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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词发其朴学:皮锡瑞的骈文与经学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04-19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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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吕双伟(湖南师范大学辞赋骈文研究中心教授)

以华词发其朴学:皮锡瑞的骈文与经学

  皮锡瑞(1850-1908)不仅是晚清著名经学家,还是成就突出的骈文家。他原本渴望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以匡时济世,无奈屡战屡败,最后止步于举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促使他发奋著书,以期于不朽。《今文尚书考证》《尚书大传疏证》《经学历史》及《师伏堂骈文》等成就了他在经学和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

  浸淫辞章,尤擅骈文

  皮锡瑞中年以前酷爱辞章,对此也颇为自信,曰:“少壮真难再,文章敢自欺”(《四十初度述怀四十韵》)、“绮岁娴词赋,清时拙走趋”(《章江泛船四十韵》)。他重视诗赋、骈、散文且强调入门须正,主张诗、赋师法唐人,骈、散文上溯八代。诗歌宗唐、骈文溯源八代不足为奇,但主张赋法学唐代、散文取法八代,可见其对丽辞的偏爱。中年以后,他转入训诂之学,但并没有放弃辞章,仍有诗歌、骈文创作。

  1895年,皮锡瑞自己刊刻《师伏堂骈文》二卷;1904年重刊,增为四卷,收文达64篇,其中最多的是序,达17篇。这些序基本上是围绕自己的经学著作而写,可见其用骈文表达经学思想的自觉。其他论说、杂记、碑志等,或论史,或写景,或抒情,句式整齐且多用隔对,但不追求对偶精工和隶事深僻,故文气畅达,风格自然。张舜徽先生高度肯定其骈文成就:“抑锡瑞穷经之外,兼擅词章,而骈文尤有名。……悉以华词发其朴学,略与孔广森同揆。”(《清人文集别录》)张祖同也认为其骈文“在石笥(胡天游)之上”(《师伏堂日记》)。孔广森和胡天游都是清代一流骈文家,由此可见他们对皮锡瑞骈文的推崇。1902年,王先谦编《骈文类纂》刊刻,叶德辉曾建议不录存世者之文,但王认为缪荃孙、皮锡瑞的骈文实在难以割舍,遂录皮锡瑞序跋、杂记等11篇,连珠87首,在入选的清代骈文家中,数量仅次于洪亮吉。虽然两人为同乡,但在戊戌维新时期观点不同,关系曾经恶化。皮氏骈文入选如此之多,主要当是文章成就而不是友人扶持。

  骈文论学,推崇今文

  皮锡瑞精研群经,推崇今文经学,尤重《今文尚书》,但并不排斥古文经学,主张古今融通。夏敬观认为其“畅微抉隐,扶翼西汉今文之学,殆超越乾嘉诸儒,而为清代经师殿后之一人也”(《皮鹿门年谱序》)。如此评价其师经学成就,大体不谬。他善用骈文来论学说理,1895年在南昌经训书院讲学时所作《尚书大传疏证自序》即为代表。

  《尚书大传》旧题伏胜撰,但一直不被重视,皮锡瑞对该书加以疏证并自序。全文虽多用隔对,但六四、四六隔对和单对交错使用;又善用虚词舒缓文气,用词平实,故虽隶事丰富但文意疏宕。如开头叙述焚书坑儒对六经的破坏后,指出伏胜撰述《尚书大传》的真实性与重要性:“著录本于秦官,发藏先于孔壁。五三六经之旨,如日中天;二十八篇之文,比宿北斗。若夫别撰大义,不尽发明本经,而欧、张传授,皆出高足;刘、班《略》《志》,首列《传》名。汉世四家言《诗》,二戴述《礼》;公羊经旨,司马史才。考其记礼之辞,多相出入;序事之略,亦堪证明。”他认为《尚书大传》内容可信,欧阳生、张生所传、刘向《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四家《诗》、大小戴《礼记》《公羊传》《史记》等中所引,都可佐证。虽见其个人偏爱,但对《尚书》研究也不无启发。

  该文接着论述疏证的“四难”,一曰:“伏生自先秦,多识古礼;学兴前汉,是为今文。枝叶所嬗,非止三家《尚书》;符节相同,通夫十四博士。乃自红休一出,赤伏中兴,信列国阴谋之书,用山岩疑似之说。昧者遂疑今为汉法,古是周文。素王之制,定自太常;六典之篇,可概上古。四辅匡主,以为《周礼》无文;太子迎侯,孰识异代之法?今将祛此大惑,绍夫专门,而曲台逸文,尘珠散失;石渠议奏,碎璧湮沦。”根据伏胜所处年代、学识及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所传《尚书》、西汉十四博士等来论证伏胜所传可信;但东汉儒生只信《古文尚书》,否定《今文尚书》中的“素王”“六典”等内容,对此,需要扎实可靠的材料才能解惑,而后仓的《后氏曲台记》、汉宣帝时的《石渠议奏》都已散佚,难以取证,是为“一难”。其余“三难”也都紧密结合《今文尚书》内容与现存文献对举,论述其疏证不易。这不仅需要深厚的知识底蕴,对经学史烂熟于心,还离不开杰出的文学才华,用深入浅出的骈体表达出来,才能相得益彰。他称赞名臣朱轼的事功学问,有曰:“学为帝师,勋具国史。明经青紫,俯视韦、平;皓首丹铅,上攀伏、董。一行作吏,无废下帷之勤;穷年焚膏,乃阐讲幄之蕴。”(《征刻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启》)用西汉韦贤与韦玄成、平当与平晏父子及伏胜、董仲舒来颂扬朱轼,同样契合对象特征。

  其实,皮锡瑞虽以今文经学名世,但也重视古文经学。他多次在骈文中强调郑玄博通古今,不仅是古文经学大师。如曰:“郑君始师京兆,早通今学;晚受东郡,兼采古文。是故郑学宏通,本先今而后古;注书次序,实始纬而次经。”(《六艺论疏证自序》)“郑君注《礼》笺《诗》,先今后古。其为通学,无待名言。”(《驳五经异义疏证自序》)可见皮氏为学视野宏通,不拘一格。

  继承传统,开辟新局

  皮锡瑞远承汉魏,近继清代,特别是乾嘉以来经学家多善骈文的传统。西汉经学著述与文章创作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辅相成,体格奇偶交融,风格遒劲;东汉魏晋南北朝,虽然儒林、文苑分道扬镳,但此时盛行骈文,骈文重视学问的“禀赋”决定了两者常常交融,甚至义疏之书也用骈俪之文,如皇侃的《论语义疏》。但经过韩柳古文运动后,学坛很少使用骈文来论学说理,而是改用散句单行的古文。相对而言,简洁精练的古文更适合表达论点;锦心绣口的骈文,多套话连篇,往往影响了内容的准确表达。这也是元明骈文衰微的主要原因。

  清代学术鼎盛,士人普遍推崇学问,多反思东汉以来经学与辞章分离的弊端,主张融合才能臻于至境,故出现了经学家兼善骈文的现象,如毛奇龄、凌廷堪、洪亮吉、汪中、孔广森、孙星衍等。徐运锦指出:“大可艳发于萧山,竹垞鹰扬于秀水。巽轩《仪郑》,焕乎有文;稚存《卷葹》,卓尔大雅。类皆探真源于经艺,辟康庄于词林。萃案断之专家,缵往籍之绝学。”(《师伏堂骈文序》)但这些学者或少工骈文,后来摒弃而转向经学;或虽作骈文,但无“骈体”“四六”“骈文”别集流传,多以“汉魏六朝之文”笼统称之,文体意识不强,晚清更少两者兼善。皮锡瑞的经学成就杰出,杨树达、李肖聃等近代学人都有高度评价;他又大量创作骈文且成就斐然,这正是继承了清初以来的传统。正如徐运锦所言:“非夫义理精详,训诂明核,纪纲礼乐,贯炼坟典。凭经以骋思,媲潘勖之渊通;引书以助才,类刘向之该博。其余靡足观矣,孰能臻斯懿乎?”(《师伏堂骈文序》)此外,其经学著作如《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也多用骈体。统观晚清谭献、李慈铭、王闿运、谭莹等骈文名家,在运用骈体表达经学思想方面都不如皮锡瑞之多与深。

  同时,皮锡瑞还在讲义、日记中用通俗化的骈体针砭时弊,这也是清初至乾嘉诸儒所无法比拟的。如说“都邑之士”固步自封曰:“而闻外国富强,则摇首不信;闻外国文明,更拊心若疑;闻保教保种之言,以为过虑;闻瓜分中华之说,以为讹言。”(《南学会讲义》)1901年,他叙述无辜获谴两年,有曰:“但望瞿、张当路,事可转圜,政务更新,时开党禁。灰死安国,得有复燃之期;罗伤瞿公,重逢署门之日。明年春色,倍可还人;晚节寒香,终堪娱老。”(《师伏堂日记》)更是直接与清末新政有关。

  总之,皮锡瑞既借骈文传播经学思想,又用之论政刺时,成为中国经学、骈文史上两者兼容的代表性人物。这在通俗文学兴盛而传统诗文走向式微的清末,更具有特殊意义。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19日 13版)

[ 责编:李宜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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