，不少国家的腐败程度更加深重。腐败叠加内战硝烟不断，民众看不到未来，纷纷选择逃离。联合国数据显示，“阿拉伯之春”后，内战造成百姓大规模流离失所，仅叙利亚冲突就造成了500多万难民和600多万流离失所者，这些难民大量涌入欧洲，成为欧洲难民危机的主要动因。

　　十年后，类似“阿拉伯之春”的街头之火反而在美国本土燃起。“弗洛伊德事件”再次揭开了美国数百年来的种族主义伤口，掀起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长期社会动荡和街头骚乱。“弗洛伊德之死”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引发“蝴蝶效应”，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社会矛盾、阶层分化和政治衰败也已经到达了空前的程度，甚至不亚于十年前的中东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简陋的生活条件与畸形的医保政策让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成为真正的“易感人群”与“高死亡率患者”；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更让有色人种面临大规模的失业与破产危险，这场疫情正对他们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纽约时报》在一则报道的开头称，“有两场平行的瘟疫正在席卷美国：新冠病毒和警察杀害黑人”。

　　“弗洛伊德事件”成为2020年美国大选的焦点议题之一，进一步激化了美国两党政治，扰乱了美国的政治秩序，未来可能引发其他类似的暴力抗争。即便美国政府更替，美国在处理国内种族难题上依然会缺乏有效途径。美国政治积弊深重，很难由一个人或一任总统来治愈。在此背景下，美国更有可能把“祸水”引向其他国家，试图在国际社会掀起新一轮“民主浪潮”。

　　十年后，从各个层面来看，“阿拉伯之春”并没有给阿拉伯地区带来春天，反而是美国在全球大搞“民主推进”的又一个反面典型。“阿拉伯之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事国家喝了美国“民主价值”的迷魂汤，选择了错误的变革道路。这条错误道路不仅没有解决这些国家业已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反而激化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阶层矛盾，让国家机器和国家治理陷入瘫痪。国家乱了，老百姓任何美好的愿景都会在硝烟中迅速泯灭。

　　事实证明，越是解决复杂的困难，越是进行重大的变革，一个国家就越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越需要一个与人民紧密联系、能够充分组织和动员社会不同群体的执政力量。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够通过稳定和发展来消解旧矛盾，才能够通过改革和创新来解决新问题，给国民一个有获得的现实、一个有希望的未来。真正的践行民主应该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某些国家居心叵测的“颜色革命”、口惠而实不至的“民主支票”，带来的只有悲剧，而没有“春天”。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