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夏雨

　　我父亲说，我要入党，先得过他这道关。他是党员，我母亲还是乡党委委员，我哥哥、嫂子都是党员。父亲好像把支部建在了家里。他们经常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讨论如何让我进步得更快。在我还是刘胡兰就义的那个年纪，父亲和我说话的口气就常常像是组织找我谈话。

　　我父亲出身贫寒。他第一次睁眼看到的不是家徒四壁，而是根本没有壁的茅草棚。全家十三口人，半数没有固定床位。父亲五岁就开始帮地主放牛。牛比他大得多，也比他懂事。他是被牛拉出去见的世面。有一次牛要喝水，要下河洗澡,他怕水牛被淹死，扯住牛鼻子不放，还用牛绳绑住自己的小腰，结果直接被牛拉下了水，喝了一肚子水。父亲七岁开始帮家里扯秧、插田，春夏守鱼苗，秋季守花生，冬天守萝卜，他和十个兄弟没日没夜地干，可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为建一间黄泥斗墙的土楼，我四伯因过于劳累，从屋脊上摔了下来，无钱医治，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1949年家乡迎来了解放，共产党让父亲看到了希望。

　　1950年，父亲18岁，成为第一批自愿参军入朝的战士。那天大雪纷飞，父亲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偷偷出门。他从高枧区公所走到了白衣坳的一个山坡，这时，我喜生大伯赶上来了，拦住他坚决不让他走。父亲在雪地里打滚，大哭，眼泪融化了大伯满脸的雪花。大伯流着泪放父亲走了。父亲被编入四十七军。不管天晴还是下雨，他们都在山上摸爬滚打苦练本领，晚上睡在牛栏里。打那时起，父亲就把身与心都交给了共产党，一门心思要加入这个光荣的组织。

　　在抗美援朝的最前线，父亲目睹了共产党员吃苦在前、牺牲在前的一幕幕动人情景，更加坚定了信仰，在火线积极申请入党。停战协定签订后，连长要给父亲报三等功，父亲却报了三位战友，把自己的名字划掉。1955年的“七一”，党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父亲谢绝组织上为他安排职务，坚决要求复员务农。几年后，他成为一名教师，后来任中学校长、乡文教办主任，在教育战线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我在他任校长的中学读初中，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住在一屋子四十几个学生的集体宿舍，每周三回家带上母亲给我炒的酸菜，每周吃两瓶，一吃吃三年。父亲从不容许我拿他的餐票去食堂小窗口打菜。他的工资却经常用来接济穷困学生，数不清的农家子弟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有一个学生还参与了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飞船的研制。

　　父亲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比纯洁、无比光荣的组织，我如果想入党，他会同家里的其他几个党员一起审核我的申请，然后我再向组织递交。

　　1991年，我在省外贸公司工作已有五年，任出口部经理，每年创汇数百万美元。公司给我分配了两室一厅的住房，让我主管一家有三百多名员工的鞋厂。父亲每周一封信，说如果想入党，就必须为老家办实事，要我回家为乡亲们办一家鞋厂。我不愿和父亲顶牛，辞掉了国企的“金饭碗”，放弃了外贸的高福利，在老家创办了一家乡镇企业。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程控电话，只能靠乡政府的一台老式摇把电话和外界联系，每打一次电话都声嘶力竭、筋疲力尽。近三十年过去了，这家鞋厂依然蓬勃发展，成为利税大户，当地的很多家庭因此脱贫。

　　再后来，我顺应自己的内心，弃商从文，追求自己的文学梦。父亲批评我，说我没有继续为家乡的老百姓做贡献，未达到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我继续努力向党靠拢。我告诉父亲，从事文学也能为老百姓做贡献。问起至今还牢牢地卡在他手上的我的入党申请书，他说，那还早，那还早。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