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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学诚(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重要指示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我国现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过分强调了来自西方的所谓“科学主义”,而在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中国历史学科的“人文主义”传统。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对于校正现行学科体系所存在的这一根本缺陷,包括校正语言文字学科存在的“西化”毛病,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古代语言,包括记载它们的甲骨文以及各种古文字,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也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的历史瑰宝。重视语言文字研究,把语言文字置于崇高地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早在先秦,古人就已经知道语言文字是发展的,任何新时代的来临都“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汉代人认识到能够“垂后”“识古”的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语言文字研究大国,传承绵延不断,成果丰硕无比。
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相继进入中国。从此,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研究走上了在西方语言学主导下前进的道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一直因“委心远西”“仪型西方”而深受“西化”模式的困扰。中国语言文字历史研究的综合性,特别是人文性诉求至为突出,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研究纳入西方语言学的分析体系之中,终究是方枘圆凿、治丝益棼,“拉丁语法汉证”是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性”概括了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即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这不仅精准地把中国特色的要求体现了出来,还凝练地把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融合在一起。西方语言学在中国的百年实践,之所以一直水土不服,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无法适应中国语言文字深厚的人文性特点。
中国的语言文字之学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也因而具有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特殊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具有中国特质的“文献语言学”是与之相适应的一条中国道路。
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不管来自历史传承,还是来自考古挖掘,都是语言文字历史研究的资粮,这些文献中系统保存下来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不仅具有独特的民族性,而且能通过研究、传播而得到科学继承与发扬。
中国语言文字丰富多彩,有历史文献记载的语言也很多,充分掌握这些特有的文献语言,利用这些资源开展共时与历时研究,揭示中国语言文字的结构法则,探索演变发展规律,提出基于中国文献语言的理论创见,就能够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从而不断丰富发展普通语言学理论宝库。
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研究,遭受诟病最多的一点就是,缺乏系统理论,没有学科建构,因此无法与世界学术对话。“文献语言学”除了应用目标之外,还强调理论目标,就是科学揭示语言文字规律。所以,正如习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应该努力建构出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系统性”;要培养出一支高水平且年龄梯度合理的学科队伍,真正形成有对话能力和对话分量的中国学派,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专业性”。
文献语言学提倡借鉴、吸收、消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与方法,但其根底则始终立足本土、专注文献、重视人文;强调发扬中国古代重综合的传统,尤其是重视借助多学科的支撑对材料做精微的科学分析,正确理解材料中的语言文字事实,继而探索出符合中国语言文字实际的内在规律。
对于语言文字历史研究而言,语言文字事实永远是第一性的,语言文字理论则是第二性的;语言文字历史研究的材料是文献,所以为了弄清语言文字事实必须首先研究文献,这是立论的基础与前提。材料上、方法上、研究目标上,文献语言学都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特色,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语言文字学科需要大力建设。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7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