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随笔】

　　作者：梁萌（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分会理事）

　　新冠肺炎疫情使社会在2020年年初整体陷入停滞，在这段民众居家隔离抗击疫情的日子里，互联网行业带来的线上办公模式和平台服务业等维持着社会运行的基本脉动。

　　可以说，疫情防控所需的社交距离及其所带给日常生活的挑战，使人们深刻地意识到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如果说2019年出现的“科技向善”理念还是行业头部企业的自说自话，那么在2020年，更多人开始切身体会到科技以及与其相关的商业理念与模式对个体生活和工作的深度介入，疫情的出现无疑更如催化剂一般加速了这个过程。无论情愿与否，网络社会已然来临，互联网技术及其经营战略正在显著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工作，让我们在享受其便利的同时也需要面对困扰与挑战。

　　互联网人从“技术改变世界”的踌躇满志，变为“996加班工作模式”的忧心忡忡，也不过是近年才有的现象。它显现出互联网产业的根本管理方式正在从责任自治向传统工厂惯用的直接控制转变，企业发展短平快的诉求，最终体现为对效率的强调。一些互联网企业正在逐步放弃昔日恪守的以平等、自由的工作环境来促进创新的发展策略，甚至放弃“技术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反而更多沉浸在赢者通吃的数据与流量竞争泥沼里。

　　在此种背景下衍生出的平台经济等互联网商业模式，其影响也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者。基于金融资本一直倡导的“轻资产战略”，许多平台企业并未与一线服务劳动者结成正式雇佣关系，而是以签订信息服务合同，或者以劳务派遣、口头协议等方式，与劳动者形成了非正式用工关系。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用工成本，减轻了压力，降低了风险，却使这部分劳动者难以享有法律规定的相关劳动保障，既面临工伤无处赔偿、医疗无法报销的近忧，更有年老生活无着落的远虑。

　　可以看到互联网领域内的知识劳动者与平台服务劳动者的处境正日趋一致——工作压力与不稳定性双重提升。因此该反思的并非仅限于算法，而是行业整体发展模式与发展策略。科技向善不仅事关产业升级、提升效益等经济层面，也应体现在对业内劳动者的关心、对社会问题的关切等社会层面。特别是，科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形式上是技术，而本质上是人。如何在发展中看到人的价值，看到人的多维需求，突破短期、单一的经济效率思维定式，反思商业模式中先补贴后掠夺的发展策略，是整个行业需要深入思考的。

　　当然，面对新经济新业态所带来的挑战，社会各方也在逐步展开应对。快递员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以及外卖员、家政工高级职称评定等举措，正是对平台劳动者劳动尊严、劳动价值在制度层面的认可，而各省市陆续推出的非劳动关系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政策试点等政策，以及人社部对“共享员工”模式的指导，既是对企业经营行为的有序规范，也是对商业模式疏漏之下劳动者权益的直接回应。与此同时，相关平台企业也在尝试建立双向沟通机制，调整算法与平台规则，意在逐步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与就业质量。

　　从根本上说，深受互联网技术影响的各类工作的后续发展，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各方就网络社会背景下的劳动价值、劳动标准及相关制度法规进行深入探讨并取得共识，使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数字红利”更合理、公正地惠及到每个为之作出贡献的劳动者，让科技向善的理念在行业内外都得到体现，从而有力回应和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新目标，不遗余力地推动社会全方位可持续发展。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29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