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别集》，“别”在哪里

——纪念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四周年

光明日报记者 计亚男

　　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逝世24周年纪念日。24年前的那天上午，汪曾祺放下手中的笔，走完了77年人生。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作家。他不仅在短篇小说、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和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创作的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和戏剧剧本，囊括在《汪曾祺全集》和《汪曾祺别集》中。

　　“《汪曾祺全集》追求的是学术，《汪曾祺别集》追求的是个性。”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汪曾祺全集》主编季红真说。

汪曾祺（1920.3.5—1997.5.16） 资料图片

　　《汪曾祺别集》共20卷、200多万字，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制作成小开本口袋书。浙江文艺出版社及其北京中心读蜜传媒为之组织了强大阵容的编辑团队，从策划到出版历时三年之久，2020年年底全部面世。

　　这套《汪曾祺别集》，究竟“别”在哪里？

　　“只写自己想写的内容”

　　“《汪曾祺别集》，是贴着作者来编的一套书。”这是《汪曾祺别集》发起人、编委李建新的基本思路。20多年来，他几乎收齐了汪曾祺在世时出版的所有著作。

　　虽然李建新没有见过汪曾祺，但是深受汪曾祺文字的影响。所以，他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给大家看到一个更美好、更完整的汪曾祺，而不是以个人的喜好来选，更不是投市场所好去编。

　　1981年，杨早第一次读了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从此便成为汪迷，以至汪曾祺发表什么他读什么。杨早慢慢从汪曾祺作品的阅读者变成了研究者。

　　如今杨早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所研究员、《汪曾祺别集》编委。他认为“这套别集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只是在编文，而且也是在编‘人’，把作家作为一个重要的对象展现给读者”。

　　“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来说，汪老是一个重要的在场者、参与者、建构者，甚至是引领者。这套别集，是二十世纪留给我们的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

　　“别趣、别才，是汪曾祺文章奥秘之一。”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汪曾祺别集》第7卷《非往事集》、第9卷《烧花集》编者徐强认为，“汪先生的人格与风格，相对于端庄肃穆、正襟危坐的‘标准正体’来说，都有一种偏离感、旁逸感，就像一棵树，他多半不喜欢做那规矩的主干，宁愿做侧生斜出、顾盼灵动的侧枝。某种意义上，他创造的是一种‘旁侧’‘别’的美学。”

　　《汪曾祺别集》第10卷《揉面集》，是文学论述专集，汪曾祺却以散文、随笔的形式写成。

　　“他将生活、文艺和学问融会贯通，凝聚成艺术观和对生活的态度。他的文章没有术语，没有大词，却讲出了大道理。”《揉面集》编者顾建平在后记里写道，“汪曾祺这些文学论述，不是高头讲章，不做逻辑缜密的推论，只是以个人美学感应和美学判断为基础，兼以学识、见闻为佐证，稍加总结归纳，用个人化的语言风格表述出来，因此具体可感不空洞，基础牢实经得起推敲，足以更新我们的文学观，成为文学理论中真正有价值的‘常识’。”

　　作家王树兴是《汪曾祺别集》第6卷《故里杂记》编者，他说这本杂记选入29篇短篇小说，集中反映了高邮的世情人物、风土乡俗，写尽了平凡市民“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的美感与哀愁。“这里有百工居肆、人情丰稀，读者可以当一部朴素洁净的‘高邮梦华录’来细读了。”

　　读《汪曾祺别集》里的文章，回味无穷，意犹未尽，正如汪曾祺评价自己的作品那样：“只写自己想写的内容，并不啰唆。”

　　写出“普普通通的家常味”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信服沈从文先生经常说的“滚到生活里去”。从此，他写作用普普通通的话，写得朴朴素素。

　　汪曾祺生前曾说过：“写作，是我生命全部。”

　　生活就是创作，创作也是生活，同样朴素平实。汪曾祺之子汪朗回忆说：“老人画画、写字都是用最次的纸，最差的颜料，但是他自己觉得有意思，就画着玩。记得我刚工作时，给他上北京百货大楼买的十来块钱的颜料，还是那种牙膏袋的，他就当宝贝了，自己根本舍不得花这个钱。”

　　“今天去买个菜，然后就写一篇买菜的小说或者散文，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写作状态。这是他自身的一种独特的写作路径带来的。所以，他会把写作变成一个很日常的东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风说。

　　1988年9月，汪曾祺在为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上课时，以做饭为喻，讨论了“作家的自我认识”问题。“写作品也一样，要写得有中国味儿，且是普普通通的家常味，但制作时要很精致讲究，叫人看不出是讲究出来的。我喜欢琢磨做菜，有人称我是美食家。写作和做菜往往能够联系起来。”

　　作家、出版人、《汪曾祺别集》编委龙冬，与汪曾祺相差四十余岁，是汪曾祺最后十年的忘年交。龙冬回忆说：“我每次从汪先生家里出来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像是孔子带着学生，‘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这样一种很舒朗、很爽朗的感觉。你面对他的时候，虽然话不是很多，但我们知道就是比较纯净。”

　　“汪曾祺用一支笔，创造了一座‘纯真博物馆’。这本文字速写集，不怎么经营故事，几乎只有线条，但无论神仙圣贤，还是凡夫俗子，都弥漫着浓浓的‘汪味’——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一以贯之的味道。”这是《汪曾祺别集》第18卷《人寰速写》编者宋丽丽的编辑感受。

　　“用自己的手去触摸每一个字”

　　汪曾祺还服膺沈从文经常说的一句话“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别集》第14卷《梦见沈从文先生》编者凌云岚认为，“要贴到人物来写”是沈从文“小说学的精髓”，可惜在西南联大班上很多同学听了都不明白。汪曾祺倒是记了一辈子，梦中也要“复习”一遍：“文字，还是得贴紧生活。用写评论的语言写小说，不成。”

　　不仅如此，汪曾祺还说过：“我要用自己的手去触摸每一个字。”

　　“他的一生，在纯正明晰的艺术上，是对文字触摸的一生。他是那种最清楚什么叫作幸福的人。”龙冬说。

　　什么语言是好的？汪曾祺说，第一个是准确，第二个是明白，一定让读者，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

　　在《烧花集》中，收录了汪曾祺写给朱奎元的一封信，是文言风格的：

　　“偶闻吴奎说调笙师已婚娶生二子，兹事前未之闻。则你寓居景况又当与原来设想者稍异。灯下不少谈笑，山头无由杖策，为得为失，诚未可知，李小姐亦是初中同学，或尚依稀记得我小时模样，尝谈及否？”

　　“生活方式就是言语方式，人格风采对应于艺术风格，那就是洒脱自然、率性任诞。这里面明显见出魏晋士人生活态度对汪曾祺的影响，乃至于他的文章口吻也深深带着魏晋人物的气质。”徐强评述。

　　闻一多说的“写文章就是写语言，语言是态度，不是目的”，也深深地影响了汪曾祺。

　　后来，汪曾祺反复提醒作者要重视语言，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他认为，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一句话要找一个最好的说法，用朴素的语言加以表达。年轻作家要向民间文学学习，学习民间文学语言的朴素、简洁和明快。

　　“汪先生的作品是口语的白话文，但是他绝不是白开水，里面既有东西方古典文学的营养，又有我们市井语言、民间文学的精华，简直是太丰富了。”龙冬说。

　　在《汪曾祺别集》第13卷《逝水集》的自序“我的世界”中，汪曾祺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我在这个世界走来走去，已经走了七十三年。我还能走得多远，多久？”

　　“他比我们很多人都走得远，他的文字走得更远、更久。”《汪曾祺别集》第3卷《羊舍一夕》、第12卷《旅途杂记》编者苏北评价。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7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