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医者讲述】

　　病理即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和原理，该学科一直被视为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学科”。刘彤华是著名病理学家，擅长淋巴结病理、消化道疾病病理、内分泌病理等诊断，对胰腺肿瘤特别是胰腺癌的实验性基因治疗方式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开展了内分泌肿瘤的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研究。她与显微镜为伍、放大镜做伴，用“火眼金睛”诊断疑难病例。

　　刘彤华院士将毕生精力聚焦在小小的载玻片上，以大智大勇向一个个“惊涛骇浪”发起质疑，用火眼金睛将“善恶”自然分在两端，她的诊断意见被誉为全国病理诊断的“金标准”。

　　——访谈人董琳

　　那时候病理界有个说法叫“南梁北胡”，南边有梁伯强，北方有胡正详，我后来到协和，就是冲着胡正详教授。1957年，我到协和医学院病理系做助教。胡教授跟我说，看片子要仔细，从头到尾应该全面地看。整个玻片在显微镜下要全面浏览一下，用低倍镜扫一遍，看清楚有什么问题再用高倍看，然后再低倍、高倍这样来回、仔细地看。要不然拿一个片子给你，拿显微镜一放，随便抓一点，你只能看见一点东西，别的地方重要的病变没看到。

　　那时候医院的病理业务是由医学院病理系来管。有一次我也胆大了，跑到医院找张孝骞教授和曾宪九教授，说我想到医院来做病理，你们欢迎吗？他们很欢迎，我就跟两个老技术员过来了。后来这两个老技术员陆续都走了，来了王德田。当时条件比较艰苦，我又当技术员又当大夫。那时候也没钱买盖玻片，就把旧玻片上的盖玻片用酒精灯化一化，把它熔下来，再用酒精把上面的胶泡掉，洗净再用。我和王德田白手起家，总算还是把病理科建起来了。那段时间虽然工作辛苦，但心里还是挺痛快的，因为总算跟临床在一起了。

　　我认为病理跟临床是不可分割的关系。光做病理理论研究不结合临床，那不叫临床病理，有很多问题是我到了临床之后才慢慢搞清楚的。记得以前老楼10号楼223教室经常有讨论会，尸检的临床病理讨论，或者是外检病理讨论，临床大夫在前面讲，讲完了病理医生就进去揭晓最后的结果。这个很有用，因为临床上很多情况生前不一定诊断得出来，死后经过尸检才能知道。生前的诊断跟死后的尸检结果是否符合，能说明医生的水平怎么样。全院科室都爱参加这个讨论，临床大夫很想听听病人最后是什么结果。

　　我最先做的就是胰腺癌、胰腺肿瘤、胰岛素瘤，因为当时我跟陈敏章一起，跟着曾宪九教授一起做，曾教授的重点就在胰腺，胰岛素瘤。

　　外检里头我觉得一些病例还是有点意义的，例如我和内科血液组的张之南教授一起做了一个关于淋巴结的，那种淋巴结以前都诊断为淋巴瘤，好多病人都是放疗、化疗。后来我们在一起分析，我仔细看了片子，觉得它跟淋巴瘤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很多组织细胞像碎片一样坏死。我们以前认为淋巴结里有坏死就是恶性的，实际上，有些坏死只是一个病毒感染或者是一个感染反应的结果，它等于有一个病变，过一阵它自己就愈合了，不用治疗，自己慢慢就恢复了。我们随诊了一些病人，预后特别好，所以得出了结论是反应性增生。

　　英国一位叫Morson的教授说，中国人只有结核，没有Crohn’s病。我不信，跟消化内科潘国宗教授两个人，就把以前保存的标本都拿出来看了，我从标本档案里找，他从临床找，检查了60多例，把所有的结核都除外，剩下的40多例没有任何结核的病变、病灶，但是病变跟Crohn’s病一样，形态完全符合，国内还没报道过，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后来Morson教授来医院访问时，我就把标本拿出来给他看。

　　曾宪九主任主要做胰岛细胞肿瘤，胰岛细胞瘤多数是良性，也有恶性的。这个胰岛细胞瘤长得跟淋巴结差不多，在手术台上往往搞不清楚哪个是肿瘤，哪个是淋巴结。我从瑞典学了细针穿刺以后回来，就发现穿刺涂片后，能明确看出淋巴细胞跟胰岛细胞不一样，所以不用活检做切片，一穿刺就很容易知道哪个是胰岛细胞。

　　陈敏章教授是张孝骞教授手下的，我跟他很熟，因为年龄也差不多，我们可以说是校友。内窥镜来了以后，我就跟他一起研究怎么能取到一块真正的病变组织。我一边看病理切片，一边和他在内窥镜底下研究，就发现这个取材很有问题。比如说胃溃疡吧，要是光取表面的，可能都是坏死的东西，因为溃疡表面都是坏死物质嘛，但要取深一点，往里头抠一点，那个地方可能取出来是一个肉芽，也可能癌就在那儿。所以我觉着跟临床在一起，特别有帮助。病理不跟临床在一起，你就不能动态地观察一个病人，不能得到准确的判断结果。

　　我的座右铭是锲而不舍，不管遇到什么疑难病例，我总想通过各种方法把它最终确诊。在遇到疑难病例时，我要先查查教科书。一些去国外的学生问我，回来给我带什么东西，我说你给我带本书。我也经常到图书馆去借杂志，例如《外科病理》《现代病理》。我以前还有一些小卡片，看见好的文献，我就把题目写下来放在盒子里，简单分类，以后需要什么就查卡片。

　　病理现阶段发展到分子病理，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要有明确的目标往前走。希望年轻人也这样，往前看、向前走。另外，希望临床科室、辅助科室都能紧密地合作起来，做好自己的工作。要是大家都能够这样互相真诚协作的话，会发展得更好。

　　（光明日报记者田雅婷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19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