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访谈录】  

　　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著有《八道湾十一号》《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字里行间读鲁迅》等。

　　1、140通家书，勾勒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鲁迅

　　光明悦读：您新近编注的《鲁迅家书》，收录了140通鲁迅的信件，都是鲁迅写给亲人、爱人的，也就是所谓的“家书”，与鲁迅的文学作品不同，这些家书里有鲁迅日常生活的一面。在过去的百年中，“阅读鲁迅”这一话题从未缺席，《鲁迅家书》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新的视角呢？

　　黄乔生：首先，我想我们应该更加立体、真切、亲切地表现日常生活中的鲁迅，一个作为家庭成员的鲁迅，一个宗族之中、亲人之间的鲁迅，表现出在“家”这个现实环境和文化范畴里鲁迅的思想和感情。把鲁迅放在与母亲、弟弟、爱人还有亲戚的关系中，在家庭这个坐标系里体现出“家中的鲁迅”的全貌，可以看出过去我们没有给予充分关注的问题。

　　其次，《鲁迅家书》有什么新的东西或曰亮点呈现给读者呢？这140通家书中只有一封是最近这两年才发现的，所以，基本材料并不新。这本书中我做得最多的工作是对所收书信做了注释，用注释将鲁迅的家庭关系贯穿勾连起来，也做了一些对比研究，如指出《两地书》公开出版时做了哪些修改。读者可以借助注释看出家庭成员间微妙的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读出鲁迅思想感情的变化和发展历程。

　　光明悦读：孙伏园曾说“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人们常说鲁迅很孝顺，现存他与母亲的通信有50通，鲁迅的“孝道”在家书中有何体现？

　　黄乔生：鲁迅与其家庭成员的通信原本应该是很多的，但大部分丢失或被销毁了。鲁迅18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与母亲的通信大多散失，现存最早的写于1932年。除了大量丢失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母亲鲁瑞不能书写，难以与儿子进行文字交流。从现存通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和母亲共同关心的话题主要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鲁迅信中经常与母亲商量儿子的成长教育问题，鲁母希望作为长子的鲁迅早些有孩子，海婴出世后，她对孙子的感情是明显的“隔辈亲”。鲁迅写给母亲的信，其实也可给儿子看，因为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鲁迅的教育理念。

　　鲁迅敬爱母亲，体谅母亲，一直在努力尽孝道。从现存鲁迅给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到鲁迅与母亲通信话语很恭敬，内容很家常亲切，也有一种分寸感，一种克制，他担心母亲为自己操心过多。鲁迅给朋友的信里常有一些牢骚话和愤激话，对自己在上海文坛中受到的攻击不免有怨恨情绪，但是给母亲写信一般是报喜不报忧，总是讲自己过得还好，小家庭平安，偶有抱怨的时候，也是稍稍透露一下，例如说自己年纪大了，眼花了，胃口不大好，轻描淡写。有时候也会委婉地提到自己在上海生活的艰难，但并不是说自己没钱或者生活不下去，而是说自己要写稿，要给青年人看稿，有时要为朋友呐喊助威写文章，因为有社会责任，所以就比较劳累。当然，鲁迅给母亲的书信有分寸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母亲识字不多不能写信，往来通信是有人代读、代笔的，所以内容上有所保留，隐私是不在信中讲的。

　　光明悦读：但是鲁迅给鲁母的信也谈及过一些不客气的话题，比如，涉及北京八道湾旧居时，鲁迅在信中说“八道弯是填不满的”。我们看到，《鲁迅家书》里收录的写给弟弟周作人的信只有19通，且几乎都是1921年周作人生病在西山疗养时期。

　　黄乔生：对，这就牵涉兄弟失和了。我觉得很遗憾的是，鲁迅兄弟之间的通信留存下来的太少。鲁迅一生走过很多地方，一路上不断在给弟弟们写信，早期家书主要写给两个弟弟。根据鲁迅日记，仅1912年至1917年鲁迅在北京的5年里，给周作人的信就有445封，平均四五天就有一次信札来往。1923年，兄弟失和，鲁迅把周作人给他的信全部销毁了。而鲁迅给周作人的信，周作人只留下19封。这些信写于周作人西山养病时期，信中很多内容是讨论翻译问题的，因为兄弟两个是由翻译外国作品进入文坛，从东京到北京，一直都在从事翻译，关注翻译问题。

　　光明悦读：您在早前的著作《八道湾十一号》中也详细介绍了鲁迅那段时期的生活，要收稿寄稿、照顾一众家人、探望病人等等，十分辛苦。

　　黄乔生：是的，那段时间鲁迅太累了。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期间，鲁迅担负了大量给弟弟送生活用品、药品及买书、送书的工作，鲁迅小说《弟兄》中就有一个送书的场面。鲁迅对二弟的关心和爱护，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高峰，这期间家中有妇孺生病，鲁迅都给予了细心照料。1921年5月27日，鲁迅日记里有这样一条记载：“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这种状态在鲁迅一生中是不多见的，可以想见当时他内心的悲苦焦虑。

　　《鲁迅家书》 黄乔生 编注 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

　　1935年11月15日，鲁迅致鲁母信中询问母亲牙痛情况，并汇报儿子海婴近况。资料图片

　　鲁迅致鲁母及许广平书信信封。资料图片

　　2、家庭婚姻对鲁迅有关键性影响

　　光明悦读：书中您有一段关键性的判断：鲁迅的人生因家庭、亲人而改变，如因为家道中落而就读新式学堂，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而中断留学回国工作，因为兄弟失和改变了生活状态，因为恋爱而离开自己多年工作和生活环境，因为家庭生计而确定了晚年的写作内容和方式，家庭与生活的种种改变，不亚于所谓的“思想转变”。现在许多社会史研究都关注百年前人们的婚姻爱情状态，这种状态对当时人们思想和道路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黄乔生：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许多读者和观众关心并常常提出的问题。家庭对鲁迅人生的影响，可以说，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够，还有很大空间。

　　婚姻爱情对鲁迅人生的影响几乎是根本性的，鲁迅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苦闷中产生，他在单身生活中曾对许寿裳说，自己读书写作“以代醇酒妇人”，这是一种注意力转移。他还翻译过《苦闷的象征》。文学就是苦闷的象征。鲁迅的苦闷，一部分来自婚姻家庭生活。在那个年代，包办婚姻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等于把青年男女强行关在一间屋子里，加上社会比较封闭，所以鲁迅的文学中就有了“铁屋子”这个意象。对鲁迅来说，寻求爱情是一个摆脱枷锁的过程。跟许广平恋爱就是挣脱了枷锁，在上海的十年可以说是鲁迅人生中过上正常家庭生活的十年。

　　家庭对鲁迅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其感情对文学创作有很重要的影响。在北京跟许广平恋爱期间，鲁迅文章的想象力大爆发，《野草》创作于1924年，正好是与许广平相识的时候，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野草》中每篇都与爱情有关。这判断有些过头，但《野草》有些篇章很明显是讲在爱情。比如《蜡叶》中象征自己是一片虫蛀的病叶，被摘下来夹在书里。这些话语可以说就是写给许广平看的。还有鲁迅后来对许广平的表白“我可以爱”，就相当于《死火》里那块被冰冻的火跳出山谷：“那我就不如烧完！”

　　光明悦读：《野草》是鲁迅写给自己的，更贴近他的真实情感和思想状态，鲁迅把自己浓烈的情感都注入到了象征性的语言中。

　　黄乔生：是这样的。鲁迅在北京时写给许广平的信就写到“过客”等，许广平的回信也有《野草》式的语言，他们把情书与文学作品交织在一起了。所以现存鲁迅家书，最真切最打动人的一部分是跟许广平的通信。可以这么打个比方：鲁迅跟许广平交流，可以谈到《野草》的程度，与母亲和兄弟只能讲到《朝花夕拾》的程度。恋爱时期，鲁迅文学从《朝花夕拾》的语言跃进到《野草》的语言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不一定准确。实际上，跟许广平恋爱期间，鲁迅也开始《朝花夕拾》的写作，也就是说，《野草》和《朝花夕拾》的创作既有先后，也有同步。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设想——许广平结识鲁迅后，对这位老师很好奇，在平时的交谈和书信中问及他的情况，鲁迅就向她讲述自己的经历，讲自己的母亲、老师、邻居等等，随之写成文章。有些故事最初可能就是讲给爱人听的。在这之前，鲁迅的交流对象是弟弟，现在就以爱人为主了。所以，我们不妨在阅读《野草》和《朝花夕拾》时，对照阅读鲁迅的家书，可以从中体会家庭和生活对鲁迅的影响。

　　此外，家书中也包括许广平1927年在广州时亲历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变迁，鲁迅在广东见到了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对共产党的主张有所了解，给予同情。后来共产党人遭到杀害，鲁迅很愤恨，书信中也会透露鲁迅的政治态度。书信还可看出《革命时代的文学》《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些文章的写作背景。

　　光明悦读：按后结构主义文论的观点，文学研究以文本为中心，而不过多关注作家生平。但这样看来，鲁迅家书的价值已经超出文学范畴了。

　　黄乔生：对，家书内容既是家庭的、亲人之间的，也是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是一个大的系统的组成部分。

　　3、铁骨与柔肠、战士与文人合成的“鲁迅形象”

　　光明悦读：鲁迅有一个名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上下句合起来是铁骨和柔肠并存。您在书中说，我们应该在鲁迅的战士和文人形象之间寻找平衡,“鲁迅形象”似乎是现代文学史上很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黄乔生：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固然是希望通过家书，把鲁迅从过去的金刚怒目的形象拉回到人间烟火中，看到现实中平和的、慈祥的鲁迅，我们现在通过材料的梳理和详细的注解，把家庭中的鲁迅的形象塑造出来，我认为，战士的鲁迅和家庭中的鲁迅是可以统一的。

　　但是我想特别提醒一句，要警惕把鲁迅俗化。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崇拜鲁迅，讲很多鲁迅吃饭、看电影等生活细节，讲他的可爱有趣之处，这是很好的，但在这个之上，战士的鲁迅仍然屹立在那里，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把鲁迅拉到世俗生活里、拉到日常生活中，就认为鲁迅是俗人一个，还是要树立鲁迅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性，多讲他深刻的思想和犀利的文笔，这才是鲁迅的标志。我认为，鲁迅的形象还是战士为主，慈祥的、温和的为辅。鲁迅不是一般的文人，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价值在于，他是一个有文学底蕴，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思想家，他的文字具有诗一般的意蕴，是中国智慧的结晶，鲁迅也是一位诗人。

　　光明悦读：新近出版的《张枣诗文集》收录了已故诗人张枣的一些讲稿和诗论文章，他认为，鲁迅的《野草》是“中国新诗所缔造的第一个词语工作室”。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黄乔生：这个说法好！我认为，不能单纯地讲鲁迅是一个小说家、杂文家，那样就把他看低了。鲁迅是一位诗人，其精神直接与杜甫等中国古代大诗人连接，可以说是他们的传人。我最近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章千古事，名声岂浪垂？》，讲鲁迅和杜甫在读者特别是博物馆、纪念馆观众中产生的影响。在中国，为杜甫、苏东坡和鲁迅建造的纪念设施很多，鲁迅6处，苏东坡18处，杜甫更多。

　　光明悦读：据说在俄国，普希金的纪念馆也非常多。

　　黄乔生：普希金在俄国有14家纪念馆。

　　光明悦读：这就真的能看出这些伟大诗人在人们心中的分量。现在网络上有一个流行语，“鲁迅说过”或“鲁迅没说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鲁迅是人们由衷地、自发地钦佩的思想家。

　　黄乔生：从《鲁迅家书》中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位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许广平）是怎么钦佩鲁迅的，我们可以对照一下现在的读者。其实，这种自发的对鲁迅的喜爱，是人们在凡俗生活中对诗意生出的向往。我们把鲁迅放到世俗家庭生活场景里，讲讲柴米油盐，甚至家长里短，当然有情趣，有味道，但即便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他文字的力量和战士的风采，《鲁迅家书》中就有很多有力量的文字。若站在“家中的鲁迅”的角度，还能看到他的战士风采的话，他就是真的战士了。

　　我们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接近鲁迅，更容易走到他的身边去，过去是老远看见，高耸入云，瞻仰完了扭头就走了。现在，我们不但要从世俗生活角度接近鲁迅，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走到鲁迅的身边和内心。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传统文化给鲁迅的滋养与束缚在其家庭亲情中显现出来，因此，鲁迅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视角。

　　光明悦读：补充这样一个“家中的鲁迅”，他的形象也就从平面转为立体了。您认为，当下鲁迅研究的热点有哪些？还有哪些待挖掘的方面？

　　黄乔生：目前，应该说鲁迅研究到了一个新的起点，过去我们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深入，但需要总结，需要开拓，需要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鲁迅手稿全集》即将出版，研究者们整理了大量过去没有整理发表的鲁迅手稿，其中包括译稿、设计稿、校样、笔记等，七、八十卷的皇皇巨制，是一个丰富的宝库，有待学术界深入发掘。

　　近年来，北京鲁迅博物馆在整理出版鲁迅收藏的4000多种、6000多张金石拓片，还把馆藏的鲁迅同时代人如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等的书信整理出版。可以说，鲁迅文献已经形成一个基本完整的系统，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鲁迅的文化业绩，理解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趋向和社会背景，特别是理解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我们还应该把鲁迅的著作编辑好、注释好，对《鲁迅全集》做一次全面修订，过去有些注释用的是比较陈旧的语言，且存在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另外，应该对鲁迅的译文进行深入研究。鲁迅翻译起家，他提倡的“硬译”理念，就是照着原文的句式硬掰过来，虽然读起来显得有些生硬，但现在看来这个理念仍然很“高级”，这也不难理解，他认为语言不能总是很甜熟、太平易，语言丰富，句式变化多，表达的意思就要深层，更曲折幽微，也会有一种美。其实鲁迅的翻译理念里有他对中国语言的思考，改造和发展汉语文学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鲁迅的译文是很好的文献资料，需要学者们来研究、注释，目标是建立一个与鲁迅著作配套的鲁迅译文文献系统。贯通古今，融汇中外，是鲁迅那个时代文化巨人们的共同特点，也正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工作努力的方向。

　　鲁迅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0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