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剑葳（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高 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助理）

　　近日，三星堆考古、霸陵发现、泉州成功申遗等事件成为年度考古盘点的重大新闻。这些考古新闻基本囊括了过去一年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重点与热点。2021年正值仰韶遗址发掘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这些考古发现也在这个特殊年份让人们更加关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使人们更深刻全面认识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从反映羌塘高原3万至4万年前人类活动的尼阿底遗址，到阿里地区夏达错遗址发现的8000年前的穿孔石针，从日喀则玛不错遗址展现出的4000年前的渔猎生活景象，到跨越千年的札达桑达隆果墓地，考古学用实物资料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西藏地区的文明历程，不断刷新我们对西藏地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认识。此外，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序列最完整的地区之一。西安长安区太平遗址的发掘，填补了这一时期关中地区高等级中心性聚落遗址的空白，为一脉相承、连绵不绝的中华文明增添了例证。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无疑是2021年受关注程度最高的考古工作。其以连续直播的形式，使公众第一时间见证了祭祀坑众多重要文物的发现。无论是发掘现场恒温恒湿的考古方舱还是文物保护工作站，都是考古工作中的创举。精细化发掘、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为解决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和性质问题奠定了基础，这一工作模式也代表了田野考古的未来发展趋势。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以上多项考古成就均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和发展脉络、灿烂成就的实物例证。

　　20世纪初，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对中国上古史提出了质疑，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迫切需要一部以实物资料为依据的上古信史。因此，现代考古学一经传入中国就和古史重建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此之后，重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认识中华文明灿烂成就一直是历史时期考古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相关的考古发现往往也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2021年，浙江衢江云溪发现了浙江西周早期规模最大的土墩墓，山西垣曲北白鹅东周墓地取得重要考古成果，湖北云梦出土“中华第一长文觚”，汉文帝霸陵被考古确认，这些成果丰富了历史时期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和灿烂成就，对早期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的系列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2021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系列遗产展现了10至14世纪在空前繁荣的亚洲海洋贸易活动塑造下沿线港口社会的蓬勃发展面貌，诠释出中华文明对该时期东亚和东南亚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对当代和未来的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人类起源是国际国内普遍重视的考古热点和重点问题。以色列发现的14万年前人类化石，为欧洲古人种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的交流、演进研究提供了材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在四川稻城发现了距今13万年以上的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这是青藏高原上保存最完好、地层与文化序列最完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手斧，有助于推进早期人类迁徙、适应高海拔环境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成果未来非常值得期待。

　　从泉州到埃及，从青藏高原到阿富汗，从西沙群岛到新加坡，中国与世界通过文化遗产联结着，以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书写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对于中国考古人来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化，以及“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推进，可以预见，未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将重点阐释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问题，从考古的角度揭示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核心特质。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0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