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随笔集《目光》：

　　见自我见众生见天地的生命书写

　　作者：叶李（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020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遭遇恶性伤医事件。经历生活激变与生命顿挫的他，在以新的姿态重新出发时，与好友李润共同推出随笔集《目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讨论人生、重审生命，从而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作者心向光明，通过思索生命意义、人性价值、职业信仰、生活信念的文字，为人生“赋义”，以真诚而有深度的生命沉思，化解突发性事件带来的心灵冲击，从职业使命感、责任感出发，将自我与社会相连，捧出心灵，呼唤良知与爱，召唤每个人寻回对生活的初心、对光明的憧憬、对信念的持守。

手术中的陶勇  资料图片

　　《目光》字里行间显豁出一个光明的心灵世界。作品带着生命的体温，展现良知的道德光芒，提供了有价值的“反伤痕”书写，反衬出面对世界“撒娇”的“疼痛文学”的狭隘与肤浅。曾经的“伤痕文学”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反思历史，呼应社会、文化转型中的重要命题，以理性的姿态省察个人命运，蕴含着深广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心理内容。而今天所谓拥抱“后现代”、去深度化的浅俗性流行写作当中的“新伤痕”书写，则是“娇惯的心灵”以精神后撤的姿态，在大时代里营构无限放大自我的“小时代”，顾影自怜，渲染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反复咀嚼“精神剩余物”，呼疼喊痛。书写者将个人与总体性的社会结构“脱嵌”，把“意义”流放到生命的废墟，放弃对“精神高地”的攀登和对生命韧性的磨炼，用空洞的抒情、虚无的腔调来为个人犬儒主义的生活姿态张目。《目光》与这样的写作形成强烈的反差——不仅是文笔上的，更是写作者自身的精神高度、生活态度上的。

　　自始至终陶勇没有沉溺于创伤性事件之中，而是诚恳地对生命中关键性节点、启示性片段进行回溯，重新探究其中的意义。正如哲人所言，“苦难是美德的机会”。特殊经历给了美德现身的契机，也彰显出将自我从生命的意外中超拔出来寻求超越之道的个体心灵质量，以及这种心灵境界与时代的进取精神相匹配的高度。

　　作者超越一时之遭际的进取姿态，在于面对生活的重击不退缩，不因暂时性的生命处境、偶发性状况而否定职业选择的意义、恒久的人生价值，而是从生死场上走一遭的经历当中，正视生命的短暂与脆弱，明确“向死而生”的意义。他坚信要从有限和短暂当中寻求无限和永恒，不是在人生终点处悬想一个最完满的结果作为人生展开的前提，而是要把目的论化为“过程论”，珍惜生命，把人生意义的寻得和确证放在过程展开的每一个时刻去实现——“人在这世上走一遭，过程远远重于结果，而这个过程的意义就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观”。陶勇价值观的核心是，人生正是在于对“意义”的追寻，对于“价值”的成就。实际上，古往今来的无数贤哲已经证明，探求“意义”的冲动是推动人生发展的强大的内驱性力量，而作者愿意以这样的驱动力发动人生引擎，将自己的生命之河引向宽阔的境地。陶勇深信问道、闻道、求道、守道，可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丰盈、宽厚。他在书中反复申明对于哲学的兴趣：“站到哲学的高度，你就会找到解读世界之符咒。”超越具体和有限，超越现象的碎片，在更高处去理解生命、看待医学。

　　尽管作者未必在形而上之思的层面达到了最强的穿透力，然而这种努力是真诚的，并且也确实提升了生命的境界，这从《目光》的生命之思与抒情之诗中都能体会到这一点。随笔集中每一章的后面都附有简练、明晓的小诗，或呼应或强化正文内容，一同涂抹出斑斓、缤纷的心灵色彩，以抒情的笔调向世人表露出一个点亮心灯前行的人与世界遭遇时灵魂的回声。从这回声里可以再一次听到陶勇的自白——关于人生的意义、关于生命与道的深刻关联——生命不是在人与人的对立中显示出独特，而是因理解而兼容。“背着行囊/也要看遍乌云散尽后的美丽……生命是一场旅行/一路寻找价值和意义”。这意义就是从医者认清“医生所能带给病人的希望，不只是解除病痛，还有在生死之间的一种期待”，他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时间和生命力量去托举这种期待；这意义就是以“苍生大医”为最高的自我期许；这意义就是不放弃——“他们没有放弃我，我焉能放弃他们”。作者坚定地在书中“明志”：“我的‘道’就是我的事业，我热爱它，它也能带给我愉悦和价值感。”他将人生的意义、医学与自我的生命贯通起来，三者形成彼此支撑的三维坐标，从而奠定人的存在之基。

　　由于作者把生命的逻辑重音放在“意义”上，他就彻底地把那种将生命工具化，以物质的占有、享乐的获得、巨利的牟取为生命尺度的价值观驱逐到人生的“原野”之外。作者的目光如何注视，或者说他怎么去看，用什么依据、标尺去看，显示出《目光》的价值。作者的目光并不在物质世界的声色上流连，人，尤其是等待救治以重新拥抱生活的病人以及精神生活、精神形式的发展，才是他深深凝眸的所在。比起因物质而发起的有限游戏，他倾心于因精神而发起的无限游戏。无限游戏不是为了终结而开始的，恰恰是为了延续而展开的，它“持续带给人一种使命感”。在陶勇看来，医学正是这样一场无限游戏。实际上，为医学而奉献的人生也是无限游戏的一部分，生命的意义在其中获得无限延长的可能性，而人的精神也在对“无限”的投入中得到真正的扩充和发展，由此不断接近“人类群星闪耀时”的高远。作者的“目光”所蕴含的价值评判，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思维钳制和物质主义对人性的束缚，体现出开放的心灵对于价值的估量以及正念的力量。作者不以财富追求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不将金钱与幸福画上等号，发自内心地肯定从利他当中感受到的真切幸福——为病人捐款捐物令人有幸福感，为病人解除病苦亦是如此。他用个人的经历和感悟昭示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他在《目光》里提供的启示不是由“空洞的理念”派生，他也无意于向读者说教，他的“信”皆来自他的生活实感和生命经验。因此，作者的评判和“所信”对于读者来说就格外具有说服力。

　　《目光》所彰显的进取的生命姿态，还在于作者“用心”看见，因而心生光明。作品用温润的情感浸润理性平和的叙述，娓娓道来，情理皆入人心；文章不诉诸激切的倾诉呼喊，却富有心理深度。《目光》里的目光实是多向度的“看见”。个体既见自我，也见众生、见天地。作为医生，陶勇以仁医之爱看见病人的病苦，看见他们生的坚强和热爱生命的勇气。他专攻专业难度高的葡萄膜炎领域，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为那1%的世界带去光明，他恪守与医学所定之约，一约既定，万山难阻。他对小岳岳这样病情复杂的病人不抛弃、不放弃，精心治疗，为了1%的可能性竭尽全力。他为从小罹患眼部肿瘤的天赐及其父亲同病魔搏斗的韧劲与达观的生命态度所动容，他喜爱因白血病而导致严重眼病的小病人薇薇的阳光可爱。他为病人付出，也从病人那里收获爱，更从他们那里得到最有力的生命启迪。当陶勇一度成为病人的时候，他看见的那些人和他们的生命热力化为他自身重建心灵的精神资源。于是，“看见”成为双向的照见，目光点亮了人与我的心灵之光。注视他人与事物，“就是把自己置于与它的关系之中”，陶勇见病人、见众生的目光建构了正向的对人我关系、医患关系的认知。首先是信任，以人对人的生命“同情”建立信任。其次是将他人的生命存在、他们面对病症的生活反应作为认识自我和反省自我的参照。或者说，因为“看见”，更着力省察自身，获得对自我的深度认知，培养对于生活和生命的定力，以换位思考的方式理解大医精诚的境界——如果医生在治疗的同时，尽可能地去关爱患者的心灵病苦的话，那么希望和爱就会离我们更近。

　　《目光》如同这样一种目光，清澈、坚定。作者理性而不乏温情地审视人与我之间的关系，把无穷的远方等待光明希望的人们视为自我的使命，他深沉地反视自己的生命来路与命运，从生活的考验里更加确定信仰与爱对于生命的意义，决定更加勇敢地面对世界写下“活着”这首属于医者的生命之诗。

山东青岛李沧区沧口街道社区医生入户巡诊。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江苏金坛区人民医院医生于建新小说《感染科医生》：

　　以文学的方式阐述医学的真正使命

　　作者：成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总编辑）

　　于建新是江苏常州金坛的一名感染科医生。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就叫《感染科医生》（花城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他以“支道了医生”的口吻，对江南一个县医院感染科日常的医疗工作进行了具体、详尽和生动的描写。这本小说中所描写的场景、人物和事件，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发现和我日常的工作内容简直太像了！虽然没有和于建新医生面对面交流过，但是看他的小说，就像我的一个年轻同事，把他日常的工作，毫无顾忌、毫无保留地向我娓娓道来。因为我同样也是感染科医生，而且是从医40年的老感染科医生。

　　在医生眼里，人首先是一个生理的个体，然后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人多了，就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社会性就产生了。医学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情况，根据当前的认知进行干预，所谓治病救人。但老实说，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今天，对于人体的秘密知之甚少，很多的病痛还没有更为有效的办法。生理的个体况且如此，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人，则更为复杂。相对于其他行业，医生对于“窥探”人的社会性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更为便利，认识也可能更为深刻。

　　鲁迅先生因为是学医出身，对于国民性就有更为深刻的感受，所以写出的文章振聋发聩。孙中山先生也因为是学医出身，更能感受到劳苦大众的疾苦，所以能够为推翻帝制、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而奋斗一生。因为是医生，患者可以毫无保留地袒露内心深处最为隐私的那一部分，这些话，或许他们不曾和父母、爱人诉说过。为了缓解病痛，患者也可以把最隐私的部位展示给医生看。医院是社会的一个小舞台，每天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演出，美的和丑的都有，这种机会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在医生执业和医院环境中，感染科医生又工作在一个特殊的小环境里。比如艾滋病患者群，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感染的，他们感染以后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颠覆性变化，常人难以理解。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只有像于建新这样在基层医院感染科工作而且是当地唯一的艾滋病主诊医师，才有这样的机会。因此，这本小说所能提供的看问题视角和看问题的客观性，是其他作品所不能企及的。

　　医学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但是现实中却发生了显著的“异化”，有时会远远超出医学的范畴，这对医生提出了额外的要求，有时是难以承受的。《感染科医生》中关于林小宇和植物人父亲林从龙的描述，就很典型。由于一次浴室摔倒的意外，林从龙成了植物人。恰好同去的小儿子林小宇固执地认为是自己的“疏忽”而“深感内疚”。由此派生出来的是林小宇一系列难以理喻的表现：辞掉自己体面的工作，与妻子离婚，对女儿不管不顾，抗拒哥哥林大宇的建议和态度。因此，“支道了医生”不仅要关心患者的病情，还要面对林小宇这个特殊的家属。又如医院前任书记章先发，82岁高龄，在南京明确诊断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回到老家，硬是要求医生能拖过一个月，理由是一家四代要一起过个生日。老先生两个儿子，一个律师、一个老师，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当前的医疗目的已经出现了相当的异化。这些家属关心的焦点是患者的病情吗？这些都在《感染科医生》里有活灵活现的描述。作品在提醒着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医学的真正使命。这或许是当前医患矛盾的症结之一和最终的解决途径。

　　医学的进步，需要科学提供更多的新手段。人的思想和认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文学作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人是有思想意识的社会性存在，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都需要持续不断地宣传和学习。人作为自然界里最为智能的动物类型，有时是无所不能的，比如上天、入海，进入天体物理和微观世界；但有时候就显得很笨，比如爱情、婚姻和家庭，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个人都会经历，可是面对六成以上离婚率的社会现实，就觉得在这个方向的技能，人根本就没有多少进步。一般人如何认识医学、如何对待生老病死、如何构建更加平等有效的医疗体系、如何在重大疾病的防治中更为有力，甚至医学如何促进社会的进步，都是我们对于文学作品所能起的作用的追求。相对医学科学，人文部分的研究就更为复杂。比如说，肝病科医生明明知道一场大酒就是一次急性肝炎的诱因，但还是有不少肝病科医生忍不住贪杯。抽烟的害处，没有比呼吸科医生更清楚的了，但他们中抽烟的也不少。人就是这么复杂，充满了矛盾，甚至是难以理喻。《感染科医生》为文学界或非文学界的同仁们认识人、研究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我和于建新医师虽未谋面，但是心灵相通。虽然我的著述超过千万字，但都是一些医学学术著作，和文学不沾边。像我这样的感染科医生还有很多。我曾为一个八十多岁、无儿无女的临终患者刮胡子，让他走的时候更为清爽一些。也在值班的时候认真巡查病房，发现一个阑尾炎穿孔以痢疾误诊收入病房的16岁小女孩，并将她送到其他医院及时进行了手术。我和大多数感染科医生一样，对小说中的故事细节都很熟悉，但是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刻思考，更没有于建新医生的文学素养和生花妙笔。因此，能有这样一部作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文学与医学都是对人的分析和疗愈

　　作者：曾谷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专业中德班2015级学生）

　　大三暑假的护理见习，是我第一次和临床亲密接触，实习地点选在妇幼保健院的肿瘤科。虽然学了一些与医学有关的课程，但在医院的时候总体上还是以一个陌生视角进行观察的。见习过程中有很多地方充满新鲜感，比如病人的多样性：有在行政部门上班的职员，有卖鱼为生的人，还有些无赖脾性的人；有人术后来探望的亲戚朋友把病床围得密不透风，也有人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独自艰难应对术后或化疗时的痛苦。当时我在读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癌症楼》，而这段见习经历让我充分理解了他将故事设置在癌症医院的理由：面对疾病这一个共同的敌人，很难找到其他地方，可以令人信服地让各式各样的人共处一起。

　　医学从业者似乎在文学上有天然的优势。列举弃医从文的人，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鲁迅、毛姆、契诃夫、余华、毕淑敏……他们放弃医生职业的时间节点各不相同，但最终通向同一条道路。诊治群体多样性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疾病扫荡社会每一个角落，而医生在病史询问和诊治过程中，每位患者都要诚实地撕出一个入口，让医生向内“窥探”。这种对社会各层人士的“窥探”，使得医生相对于其他职业更加了解社会。

　　而有些写作者站在了疾病的另一面。我很喜欢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一个作家在非洲染上坏疽死亡的故事。作家在坏疽导致的间断幻觉中回溯了生命中的一些片段——那些值得留恋的时光，那些后悔被浪费掉的时光。而后逐渐走向平静，直到死神慢慢爬上身体。如果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作家身上，魅力大概会减弱不少，而它恰巧也是一个与疾病抗争的故事。

　　《我与地坛》也是如此。作家站在病人的角度回溯过去，在与疾病源源不断的斗争中，找到了生活的方式：写作。初中读了《我与地坛》，当时很难共情，但总觉得心被莫名其妙地拉扯了一下。如今重读，那些对母亲的怀念、对园子里人的观察、对生命价值追问的文字，由一个长久带着疾病的人讲述，抚平了我关于人生意义的很多忧虑。

　　常常刷知乎的人，是否记得一个叫程浩的用户？因为某种先天性疾病，程浩在轮椅上度过了20多年，直到2013年去世。他从未上过学，却一直保持写作和读书的习惯，在知乎和豆瓣上留下的文字鼓励过很多人，也包括我。他像是一个证明，即使是无法活动、随时会去世的人生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这种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带来的。文学是他认识世界的窗口，他说12岁时想成为一个作家，于是努力读书写作。程浩通过阅读建立的人生观反馈到文字上，同样给很多人带来力量。可以说文学是他传播价值的途径。

　　程浩最喜欢的作家是史铁生，一个和他有着相似命运的人。

　　病人有很多无限接近死亡的时刻，因此也更懂活着的意义，这是他们成为写作者的先天优势。去阐释对生死的看法，讲述与命运搏斗的故事，而这一直都是文学永恒的母题。

　　2020年，当全世界陷入新冠肺炎的恐慌中，文学重新走向舞台上，与医学一起对抗疾病。

　　不知道《鼠疫》在2020年卖出了多少本。在那些恐慌的时刻，阅读《鼠疫》让我转移了焦虑。作为一个在武汉念临床医学的学生，疫情离我实在太近了，新冠肺炎疫情去世的名单里也有我们医学院的教授，学校的附属医院大多变成对抗新冠病毒的战场。我的很多同学都是武汉人。新冠病毒被成功阻击后，我重新回到学校实习，听到老师们对那段时间的讨论，仍然觉得心有余悸。

　　在这场全球事件中，光靠医学的力量是不够的。医学努力探索医治的方法，而文学带给无数人心灵慰藉。我的父亲是文联的一名职员，他的很多同事朋友在疫情期间也身处一线，为身处疫情中的人们写作。在那些居家的日子里，我也看到很多作家、记者、电影导演、哲学家，用文字解剖当下的世界，那是手术刀和实验室够不着的地方。感恩社交网络，这些文字迅速得到传播，和医学对疾病的破译一起，让公众减轻了很多恐慌。

　　医生、病人，同时也是写作者，文学与医学一样，同样作用于人，也同样是对人的分析和疗愈。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2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