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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11-26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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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充闾

  一

  那年踏上法兰西大地,在我是第二次。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的间隙,我前往巴黎踏访二百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的故迹,亲炙其遗泽,满足多年来的渴慕。

  先贤祠——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殿,自是必到的。我快步直奔地宫,在整个墓群最中心、最显赫的位置,正是伏尔泰的灵柩。棺木高大而精美,上面镌刻着铭文:“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旁边是伏尔泰的大理石全身雕像:左手擎着一卷手稿,右手握着一支鹅毛笔,神情端肃,注视远方,似乎在思考着重大的问题。我屏住呼吸,唯恐打搅了他,伫立半刻,然后默然离去。

渴慕

  先贤祠中的伏尔泰雕像

  作为天主教会的死敌,伏尔泰早就料到,即便他结束了生命,教会也不会饶恕他,必定加以报复、迫害,因而,他临终前与友人商定,将遗体秘密地运出,暂时安放在外地,并嘱咐把棺材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用意是:上帝让他上天堂,他就从教堂这边上去;上帝让他下地狱,他可以从棺材的另一头悄悄溜走。直到13年后,法国大革命期间,他的遗骸才被运回首都,安葬在先贤祠中,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凭吊与瞻仰。其间还有一个细节:遗体运出前,友人将伏尔泰的心脏悄悄地摘出,经过科学处理保存在一个盒子里,上面刻着他的留言:“我的心脏在这里,但到处是我的精神。”后来,作为镇馆之宝,由法国国家图书馆珍藏。

  接下来,是驱车前往伏尔泰的终焉之地,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伏尔泰咖啡馆”。它和先贤祠同属拉丁区,都在塞纳河左岸。早年,伏尔泰的家就在路边,因而这条路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这里,血气方刚的思想家以笔为枪,向专制王朝和天主教会宣战,从而在巴黎以至全国激起一波波惊涛骇浪。他两番入狱,屡遭放逐,近三十载漂泊在外,直到辞世前几个月才重回巴黎。塞纳河的清波应识其傲岸依然的旧影,但“故园归去已无家”,他只好借住在亲戚维莱特先生的家中,位置在现今仍然营业的“伏尔泰咖啡馆”楼上。举目望去,墙壁上的铭牌标示着:伏尔泰诞生于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病逝于此。

  此前19年间,伏尔泰一直居住在毗邻瑞士的法国边陲小镇费尔奈。这位瘦骨嶙峋的老人,以其巨大的能量投身于启蒙事业,写出了不计其数的传世之作,并且通过接待来访者和书信往来同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一如既往地以书信、文章揭露教会的黑暗,抨击王朝的腐败与社会的不公。整个欧洲都在倾听他的声音,费尔奈俨然成为一个舆论中心,他则被尊称为“费尔奈教长”。

  二

  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众多思想家中,被誉为“欧洲的良心”“法兰西思想之王”“科学和艺术共和国的无冕皇帝”的伏尔泰,是公认的领袖和导师。他才华横溢,博学多识,著述宏富,在文学、历史和哲学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作为思想解放的鼓吹者、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他的名字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他崇尚自然神论,尊重科学,倡导自由,一生都在鞭挞专制、强权,反对宗教狂热。他还对中国和中国的文化思想大加赞颂,展露出由衷的渴慕之情。

  在伏尔泰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中国情结。在他看来,中国在政治文化、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各方面都优于西方国家。他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中国文明有着悠久深远的历史渊源,把中华民族视为世界上最明智最开化的民族。在其哲学、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里,每当谈到中国时他都有浓厚的兴趣。他编撰的《哲学辞典》中有不少关于中国的条目;《路易十四时代》《历史哲学》《巴比伦公主》等著作中,都有关于中国的专论;特别是在世界史式的《风俗论》中,他以两章篇幅论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指出人类的历史以中国为开端,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始于中国,“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便显得合乎理性”。

  他悉心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法国启蒙精神要从中汲取营养。他说,中国最古老最有权威的儒家典籍“四书五经”之所以值得尊重,被公认为优于其他记述民族起源的书籍,就因为这些典籍中没有任何神迹、预言,没有国家缔造者的政治诈术。中国儒学博大兼容,各种宗教都能在中国和平共处。相形之下,欧洲基督教却派别横生,互相残杀。他以中国儒家的“民贵君轻”主张为武器攻击封建君主专制;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认为这是超越基督教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在以他为首的一大批法国思想家的推动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1789年被载入《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伏尔泰对孔子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风俗论》中说:“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作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世人”。伏尔泰说:“我读孔子的书籍,并做笔记,我觉得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由于倾慕孔子之学说与为人,他自命为“孔门弟子”,竟将耶稣像换成孔子像,晨夕礼拜,并为词以赞:“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

  在18世纪中法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大潮中,伏尔泰作为开辟航程的先行者,除了根据他的理解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诸多问题,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影响。正是他,以史学家的开放视野发现并弘扬了中国古代文明,以哲学家的深刻识见追寻着中华民族的精魂毅魄,以文学家的敏锐感觉开启了中法文学交流的历史航程,从而在两国文化交往的史册上谱写下辉煌的一章。

  三

  谈及伏尔泰钟情中国文化,不能忽略他与同时代的中国乾隆皇帝及其诗赋的一段情缘。事情要从乾隆东巡盛京(今沈阳)说起。

  盛京为清王朝龙兴故地,东巡中,乾隆帝发思古之幽情,御制一篇《盛京赋》,全文约四千字,陈述此次恭谒祖陵的宗旨、感受与经过,状写出盛京的山川形胜、地域辽阔、物产丰饶,追怀开国时期的文武功臣,再由彰显军威的围猎,延及耕桑农事、国富民殷、宫室富丽,内容十分繁富,显现出意在雄视百代的帝王文学的气魄。

  在中国文学史上,《盛京赋》创造了三个“唯一”:历代帝王中雅擅诗文者数不在少,但写赋的寥寥无几,作京都大赋的只有乾隆一人,此其一;其二,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赋,在赋史上,在历代文人中,乾隆是唯一的;其三,在中国历代京都赋中,只有《盛京赋》流传到海外,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常驻北京的法国耶稣会的阿米奥神父(钱德明)将《盛京赋》译成法文,经法国东方学家约瑟夫·德经认真审核、作序,在巴黎提亚尔出版社出版。年已76岁的伏尔泰读了《盛京赋》,兴奋至极,当即写道:“我很爱乾隆的诗(指《盛京赋》),柔美与慈和到处表现出来。我禁不住追问:像乾隆这样忙的人,统治着那么大的帝国,如何还有时间写诗呢?”他满怀热情地写下诗篇《致中国皇帝》,说:“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 “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然而如此热情的颂赞,乾隆帝一无所知。就此,伏尔泰在致瑞典皇帝的书简中道出了心中的怅惘:“我曾投书中国皇帝,但至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回声。”他还把这封书简寄送给所有与他保持联系的外国王室贵族朋友。可以想象,如果乾隆帝得知,远在万里之遥的域外,竟有一位在人类进步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对自己如此赞赏,他会做何感想?

  应该承认,伏尔泰对中国社会文化的高度评价,包括对乾隆皇帝的赞美,由于受到翻译质量、传播渠道的限制,特别是存在着借宣扬中国文化以达到其改造法国社会的意图,其中有明显的夸大、美化成分和误读、曲解现象,但其赤诚的渴慕和善意的尊崇,至今仍然令我们由衷地感动。从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身上,我们或许能受到启发:以博大的胸怀对待世界上的多种文化,取长补短,去粕存精,从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6日 15版)

[ 责编:李方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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