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文学评论更有力量】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在对话中重新感知文学批评的温度

作者：周新民（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何为文学批评？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已有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界定。一般认为，文学批评是解读文学作品、分析作家创作状况、探究文学现象的科学活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一起，构成文学研究的“三驾马车”。如此分类，其实暗含了一个基本问题：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三者之间的差异性在哪里呢？从文学资源和研究方法来看，三者没有根本性分野。其实，三者的根本性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的主体和对象之间，是单向度的关系。研究文学理论、文学史的主体，是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处理研究对象。主体的情感、兴趣难以成为研究对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文学批评是处理批评家和作家、批评家和文学作品、批评家和读者之间关系的一种科学活动。这种科学活动之所以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于它阐释了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包括读者接受活动的奥秘。从根本上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主体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双向交互活动。

　　原本处于对话关系中的文学批评变为独语

　　当下文学批评活动非常活跃，这为作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创作借鉴，为读者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同时，文学批评的确面临危机，概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对作家的创作不负责任的指责或者捧杀，对文学作品过度阐释，文学批评文章概念堆砌、文风生硬等。当下文学批评之所以出现种种乱象，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本处于对话关系中的文学批评，被异化为独语。

　　文学批评家为了改变文学批评陷入独语的窘境，也曾努力寻找过出路。例如，一些学者尝试从西方现代文论那里去寻找终结文学批评独语的方法。伽达默尔、巴赫金、托多罗夫等理论家的对话文论，纷纷被译介。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舍近取远，忽视了我国悠久、丰厚的对话批评理论资源。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大碰撞，百家争鸣，为对话文学批评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自此，对话批评的文化基因在文学批评机体中孕育、发展。面对当下文学批评发展大势和文学批评乱象，重新接续中国文学优秀理论传统，重振对话批评，有助于推动当下文学批评健康发展。

　　知人论世、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依然闪光

　　从批评家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古典文论提出“知人论世”的宝贵观点。《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可以说，“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关系的理想表达。它要求批评家在阐释作品时，要充分了解作者的时代环境、生平经历、思想观念。为何“颂其诗，读其书”要“论其世”呢？孟子接着提出了文学批评根本目的在于“尚友”。这就表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倡导的不是“捧”与“棒”，而是交友。当然，孟子所提出来的“尚友”，并非指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一团和气甚至庸俗的友情，而是要对作家的身世、趣味、价值观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目的还是在于正确地阐释文学作品。“尚友”是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孟子“知人论世”论因此包含着非常宝贵的思想：文学批评是基于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展开的对话活动，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也是对于作家的同情之了解与了解之同情的过程。

　　当下文学批评之所以令人不满意，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忽视了文学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常常把文学作品作为阐释文学史的“材料”来运用。文学批评如何阐释作品，如何科学地建立起批评家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呢？中国古代文论提出“以意逆志”“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等具体方法。这些方法都强调从作品出发。中国古代文论提倡在面对文学作品的时候，要始终尊重文学作品自身。

　　“知人论世”的观点把文学作品视为作家个人生活、生命的体现。为此，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作为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方式。无论是“知人论世”还是“以意逆志”，都把文学作品视为灌注作者生命情感与思想的生命体。因此，文学作品是探究作者思想情感、价值取向的基本出发点。这样来理解文学批评，不是在文学作品和作家之间建立僵化的对应关系。事实上，如何发现作品的缝隙甚至是空白之处，才是批评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之所在。因此，古代文论还提倡“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两种解读作品的方法。

　　“春秋笔法”注重发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意义，去发现文字里隐藏的价值取向。“微言大义”则是希望批评家去发掘作品隐含的意义。文学批评对于文学作品的阐发，虽不能脱离作家和文学作品本身，但可以充分发挥批评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所包含的重要价值。因此，“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着眼于从批评家和作品之间的双向关系来解读作品。这种双向关系是不是终结过度阐释的良方？

　　其实，文学批评的最高境界是批评家和作家、读者之间成为知音。“知音”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提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里的“情动辞发”“披文入情”，所着眼的“情”，也就是刘勰所强调的“知音论”的核心。那么这种“情”如何建立起批评家和作家、批评家和读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呢？刘勰论述“六观”，即“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他认为，要从体裁、语言、创新、风格、引用、音律等看似形式上的问题入手。当文学批评成为冷冰冰的观念阐释载体，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勾肩搭背，丧失和作家、读者之间的情感传递，文学批评还叫文学批评吗？反观刘勰的“知音论”，倒是批评家应该追求的境界。

　　在批评家和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对话关系

　　20世纪以来，受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以科学性为价值目标。在某种特定的理论主导下，文学批评开始追求系统性、科学性、学理性。这无可非议，是中国文学融于现代性的必然反应。进入新时期，文学批评更加追求科学性，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科学方法成为文学批评的新宠。20世纪90年代初期，体现文学批评科学性的重担落到了学院批评的肩头上。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当然是文学批评应该坚守的价值尺度。但是，为了追求科学性而牺牲文学批评应该具备的温度，牺牲文学批评的“情”，文学批评也就将走入死胡同。

　　传统文学批评是以对话体批评、评点批评为基本样式。古代诗歌批评大多以诗话的形式出现，像《二十四诗品》《全唐诗话》《沧浪诗话》等，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诗话本身就可以当作诗歌来读。它们充满了飞扬的诗情，充满了对于诗歌作品细致入微的体察。而小说批评则以评点的方式进行。这些评点大都依附于小说作品本身，成为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诗话，还是词话，抑或是评点，它们本身就是文学创作，以充满感情色彩的文字，体悟作品的价值意义、作家心理、形式特征等。

　　近现代时期，虽然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深远，传统文学批评亦是重要的文学批评体式之一。深受西方哲学影响的王国维，写出了像《红楼梦评论》这样“西化”的文学批评，同时他也有承接中国批评传统的《人间词话》问世。在小说批评领域，也有众多批评家采用评点的形式，对于小说作品的思想意蕴、形式特征、价值意义等进行了精辟判断。此后，沈从文、李健吾、李长之等仍发扬了中国文学批评诗性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黄秋耘、林斤澜等批评家，也写出了洋溢着诗情、令人击节称赞的文学批评。上述文学批评样式或多或少传承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优秀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学院批评一家独大，在一些文学杂志上仍然可以看到延续传统光辉的文学批评，不过大都以“卷首语”“编辑手记”等形式出现。这些文学批评在细读作品、沟通作家和读者的情感纽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我国文学批评家尝试在对话批评上作出过探讨和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话批评成为文学批评不可忽视的力量。例如，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对话、访谈，批评家之间的探讨与交流，都是对话批评的有益尝试。然而，真正有效的对话批评，是在批评家和作家之间、批评家和文学作品之间、批评家和读者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对话关系。而要建立起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对话批评，还得从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那里寻找滋养。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1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