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反映国外中国史研究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的丛书“剑桥中国史”中译本“上新”了。近期，《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相继出版，至此，中文版共出版十三卷。剑桥中国史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翻译引进到中国，影响了一代史学家，被公认为是代表西方中国史研究新水平、新动向的学术著作。四十余年来，积累了大批读者，据了解，每年销售万余套。近年来，时有学者指出，丛书中存在一些视角的局限和资料的不足，这使得阅读剑桥中国史变得有门槛、有讲究。今日，本刊约请两位史学专家评述这两本新书，希望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种剑桥中国史的“读法”。

一幅纵横交错的立体式清史长卷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述评

　　作者：王俊义（清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以下简称《清代前中期史》）乃“剑桥中国史”丛书之第9卷上册，其中译本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组织翻译，于近日问世。与之相衔接的该丛书之第10卷、第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早在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已有中译本，两种直接相关之书的出版，前后间隔达二三十年之久，而此间各方面的变化可谓天壤，与之伴随的这一套丛书，从其初创再到此卷的出版，本身也有很大的变化与扩展。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1644—1800年 上卷》 裴德生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0万言的清代前中期史  

　　《清代前中期史》书写的时间范围是1644—1800年，起自顺治元年，迄于嘉庆五年，亦即乾隆去世后嘉庆独立亲政之年。前此出版的《晚清史》书写的时间范围是1800—1911年，起自嘉庆五年，止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全书从纵横两个向度，对清代前中期史展开翔实论述，全卷约80万言，确是一部洋洋大观的清代前中期史。

　　就本卷内容而言，“导论”后的第一章至第五章，是从纵向角度，以各朝皇帝及其统治为中心，着重从政治史、军事史的角度，记述了各朝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发展动向，并对各位皇帝的历史功过作出评价。分别按照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序，依次记述了顺治帝继位后面临的内外挑战、对中原及长江下游的征服、多尔衮的执政擅权与党争、顺治的亲政与革新。进而论述康熙的登基、亲政，对清帝国疆域的统一及边疆的巩固，评价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他与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路易十四，都“标志着前工业社会里封建君主所能达到的极点”。在“乾隆朝”中，有论者评价“可能是详细叙述各王朝的五章中最好的一章”。作者不仅评述“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他“集艺术家、诗人、焚书者、好战者、穷人的保护者”于一身，既编纂了浩瀚典籍的《四库全书》，又大肆焚书，滥行文字狱。他在位期间发展农业、提高生产力，养活了全国3亿人口，使清朝的经济达到鼎盛，但又喜怒无常，挥霍浪费，导致晚年面临贫困和腐败的局面。面对这一系列矛盾，作者从心理学、政治学的角度，把乾隆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分析描绘得入木三分。

　　全书的后五章，则从横向以专题研究的方式，着重从民族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各方面，对1800年之前清代前中期历史中的相关专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既是对前五章的丰富和补充，又不相互重复，显示出编者在立章布局上的匠心。

从“冲击—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

　　若与三十年前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相比较，本卷的作者与主编在年龄结构上有了很大变化，如果说《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主编与作者费正清、弗莱彻、魏斐德、孔飞力等，是“二战”后美国从事清史研究的第一代与第二代学者，那么，《清代前中期史》的主编和作者裴德生、史景迁、王业键等则可以说是第二代或介于二、三代之间的学者，而其他多数作者如陆西华、邓尔麟、曾小萍、伍德赛德、艾尔曼、曼素恩、罗威廉等则属第三代学者，其中柯娇燕已是第四代年轻学者了。他们多是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新崛起的一代，新一代学者在对前辈学者的学术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的过程中，在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与研究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所转变和更新。正如本卷第七章的作者艾尔曼先生所说：“他们是前辈、是老师，我们很尊敬他们，但是后辈可以也可能超过他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正是学术研究前进的必然趋势和规律。

　　如果将《清代前中期史》与《晚清史》加以比较对照，还会发现两者已有很大区别，主要是研究模式上体现了从“冲击—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或者说是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的重大转变。

　　费正清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者，毕生致力于东亚特别是中国史研究，对于组织推动美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学研究都有积极影响和重大贡献。但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致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或循环往复的状态，只有靠西方冲击，才能打破固有的社会秩序而走向现代化道路。他进而认为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变化的根本内容和动力，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中国对冲击的反应。费正清的这些思想逐渐形成了其研究中国历史的模式和理论架构，即著名的“冲击—反应论”。由于费正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着重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本人又强调经世致用，作为一名美国学者，自然要为美国的现实利益与政策服务，唯其如此，费正清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长期在美国学术界居主流地位，成为美国官方史学的代表，甚至有“美国中国学教父”之称。尽管费正清在主编《剑桥中国史》时，形势已有所变化，《剑桥中国晚清史》的部分作者已冲破了“冲击—反应”模式，主张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因，费正清本人的一些观点也有改变，不过其改变也只是局部的，因此《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各章作者及全书的整体架构依然受“冲击—反应论”的束缚。

　　当“冲击—反应”模式如日中天时，一种新的史学思潮——“中国中心观”却悄然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术思想界无不在探索各个国家和民族独特的发展道路，反对“欧洲中心论”亦即“西方中心论”的国际学术思潮猛然兴起。美国国内动荡局面与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势，都促使美国史学界思考，并开始探索史学研究中新的理论框架，逐渐认识到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正是“西方中心论”的再版，它不能正确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的研究，看到中国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变化并非受西方冲击后才产生的，有些学者及其著作已经以动态和变化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即使是孔飞力这样的著名历史学家，也积极主张从中国内部去研究中国历史变迁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动力，反对用“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实际上已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基本主张和原则。

　　至1984年，卫斯理学院的柯文教授总结了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冲击—反应”模式的学术思想研究成果，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中国中心观”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因。这种研究取向并不排斥西方冲击对中国的影响，只是反对将西方的冲击视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的、主要的原因，进而曲解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

　　尽管柯文本人也承认他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并不完善，但这部著作的问世，却石破天惊，在美国学术界掀起巨大波澜，成为美国中国史研究具有转变性的里程碑。它打破了“冲击—反应论”一统天下的局面，使美国的史学研究走向多元化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柯文曾列举了“近年美国历史研究之趋势”的几部重要著作，而这些著作的作者曾小萍、罗威廉、艾尔曼等都是本卷书的作者。他们与本卷的其他几位作者如史景迁、马若孟、王业键、柯娇燕、曼素恩等，也都是“中国中心观”的主张者或支持者，这说明“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已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一种主要趋势和动向，而这种趋势和动向，也必然会融会反映到本卷之中。

学术交流要取长补短、容纳百川

　　由于时代发展和研究模式的转变，《清代前中期史》与《晚清史》在理论框架、学术观点、内容取舍上都有变化和不同。《晚清史》编写时中国学术界尚处于停顿与闭塞状态。外国学者到中国大陆往来交流的也很少，尚不能直接查看有关的档案史料，能阅读到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不多，因而《晚清史》未能充分利用清宫档案和吸收中国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然而当《清代前中期史》开始编写时，客观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学者的学术环境已有很大改变，史学研究开始有了发展和繁荣。这一卷作者多为美国史学界研究清史的精英，其中多数人都曾到中国进行访问交流。他们已能自由查阅中国的历史档案，直接与中国大陆学者进行交流，阅读他们的著作，吸收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如陆西华在“1644年前的建国历程”一章中，吸收了李洵、薛虹主编的《清代全史》第一卷的有关成果；史景迁撰写的“康熙朝”中，对康熙的总体评价则吸收了刘大年的见解；曾小萍所写的“雍正朝”则较多地吸收了冯尔康关于雍正的研究；伍德赛德的“乾隆朝”则吸收了戴逸对乾隆的研究……这些情况正是中美学者间开展学术交流、相互间增进了解的结果。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丛书总编辑序中写道：“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当他遽归道山之后，这套丛书的另一位总主编崔瑞德又写道：“过去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独有的。所有我们的历史都是人类过去经历的一部分。”两位主编都在说明世界进入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影响，世界更需要了解中国和认识中国，也需要更加重视中国的历史。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而从1644年到1911年这一时期的清朝史，正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也正是在此一时期与欧美各国有了更多的碰撞和交融。因此研究和编写清代历史，必须“具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进程”。当然，清史产生发展的土壤和根基在中国，清史文献资料大多积聚储藏在中国，为中国学者研究清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中国也应涌现具有世界水平的清史著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应该重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清史研究的成果，更多地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以取长补短、容纳百川。尽管我们与西方历史学家的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观察历史的立场与视角也不尽一致，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著述，在观点、方法乃至资料的取舍和运用方面，我们不见得都能认同，但却有值得借鉴之处。即使是我们不能苟同的观点，中国学界也应做到“知己知彼”，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予以应对，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舞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正是我们始终坚持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丛书的价值取向。近年来，中国正举全国清史学界之力，编纂能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大型《清史》，值此之际，《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出版也可谓适逢其时。

再现宋代政治忧患的鸿篇巨著

——评《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

　　作者：李华瑞，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张讲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用“千呼万唤始出来”形容中文译本《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以下简称《宋史上》）的出版，最恰当不过了。据本书主编之一的史乐民的介绍，1993年已故的著名华裔宋史专家刘子健生前通读过各个章节，说明宋代卷的大部分稿件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已基本完成。国内学者也不断风闻这部书即将出版，可是直到2009年英文版才得以问世，又过了十余年，姗姗来迟的中文译本也终于与国内读者见面了。

　　有学者说“剑桥中国史”丛书的最大特点是注意到了很多中国写通史忽视的层面，视角往往比较新颖，有多方面把握材料的能力。这种说法若是放在《宋史上》基本完稿的三十年前，大致是可以成立的。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之前，国内的宋史研究，不论是与中国古代各断代史研究相比，还是与海外日本甚至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相比，都相对落后一些。本书广泛汲取20世纪日本、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宋史研究者的成果，说该书集20世纪宋代政治史研究之大成，代表了20世纪世界范围宋代通史政治史编纂的最高水平，是不为过的。不过，恰恰是在本书启动编纂之时，国内宋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准备和积累开始进入起飞阶段，至2009年该书英文版出版之际，中国宋史研究已位居国际宋史研究的主流和前列。2011年由已故学者漆侠先生挂名主编、王曾瑜先生总其成、近70位宋史学者参加编写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8册），不论深度和广度，还是吸纳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最新研究成果上，已大大超越矣。

　　《宋史上》很强调国际化，希望反映西方学术背景下的研究特色，虽然说这种研究特色不等同于西方的学术立场，但实际上不可能不打上西方学术立场的烙印。就“剑桥中国史”将10—14世纪中国历史分作《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和《剑桥中国宋代史》就能看到日本“唐宋变革论”和美国“征服王朝论”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立场。客观地讲，《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在论述史实时主要显现的还是西方学术背景下的研究特色。下面从五个方面来看西方学术视野下宋代政治史的编写特点。

    《剑桥中国宋代史907—1279年 上卷》 崔瑞德、史乐民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重视五代十国历史的书写

　　日本学界从二十世纪初奉行“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将唐中叶作为唐宋变革的起始，故编写宋代历史往往从唐后期、五代十国的历史讲起，以明了贵族政治向宋代独裁政治和平民社会的演进。就研究五代十国的历史而言，中国学者近三十年来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在编撰中国通史时不论是划分隋唐五代史还是划分五代十国辽宋西夏金史，往往把五代十国作为唐宋之间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阶段，叙述都较为简略。《宋史上》却给以较大篇幅论述，这一方面是由于“剑桥中国史”丛书没有把五代十国划入隋唐史卷，另一方面正如本书导论所言，“最初的两章所写的那样，混乱和政局动荡的景象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导着我们对唐朝到宋朝这一过渡时期的认知。如今，这种认识必须由这样一种观点代替，就是北部的五代和南部的九国是一个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时代，并为宋朝建立统一的政权奠定了基础”。用两章的篇幅叙述五代十国的历史，为唐宋的传承和演变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为太祖由军事独裁向权威帝王的转型做了铺垫，更为南方逐渐占据宋朝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区域做了铺垫。笔者以为这种铺垫实属必要，而且有些论述颇有见地。

    2.将辽西夏金蒙元与宋朝的互动作为主线

　　国内研究宋代政治或编撰中国通史中的宋代政治通常把宋辽、宋夏、宋金、宋蒙元关系看作是和战问题，而《宋史上》最大的不同点，是将草原游牧、渔猎民族政权辽西夏金蒙元与宋朝的互动和影响作为宋代王朝政治主线索之一来论述，也就是说在挑战与应战模式下，把宋代政治史看作是处理周边民族政权关系，并由此引起宋朝内部政治集团势力消长、政治议程变动、政治机构和制度变化的过程。用本书主编史乐民在导言中的话概括说，就是“中原与草原民族的关系与王朝事务的形成。”这条主线的基点是建立在以下两个认识上：

　　其一，北方民族政权体制与汉族政权管理模式相结合产生的“双重管理帝国”，使得辽夏金元经济、军事实力大增，“10-13世纪亚洲内陆国家治国才能的快速发展允许其在北部边境的国家供养强大的军队，这在数量上和财富上抵消了农耕中国宋国家的优势，在东亚削弱了中原王朝宋的实力。”从而阻止了宋朝夺取在以中国统治为中心世界秩序中的强大位置，把宋朝地位降低到东亚各国体系中一个平等参与者的位置。并用战争或战争威胁让朝贡变成宋朝“保障和平”的一种方法。

　　其二，在内部，一直有国内威胁挑战着边境的稳定，对和解的共识是实用的而不是有原则的。宋朝的“文官主义”使一些从战争而不是和平中获益更多的个人和团体边缘化，亦即军功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都是解决民族矛盾而兴起的政治改革运动，甚至把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决策称作宋神宗父子的民族统一主义和国家行动主义。

　　对此，有两点论述值得注意，一是对澶渊之盟条款的解释比国内的相关研究和论述细致多了，因而对“澶渊之盟”性质和意义的判断也就大不相同。国内的叙述一般多是从宋朝国内政治或宋辽民族平等原则进行否定或肯定，而本书概括为“总之，虽然辽朝能够使用合（和）约从宋朝额外获益，但宋朝视辽朝为一个主权帝国和外交对手的外交关系所呈现的务实取向，使得‘澶渊之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事件’”，二是国内讲南宋初期历史除了宋金之间的战争外，多叙述宋朝军民的抗金斗争，本书则侧重叙述高宗、秦桧统治下的“战争与外交”“和平进程”。同时指出，南宋边疆政策，一个半世纪统治的肆意妄为，渐渐破坏了朝廷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普遍适用、深思熟虑决定的能力，也使南宋面临巨大威胁时决策机制陷入瘫痪。

    3.侧重历史过程的叙说

　　中国传统史学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为代表的著作本源和主体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叙事，人是连接历史学时间、空间、事情三个要素的关键。而近代以来国内的历史研究和通史编写受西方史学理论和社科方法影响，大都“以事为本位”“以问题为本位”。本书却难能可贵地从宋廷的角度，侧重历史过程的叙说，用较多的笔墨描述每一朝的君臣关系、君与臣的角色、人事与权力等，反而更具有接近宋代王朝史的特色。如将南宋后期的政治停滞和衰落与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的荒淫、懦弱和疾病，以及权相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的专权与无能联系起来考察，是很有说服力的。由于对皇帝、臣僚个人活动有较多描述，篇幅也相应大增，可以说《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是笔者迄今所见叙述宋代政治史部头最大的著作。

    4.王安石变法是论述重点

　　北宋中后期政治占本书篇幅最多，王安石、宋神宗在熙丰时期的变法又是重中之重。对于国内争议很大的王安石变法的论述，有几点值得称道：1.充分吸收包括漆侠、刘子健、东一夫在内研究王安石变法高水平的论著以及众多日本宋代财政研究成果，使得论述站在较高的起点。2.以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为例，充分展现王安石新法的合理性和创造性，理解王安石要做什么。3.阐释新法执行过程遇到的问题、解决办法，以及对初衷的背离及其原因，即“从经济再分配到榨取税收。”4.对反变法派反对意见的合理内核及其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进行客观分析。5.既不采信南宋以来道德角度的评判，也不卷入近代以来的赞誉和诋毁的争议，没有轻易简单地肯定或否定。6.元丰时期神宗的独断，神宗对王安石的尊敬和对蔡确、王珪的轻蔑，对守旧派大臣的眷顾都写得很精彩。

    5.对徽宗时期人物做出新评价

　　从重新审读传统文献历史书写的立场，对徽宗、高宗朝的政治和人物做了新的评价。编者以为对徽宗时期的评价一般倾向于高度笼统的叙述，因为他统治时期的文献记录是历史编纂中充满问题的雷区。这些问题之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传统史学上的道德褒贬偏见，必须用怀疑的眼光来阅读徽宗朝的这些所谓原始资料，注意它们涵盖和忽略的内容。从较为正面的角度重新诠释徽宗一朝的政治活动。蔡京被打入《宋史》奸臣传，对蔡京的评价和记述也同样是在政治史的道德诠释中，蔡京被描绘成为一位绝对的恶人，是北宋灭亡的替罪羊，本书通过对徽宗朝文献资料进行更仔细的阅读，指出“虽然蔡氏远远不是无可指责的，但也不至于犯下其传记作者所称的那种程度的罪行”“蔡京政府也没有那么自私自利”，从正面角度评价蔡京的教育政策及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的扩张。对于另外一个受传统史学严厉批判并列入《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也在认真解读资料的基础上，做了“不带有感情色彩”的平实叙述，剖析和梳理秦桧统治十四年里，主张和平、杀害岳飞、专权、篡改国史、抨击道学等事实的经过。并认为“秦桧是金国间谍的说法不可信，这很可能是毫无根据地抹黑秦桧的名誉。尽管秦桧被许多史学家控告是卖国贼，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曾经主动与金国勾结。”

　　此外，有一些论述颇为新颖，如“旧史家和史学研究把（元祐时期）反变法派同盟分成朔、洛、蜀三个分立的党派，这种方法固然有助于理解，但它抹杀了北宋后期政治生活中的混乱无序和错综复杂，”对此编者进行了四点有力反证，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如“绍圣集团作为当时最具纪律性的政治组织，在财政和边事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达到而且超过了神宗君臣的功绩。”这个评论国内未之有也。对于元军攻陷临安和厓山之败后，军民和士大夫有不同表现，前者是“满朝朱紫尽降臣”，后者却有成千上万的殉国者，这种差异，编者以为是元军攻破临安时，南宋尚有大片领土，宋朝人仍有复国希望，而以城投降将避免百万平民遭屠戮；“厓山之败一个无法忽略的因素是绝望，”故宋朝人选择自尽而非降敌。这个解释很有道理。

　　以上对《宋史上》的称道主要是从学术多元的视角出发，对其中的一些观点笔者并不一定赞成。本书最大的不足之处是常识性错误太多，仅中译本所加译者按语就可纠正错误达167处，此外笔者阅读过程中随手拈来的错误还有二三十条之多，比较多的错讹是职官和人名张冠李戴，注释人物生卒年、事件发生年代、古今地名不实，还有纪事内容、统计数据不确等。错讹几乎都出现在非华人学者的论述部分。

　　其次，由于每个章节大都出自不同作者，上下文衔接多有重复。第三，英文写作者对古汉文资料的理解可能已经有了语言隔阂，再从英语译为中文与实际的语境距离会更大。一些明显的史事错误，可能是翻译把原文误读的史实又误译造成的。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1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