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李若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文本的“题名作者”也就是为阅读者所认定的文本创始者。早期中国（early China）经典文本的题名作者问题，关系到我们对早期经典文本的形态、意涵、阐释、传播及其作者形象建构等诸多方面的探研与反思，有无法替代的价值。

　　早期中国经典文本题名作者的具体形态，具备从神话传说中的先祖到称“子”的诸子宗师、从将特定文本笼统视作某“家”之言到将文本与精确为个人的题名作者一一对应、从以口传形式传播特定文本的作者到将作者明确著录于文本这样三项演变趋势。

　　西周时期，“学在世官”，特定的技艺与知识被特定的家族世代积累传承。文本的创始者，知识或技艺的采集者、创制者与传承者皆以其宗族为单位，形成一种与后世所谓的“集体作者”有所近似的状况。如《世本·作篇》所谓“伏羲作琴”“奚仲作车”等，以技艺而非文献为核心，将世传技艺托始于作为圣贤的先祖。这位创始某一技艺的先祖，也就成为早期中国思想文化观念中的“作者”。春秋时期诸子兴起，称“子”的宗师与子弟结成学派性质的“家”，特定的学说或技艺得以在“家”内创制传承。这实为模拟周代传统世官——尤其是大夫——其人称“子”（一家之宗子），其族称“家”的习惯。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谓：“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其欲学者，不能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姥爷耳。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其后有儒家、墨家诸称。当时学术相传，在其子弟，而犹称为家者，亦仍古者畴官世业之名耳。”（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上册，第287页）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于世的文本，一般不标篇名、作者。彼时学者往往能依据其内容判断其学派归属；而其学派往往以某一思想创始者来称呼，如《孟子·滕文公》云“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等。故此类由学派集体创制，或由后学整理而成的记录此类学派学说的文本，通常被视作以其宗师命名的某“家”之言。根据《史记》相关陈述，从战国末年的秦王政直到汉武帝时期，就已出现通过口传的方式，将作为个人的作者与某一特定的文本对应起来的做法。这成为文本的作者由某“家”向某“人”过渡的表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谓：“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据此，秦王政时代诸子著作仍有像《孤愤》、《五蠹》这样以不署作者名的形态单篇流传；而李斯所言，可说明将单篇作品与具体到个人的作者相对应的做法虽已出现，却是停留在口耳相传的状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亦谓：“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这两个例子皆不能说明司马迁作《史记》之前，即有将具体到个人的“题名作者”与其所作文本精确对应，并明确题写在文本之中的现象，而仅能说明至司马迁作《史记》之时，文本不题作者仍是某种被彼时世人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常态”：从秦王政直到汉武帝，未见任何人对篇章文赋不题作者的状况，发表任何批评意见。依据目前所见史料，《史记》改变了上述将宗室与弟子合称某家，以及口头传承文本作者的做法，更精确地述说某些学派内部个人之间的师承关系，将汉代经典文献的述者明确到个人（如《史记·袁盎晁错列传》篇之伏生记载），将具体到个人的作者明确著录于文本（如前引司马相如事例），更将先前往往笼统视作某家之说的部分文本（不无草率地）具体到个人的头上（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篇言尸佼“自为造此二十篇”，将《尸子》作者定为作为个人的“尸佼”等）。至此，历史迎来了一个“题名作者”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刘向歆父子与班固继承了司马迁上述处理方式，更将经典文本与题名作者一一对应的方式拓展至更为广泛的领域。杨雄《法言·寡见》引《论六家要指》之“传”时，称“司马子长曰”（司马迁字子长）以与其父司马谈所著文本相区别，说明将特定文本与具体到个人的“题名作者”相对应的观念，在西汉晚期已被接受；即使父子之间，亦出现了著作归属的明确区分。

　　与上述题名作者的历时性演变交替出现的，是后人常在不明显违背经典文本意涵的前提下，通过推测作者所谓“原意”，以及对题名作者进行形象塑造的途径，建立起对经典文本意涵的阐释。例如《老子》文本中并无作者和史事，但后人通过构造出作为作者的老子形象，尤其是其史官身份，将老子书定性为君人南面之术；作为解经作品的《韩非子·解老》篇更在解经的过程中注入了从“虚静”到“赏罚”的统治术。又如《论语》文本中虽有言谈者，却往往未涉及言谈的背景，汉代以来的解释者于是以补充言谈背景的方式，来阐发文本的意蕴。随着此类解释的持续积累，作者的形象因而变得愈发具体，愈发复杂。也就是说，作为经典文本的题名作者势必展现出被后人“层累建构”的过程。

　　针对此议题，前贤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如以孔子形象为例，顾颉刚先生就曾指出从战国到汉代的孔子形象曾在“君子”“圣人”“教主”间不断转换（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0~139页）。陆威仪（Mark Lewis）更指出，汉代学者借助《易》的创制与编订传说，塑造起作为《易》的创始者伏羲，作为完善者的周文王与周公，以及作为编订者的孔子这几位先后相继的、“神话化”的政治权威；而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凭借现有材料，却几无认知之可能。

　　综上，早期中国经典文本的题名作者，经历了从神话中的先祖到诸子的宗师，直至精确为个人的题名作者之历时性演变。精确到个人的题名作者，亦具备一个从口耳相传到录入文本的过程。与通过推测作者“原意”来理解文本一同存在的，是后人对于题名作者形象的持续建构。此领域尚有诸多具体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1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