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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文艺家】
光明日报记者 韩业庭
只有在写作的短暂瞬间,他才会意识到自己在从事文学工作。生活于他,就是一场旅行,文学作品像是旅行中产生表达欲望后的副产品。行走构成了他创作的基础,形成了他创作的源泉,让他创作出《尘埃落定》《格萨尔王》《云中记》等不一样的作品。
阿来近照 光明日报记者 韩业庭摄/光明图片
采访阿来是在一个科技主题峰会的间隙。他是那个峰会的嘉宾。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生物学家饶毅、量子科学家张胜誉……相较于他们,身为作家的阿来有些跨界。不过,他很享受这种文学圈之外的活动。只有在写作的短暂瞬间,他才会意识到自己在从事文学工作。很多时候,他更像个满怀好奇心的“驴友”,热衷行走,喜欢勘探,乐于思考,生活于他,就是一场旅行,文学作品像是旅行中产生表达欲望后的副产品。
几年前,智利一所大学请阿来去讲学,问他对行程有何要求,他打开一本聂鲁达的诗集,把诗中的很多地名圈了出来,“就去这些地方”。读书,然后到现场,不管地方有多远,这就是阿来的“旅行指南”。按照“跟着书本去旅行”的习惯,阿来读了卡彭铁尔去了古巴,读了略萨去了秘鲁,读了帕斯和鲁尔福去了墨西哥,而东南亚国家,他基本没去过,因为没读过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
行走构成了阿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形成了阿来文学创作的源泉、动力与保障。20多年前,年轻的阿来就走遍了四川阿坝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翻阅了18位土司50余万字的家族史,最后写出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游历完西藏,他又把旅途中的所看、所想、所感、所闻,倾诉到了散文集《大地的阶梯》中。后来写《空山》,写《格萨尔王》,写《瞻对》,每次动笔前,他都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行李箱中除了书,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行程少则十多天,多则两个月。
采访中,很少听到阿来把到各地游历叫作“采风”。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采风多少有些根据预设目标进行撷取选择的意思,而他希望自己的写作随心而动,这个“心”就是想写的冲动、想表达的愿望。正如他自己所言,“有人写作靠灵感,而我写作靠情绪”。不过,他并非有点情绪就下笔。每次有了想写的冲动,阿来都会强制自己放一放,过了一段时间,冲动再次来袭,就再抑制一下,最后反复多次,不得不写时,才会动笔。阿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写作过程中保持真正的艺术风格。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阿来作为志愿者参加抗震救灾,每天抬伤员,挖尸体,目睹了大量生死故事。当时,很多刊物跟他约稿,他没写。震后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周围的作家发表了大量纪念作品,他仍然没写。一直到十年后5月12日的下午,成都大街上警报回响、汽笛长鸣,坐在书桌前的阿来突然泪流满面,十年前所见的那些生死场面,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一刻,他觉得“确实到时候了”,随即提笔写出长篇小说《云中记》。
每到一处,阿来除了喜欢听各种故事,还对当地的地理尤其植物十分感兴趣。他的电脑里存着数万张他拍摄的植物图片,点击进去仿佛就进入了一个丰饶而神奇的世界。迟子建曾这样描写阿来:“当一行人热热闹闹地在风景名胜前留影时,阿来却是独自走向别处,将镜头聚焦在花朵上。花儿在阳光和风中千姿百态,赏花和拍花的阿来,也是千姿百态。这时的花儿成了隐秘的河流,而阿来是自由的鱼儿。印象最深的是他屈膝拍花的姿态,就像是向花儿求爱。”让人吃惊的是,阿来不仅可以辨认出数千种植物,还能准确讲出每种植物的归类、习性、用途。“青藏高原上80%的植物我都认识,在这方面,我甚至比大学里植物学方面的学者知道的都多。”他颇为得意地说,“写小说不仅是简单地写个精彩的故事,还是深入生活、了解历史、了解地理、提升自己、丰富自己的过程,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阿来像个月下散步的诗人,走走停停,不疾不徐,他出发不是为了到达彼岸,在意的是路边的风景和那份怡然自得。
如今年逾六旬的阿来,对很多事情看得更开、更明白。被问及如何看待他的那个突然走红的四川老乡丁真,他两手一摊说道:“我们乐此不疲地讨论这些事情干什么?一个普通人因为一个表情突然走红网络,本就莫名其妙。再加上引发一帮人支持、另一帮人反对的全民大讨论,这本身就是一种反讽,最高兴的唯有资本。”阿来觉得,现在对很多所谓“网络热点”的讨论陷入了“意义的空转”,本想远离喧嚣的他,最后竟然也被迫加入讨论,对此他只能报以一声叹息、一丝苦笑。
谈到当下热闹的网络文学以及大众文化消费内容的浅薄化、娱乐化等话题,阿来说:“当我们觉得读的文字比较浅薄的时候,有些人连文字都不想看了,而是去看视频了,甚至想直接进入游戏扮演故事中的角色,这种由技术和资本推动的时代趋势,少数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想阻止是不可能的。”不过,就像梭罗远离城市隐居于瓦尔登湖畔,阿来也在用他的方式,与“时代趋势”保持着一种疏离,那就是坚持自我,继续自己的旅途——读书、游历、观察、思考、写作,同时仍对这个世界抱有善意和希望。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