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建墩（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周礼》一书，在汉代初名《周官》，王莽居摄时改为《周礼》。西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获得此书，献给朝廷即被雪藏于秘府中。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发现此书并将之著于《别录》《七略》。《周礼》在新莽时曾经立为博士，东汉时被废，但民间传习《周礼》之学者仍绵延不绝，如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马融、张衡等人都曾研习《周礼》，其中杜子春有《周官注》，郑众、贾逵二人分别作有《周官解诂》，马融作《周官传》，张衡曾作《周官训诂》。郑玄《周礼注》则综览前儒，兼采前注，择善而从，成为集大成之作。晚清经学殿军孙诒让赞誉《周礼注》说：“郑注博综众家，孤行百代，周典汉诂，斯其渊薮矣。”（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页）郑玄遍注群经，尤重礼学，并为《周礼》《礼记》《仪礼》三部礼学典籍作注，“疏通《三礼》，极具苦心”（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93页），使《三礼》之书合为一家之学。

　　在《周礼注》中，郑玄旁征博引，引经传史籍等以建构其礼学体系。郑玄乃一代博学鸿儒，转益多师，学问淹博，贯通今古文经学，旁及诸子百家、纬候数术。郑玄在《周礼注》中，称引《诗》者有五十余处，引《尚书》者有三十多处，称引《易》者有十几处，称引《春秋》及《春秋传》有五十余处。郑玄兼通《三礼》，其《三礼注》本身就是以《三礼》之文互引互证，以解经义。《周礼注》中对《仪礼》十七篇都有称引，引《礼记》诸篇更多，还引有《大戴礼记》中的《朝事》、《卫将军文子》等篇。《周礼注》引述的诸家之说范围更广。例如，《周礼·地官·乡大夫》：“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郑玄注引用了《老子》来解释：“《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如是则古今未有遗民而可为治。”《周礼注》引用《司马法》达十余处之多，内容涉及土地制度、车制、郊野之制、兵器制度、朝觐制度等。此外，《周礼注》中还引用有法家之说、农家之说、兵家之说、天文家、历数家之说、五行家、医方家等诸家之说以解经。郑玄受时代影响，还以谶纬来注解《周礼》并用于建构其礼学体系。谶是预卜吉凶的隐语，纬是依托并解释儒家六经的文字。东汉时期谶纬盛行，郑玄受此风熏陶，尝“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祕书纬术之奥”（《后汉书·郑玄注》），并为纬书作注。《周礼注》中以纬解经的典型之例有“六天说”和“五精感生说”。《周礼》《礼记》中有五帝、五人帝和五官神的说法。《周礼·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郑玄注：“五帝，苍曰灵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黄帝亦于南郊。”此注是据《河图》《春秋纬元命苞》《春秋纬文耀钩》《易纬乾凿度》等纬书以为说。郑玄认为，天上有五精帝（苍帝曰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另加天皇大帝耀魄宝，即六天），下有五人帝，乃是其母感五帝之精受孕而生，五人帝是五天帝之子。五人帝之下有五官，五官死后为五人神，祭祀时五人神各自配食其帝（句芒配太昊，祝融配炎帝，后土配黄帝，蓐收配少昊，玄冥配颛顼）。郑玄用“六天说”“五精感生说”建构起了一套神学体系，并以此贯通解释《三礼》中的相关神灵。

　　郑玄《三礼注》虽然博综今古文经学，兼采诸家异说，然并非是杂采，而是以《周礼》古学为主，以《周礼》为宗。郑玄认为《周礼》是周公所作，是治国安邦的大经大法，他在注《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时明确说道：“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于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郑玄意图“念述先圣之元义，思整百家之不齐”（《后汉书·郑玄传》），故会通群经以解《三礼》。郑玄《周礼注》与其《仪礼注》《礼记注》是一整体，但三书的地位并不是等同的，在郑玄的礼学体系中，《周礼》具有主导地位，是不可怀疑的“礼经”。《礼记·礼器》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郑玄注谓：“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郑玄因为《周礼》职官有三百六十，与《礼器》所言三百之数偶合，于是以《周官》为经礼，而将《仪礼》视作曲礼。《周礼·天官·膳夫》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而《礼记·玉藻》则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二书记载的礼数不同。弟子赵商对此发问，郑玄回答说：“《礼记》，后人所集，据时而言。或诸侯同天子，或天子与诸侯等，所施不同，故难据也。《王制》之法，与周异者多，当以经为正。”（《礼记·玉藻》孔颖达正义引《郑志》）当《周礼》与《尔雅》记载矛盾时，郑玄则维护《周礼》的主导地位。郑玄答弟子张逸问说：“《尔雅》之文杂，非一家之注，不可尽据以难《周礼》。”（孔颖达《毛诗正义·凫鹥》所引）郑玄主张，《周礼》为经，经可以正别书，而不能据别书以难《周礼》。

　　《三礼》记载的礼乐典制，矛盾歧异之处较多，郑玄既以会通为旨，则必须加以整合，郑玄的原则是以《周礼》为准来调停《三礼》记载的歧义。遇《周礼》与他书记载矛盾者，郑玄辄以与《周礼》相同者为周制，歧异者则解释为殷商之制或夏代制度，或以先王之制来弥缝之，从而维护《周礼》的大纲大法地位。例如：《礼记·王制》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郑玄注：“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举成数也。”《礼记·曲礼上》：“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郑玄注：“此盖殷时制也，周则大宰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为春官，大史以下属焉。”另如，《礼记·明堂位》说：“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郑玄注：“周之六卿，其属各六十，则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记时《冬官》亡矣。《昏义》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盖谓夏时也。以夏周推前后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记也。”郑玄认为《周礼》三百六十职官之数乃周公之制，而《礼记·昏义》所记官制则为夏代之制，由夏和周制推测，他认为《明堂位》对官制的记载是错误的。总体上来说，郑玄遵信崇尚《周礼》，认为此书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礼》所载为可信之制，当《周礼》与别书歧异时，则以《周礼》为是，而其他与《周礼》不合者则以《周礼》为准调停融通异说，以建构其新的礼学体系。

　　郑玄在建构其礼学体系时，苦心孤诣会通《三礼》，弥缝异说，然《三礼》中矛盾之处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有的也不可调和，因此《周礼注》难免会牵强附会，对一些礼制的诠释也难以圆融无间。如清人皮锡瑞所说：“郑君以《周礼》为经，《礼记》为记，其别异处皆以《周礼》为正，而《周礼》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弥缝。”（皮锡瑞：《经学通论》，第322页）虽然郑玄的礼学体系存在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等不足，但总体上，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实现了经学的“小统一”。郑玄打破今古学之界限，冲破家法之藩篱，以《周礼》为纲，会通《仪礼》《礼记》，形成了自己的礼学体系，为后世学者所宗，以致后世有“礼是郑学”之说，影响深远。郑玄《三礼注》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