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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个党支部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10-13 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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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夏雨

  我父亲说,我要入党,先得过他这道关。他是党员,我母亲还是乡党委委员,我哥哥、嫂子都是党员。父亲好像把支部建在了家里。他们经常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讨论如何让我进步得更快。在我还是刘胡兰就义的那个年纪,父亲和我说话的口气就常常像是组织找我谈话。

  我父亲出身贫寒。他第一次睁眼看到的不是家徒四壁,而是根本没有壁的茅草棚。全家十三口人,半数没有固定床位。父亲五岁就开始帮地主放牛。牛比他大得多,也比他懂事。他是被牛拉出去见的世面。有一次牛要喝水,要下河洗澡,他怕水牛被淹死,扯住牛鼻子不放,还用牛绳绑住自己的小腰,结果直接被牛拉下了水,喝了一肚子水。父亲七岁开始帮家里扯秧、插田,春夏守鱼苗,秋季守花生,冬天守萝卜,他和十个兄弟没日没夜地干,可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为建一间黄泥斗墙的土楼,我四伯因过于劳累,从屋脊上摔了下来,无钱医治,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1949年家乡迎来了解放,共产党让父亲看到了希望。

  1950年,父亲18岁,成为第一批自愿参军入朝的战士。那天大雪纷飞,父亲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偷偷出门。他从高枧区公所走到了白衣坳的一个山坡,这时,我喜生大伯赶上来了,拦住他坚决不让他走。父亲在雪地里打滚,大哭,眼泪融化了大伯满脸的雪花。大伯流着泪放父亲走了。父亲被编入四十七军。不管天晴还是下雨,他们都在山上摸爬滚打苦练本领,晚上睡在牛栏里。打那时起,父亲就把身与心都交给了共产党,一门心思要加入这个光荣的组织。

  在抗美援朝的最前线,父亲目睹了共产党员吃苦在前、牺牲在前的一幕幕动人情景,更加坚定了信仰,在火线积极申请入党。停战协定签订后,连长要给父亲报三等功,父亲却报了三位战友,把自己的名字划掉。1955年的“七一”,党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父亲谢绝组织上为他安排职务,坚决要求复员务农。几年后,他成为一名教师,后来任中学校长、乡文教办主任,在教育战线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我在他任校长的中学读初中,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住在一屋子四十几个学生的集体宿舍,每周三回家带上母亲给我炒的酸菜,每周吃两瓶,一吃吃三年。父亲从不容许我拿他的餐票去食堂小窗口打菜。他的工资却经常用来接济穷困学生,数不清的农家子弟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有一个学生还参与了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飞船的研制。

  父亲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比纯洁、无比光荣的组织,我如果想入党,他会同家里的其他几个党员一起审核我的申请,然后我再向组织递交。

  1991年,我在省外贸公司工作已有五年,任出口部经理,每年创汇数百万美元。公司给我分配了两室一厅的住房,让我主管一家有三百多名员工的鞋厂。父亲每周一封信,说如果想入党,就必须为老家办实事,要我回家为乡亲们办一家鞋厂。我不愿和父亲顶牛,辞掉了国企的“金饭碗”,放弃了外贸的高福利,在老家创办了一家乡镇企业。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程控电话,只能靠乡政府的一台老式摇把电话和外界联系,每打一次电话都声嘶力竭、筋疲力尽。近三十年过去了,这家鞋厂依然蓬勃发展,成为利税大户,当地的很多家庭因此脱贫。

  再后来,我顺应自己的内心,弃商从文,追求自己的文学梦。父亲批评我,说我没有继续为家乡的老百姓做贡献,未达到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我继续努力向党靠拢。我告诉父亲,从事文学也能为老百姓做贡献。问起至今还牢牢地卡在他手上的我的入党申请书,他说,那还早,那还早。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3日 15版)

[ 责编:董大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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