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艳萍（中国政法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

　　近期，继美国匆忙从阿富汗撤军之后，拜登政府又开始积极推动从伊拉克撤军事宜。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态势清晰可见。回望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在亚洲进行战略收缩时，曾提出“让亚洲人管亚洲人事务”，现在拜登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的做法，实际就是尼克松主义的翻版，也就是“让中东人管中东人事务”。

　　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本质上是其在中东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失败后的无奈之举。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成为实力无与伦比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决策者也由此变得狂妄自大，雄心勃勃地要将中东作为打造“世界新秩序”的试验田，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投入持续加大。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为美国武力干涉中东事务提供了绝佳借口。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接连在大中东地区发动了两场“反恐战争”，同时扬言要在中东进行“民主改造”。事实表明，持续20年的“反恐战争”不仅给中东国家带来无尽灾难，同时也使美国软硬实力严重受损。某种程度上，这两场反恐战争就是美国国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大中东地区成了埋葬美国帝国野心的泥潭和坟场。

　　在中东政策失败的大背景下，美国很早就开始思考战略收缩问题。小布什撤换主导伊拉克战争的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被外界视为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前兆。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步伐明显加快。为尽快摆脱中东这个“烂摊子”，同时也为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东地区采取了很多旨在减少战略投入的举措。2011年从伊拉克大规模撤军，以及2015年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等，均是这种政策调整的体现。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专访时曾表示，中东是一个应该避开的地区，得益于美国的能源革命，这个地区很快就会对美国经济无足轻重了。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其中东政策看似处处与奥巴马政府“对着干”，实则延续了奥巴马时期的战略收缩态势。最主要表现就是从叙利亚、阿富汗撤军。2019年10月，特朗普宣布美军将从叙土边境地区撤离。特朗普宣称，“我们继续战斗，却越陷越深，看不到目标”。在此之后，特朗普政府又在2020年2月与阿富汗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美国以近乎全面让步的屈辱条件，换取从阿富汗全面撤军。

　　当前拜登政府宣布今年8月底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正是依据这份和平协议。此外，在伊朗问题上，尽管美国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但始终避免与伊朗进行军事对抗。例如，在2019年6月伊朗击落美国“全球鹰”无人机，以及2020年1月伊朗为报复美国暗杀苏莱曼尼，袭击美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后，美国均未做出过激举动。美国众议院也在2020年1月9日通过议案，旨在限制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其中东政策看似与特朗普政府泾渭分明，实则同样延续了贯穿几届美国政府的战略收缩政策。拜登政府急于推动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以及与伊朗重启核谈判等举措，就是美国进一步从中东战略收缩的明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东加速迎来“后美国时代”。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美国打算“失去中东”，而且美国也不能承受“失去中东”的代价。这一方面是由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决定的。近年来，美国国力下降以及能源独立步伐加快，固然使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中的重要性下降，但该地区仍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保沙特等中东产油国以美元计价石油，尤其在当前美国滥发美元的背景下，维系美元霸权地位更加离不开石油这一大宗商品的支撑。维系与海湾产油国战略关系、确保海湾产油国安全与稳定，仍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头等大事。有分析称，美国可能不会为保卫以色列而战，却会为保卫沙特而去打仗。这决定了美国不可能真正离开中东。

　　另一方面，美国的中东政策已经彻底搅乱中东，使中东成为当今世界上热点问题最集中的地区，如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等。2011年中东政治动荡后，旧热点未消除，又增添了许多新热点，如叙利亚危机、利比亚问题、恐怖主义死灰复燃等。几乎每个热点问题都会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影响。尤其是悬而未决的伊朗核问题，其一旦失控很可能冲击核不扩散机制和地区安全，并直接威胁美国在中东的长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既要减少战略投入，又要保持战略利益不受损失，这两个目标注定前后矛盾，美国也难免进退失据。

　　放眼未来，无论从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情况看，美国都不可能完全离开中东。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在美国中东政策已成“夹生饭”的情况下，美国一方面在加快撤离中东，另一方面又在局部和短期内增加战略投入，由此使美国的中东政策呈现出“波浪式回退”的特征——这恰恰反映出美国霸权主义政策的失败，以及美国决策者对霸权衰落的不甘。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06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