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同心同行】   

　　作者：商金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

　　叶圣陶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1919年3月加入“新潮社”，后来成了“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追求进步，“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受到沈雁冰、杨贤江、恽代英、瞿秋白等一批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感召，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社会活动家。

　　叶圣陶有很多党员朋友，排在第一位的是沈雁冰（茅盾），他们的结识得缘于《小说月报》。《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牌文学期刊，创刊于1910年7月。1921年1月《小说月报》12卷1号起“全部革新”，由沈雁冰主编。“文学研究会”恰好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成立，于是“全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就成了文学研究会代理会刊。12卷1号的“创作”均为文学研究会成员所作，其中就有叶圣陶的短篇《母》。可见，在这之前沈雁冰和叶圣陶就有了联系。

　　沈雁冰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员文学家。1921年4月上旬，还在苏州甪直镇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执教的叶圣陶，专程到上海与沈雁冰晤叙。他在《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一文中介绍说：

　　到了上海，就到他（沈雁冰）鸿兴坊的寓所去访问他。第一个印象是他的精密和广博，我自己与他比，太粗略了，太狭窄了。直到现在，每次与他晤面，仍然觉得如此……振铎兄已经从北京到上海来了。我们同游半淞园，照了相片。后来商量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拟订译本目录，各国的文学名著由他们几位提出来，这也要翻，那也要翻，我才知道那些名著的名称。

　　文学研究会总会名义上设在北京，却并无会址。由郑振铎和沈雁冰在京沪两地负责总联络。1921年3月郑振铎从北京铁路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上海铁路南站见习，5月正式调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创办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郑振铎到上海后，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实际上成了“总会”。

　　叶圣陶与郑振铎的交往早于沈雁冰。1919年2月，郑振铎在《新潮》杂志上读到叶圣陶的新诗《春雨》后就来信认叶圣陶作朋友。叶圣陶在《略谈雁冰兄的学工作》一文中所说的《文学研究会丛书》连同他们同游半淞园拍摄的照片，是文学研究会极其珍贵的史料，也是叶圣陶参与文学研究会领导工作的见证。从此，叶圣陶与沈雁冰和郑振铎这三位一辈子心心相印的朋友成了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1923年初，叶圣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当编辑，同时负责主编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周报》，处理文学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寓所的大门上钉有“文学研究会”的搪瓷招牌，蓝底白字，非常醒目。1924年7月，叶圣陶把家搬到闸北香山路仁馀里二十八号，特地把文学研究会的招牌带了去，钉在门上，会刊《文学周报》的封面上也注明“编辑及经理处上海闸北香山路仁馀里二十八号”，直至1927年6月止。

叶圣陶著《文章例话》

　　说来也真巧，叶圣陶一到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就与沈雁冰成了“面对面的同事”。沈雁冰辞去了主编了两年的《小说月报》，被安排到国文部编“学生国小学丛书”，《小说月报》改由郑振铎主编。叶圣陶知道沈雁冰辞职的真实原因，是他作为兼管江浙两省的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学生国小学丛书”可以慢慢编；《小说月报》是月刊，牵扯的精力太多，只有摆脱开来才能专心致志地做党的工作。

　　沈雁冰的革命活动和文学事业一直得到叶圣陶的支持。沈雁冰流亡日本时，发刊之稿件，与亲友之通信，均由叶圣陶转递；沈雁冰并嘱咐叶圣陶夫妇帮助其夫人料理家务，照看老母。叶圣陶在《赋别四绝挽雁冰兄》中写道：“悄然送别浦江滨，且寄扶桑小隐身。刊稿传书宁老母，两家亲若一家人。”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沈雁冰从牯岭潜回上海，叶圣陶处处掩护他，怂恿他写小说《动摇》，并替他把笔名“矛盾”改为“茅盾”的事，尽人皆知，也就不用多说了。

　　叶圣陶认识的共产党人中最值得介绍的还有瞿秋白。他在1946年6月写的纪念短文《回忆瞿秋白先生》中说：

　　认识秋白先生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常在振铎兄的寓所里碰见。谈锋很健，方面很广，常有精辟的见解。我默默地坐在旁边听，领受新知异闻着实不少。他的身子不怎么好，瘦瘦的胳膊，细细的腰身，一望而知是肺病的型式。可是他似乎不甚措意这个。曾经到他顺泰里的寓所去过，看见桌上“拍勒托”跟白兰地的瓶子并排摆着，谈得有劲就斟一杯白兰地。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就义，时年36岁。瞿秋白生前留下遗嘱，要妻子杨之华把他的“一些材料”交给叶圣陶“作小说”（叶圣陶《回忆瞿秋白先生》），可见他对叶圣陶非常信任和欣赏。

　　叶圣陶的寓所仁馀里廿八号在五卅运动期间成了左派的联络点。1926年初应共产党人的邀请主编中国济难会会刊《光明》半月刊，为“救济解放运动之被难者及其家属”做了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1926年初，沈雁冰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上海后，接替恽代英担任共产党的秘密机关上海“交通局”主任（即党中央联络员），各省地方党组织的报告，用“钟英先生”的名义寄给沈雁冰转交党中央。因为仁馀里廿八号，是文学研究会的会所，沈雁冰看中了这样一个公开身份，每天邮差送来的信件又多，就托叶圣陶代他收信，凡是信封上写着“钟英先生收”的，收捡在一边，说待有人来取就交与。“钟英”就是“中共中央”的谐音。至于共产党人在仁馀里廿八号秘密开会的事，叶至善在《“赋别寄哀思”》一文中介绍说：

　　有些晚上（沈雁冰）还借我家开会，会场就在客堂后间的楼梯底下。我父亲从不问他们什么会，总是在晚饭以后，先从后门进来一个我父亲认得的人，我父亲把把门的大权交给了他，管自上楼去做自己的工作了。前面的客堂里睡着祖母和我。我已经懂点儿事了，知道在板壁后面低声说话的是“革命党”，而“革命党”被抓住了是要杀头的，北火车站的电线杆上就曾经挂过小竹笼，笼里盛着“革命党”的脑袋。我走过那里连头也不敢抬。在宝山路上，我经常看到那些凶巴巴的“执法队”在巡逻，身背刀把上飘着红绸的明晃晃的大刀。想着想着，我害怕起来，把身子贴近祖母胸前，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不知那些开会的“革命党”什么时候悄悄离去的。

　　叶至善说他母亲跟他讲过，冯铿到仁馀里廿八号开过会，陈独秀也曾来过仁馀里廿八号。1927年“四一二”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查获了沈雁冰经管的文件，还有私人信函、日记和书籍，“清党委员会”以此作为共产党“破坏革命”的“确实证据”。8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请看共产党阴谋毒计 上海清党委员会披露在沈雁冰宅中搜得》，公布1925年11月5日在仁馀里廿八号召开第一次党团会议的内容和决定，内容包括“党团会议之主席”“党团之目的”“发展组织”“整顿分部”“商务分部的改组”“训练班由杨贤江负责”“出版问题”“经费另筹”等。8月14日，上海《申报》发表《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披露中国共产党操纵上海本党干部之真凭实据——在沈雁冰日记簿中检出》，再次披露沈雁冰在仁馀里廿八号召开会议的“实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组中央党团、整顿区党部，以巩固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反击蒋介石继“中山舰事件”后，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赤裸裸的反共提案——“整理党务案”。面对“清党委员会”的“清算”，叶圣陶一家人先是躲在刘海粟家的车库里避开风头，后来搬到上海西区斜桥天祥里，又从天祥里搬到景云里11号。景云里位于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处，当时还比较僻静，鲁迅称之为“半租界”。

　　五卅运动以后的那几年，叶圣陶把一切革新希望都寄托给了大革命，光明不仅在望，而且已经伸手可以触摸到。忽地天翻地覆，什么都落进了漆黑的无底深渊。长歌当哭，他创作了短篇《夜》、长篇《倪焕之》以及童话《冥世别》等一系列“革命文学作品”，控诉反动派凶残的“大屠杀”，讴歌民众的觉醒和抗争，把希望寄托在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身上。

　　这之后，叶圣陶的立场更加鲜明。“九一八”事变后，他全力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又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1945年10月16日，叶圣陶应邀到重庆曾家岩出席周恩来的宴请，日记中写道：“闻周之名已久，见面尚是初次。其人有英爽之气，颇不凡俗。”见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之后，叶圣陶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更真诚了，这从他1949年3月1日写的一首诗《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中可以体会得到。诗云：

　　南运经时又北游，

　　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

　　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

　　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

　　言志奚须故自羞。

　　应中共中央邀请，叶圣陶与夫人胡墨林于1949年1月7日乘永生轮秘密离沪，11日抵香港。2月27日，登一挂葡萄牙旗之货轮北上。一同乘船北上的还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俞寰澄、张炯伯、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等多位民主人士和文艺界的老朋友。3月1日晚饭后在船上举行第一次晚会。轮到叶圣陶说笑话，他说了一个谜语，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谜底为《庄子》中的一个“篇名”。宋云彬猜中为《知北游》，向叶圣陶索要奖品，叶圣陶写了这首诗。最值得注意的是“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两句。背一筐土去堆山，怎肯落在别人后头；像小溪一样流归大海，真是再高兴没有了。叶圣陶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欢迎新中国的。到北平后，他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满怀着“篑土为山宁肯后”的情操，为党的文学、教育和出版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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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1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