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海涛（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未取得任何进展，乌克兰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俄乌双方持续增兵边境，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已根据总统拜登的指示，命令8500名美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投入东欧地区执行任务。美国国务院也已授权驻乌克兰使馆外交人员自愿撤离基辅。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还不断拉高对俄行动调门，警告俄罗斯“一旦入侵乌克兰必将付出高昂代价”。

　　在西方媒体的多数报道中，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完全是由俄罗斯的“侵略野心”和“帝国梦”所引发的。这种将问题彻底归咎于一个臆想的“邪恶敌人”的宣传手法，向来在西方舆论场上颇为奏效——“遭受恶魔侵犯的受害者亟待拯救者出现”的“救世主”叙事框架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屡见不鲜。然而，面对国际政治的现实挑战，将“梦想”“野心”之类的心理动机视为重大危机事件的根本诱因，无疑是一种极为幼稚的做法，既容易模糊问题焦点，也不利于危机的管控与解决。

　　30年来北约东扩是当前局势导火索

　　当前乌克兰危机的实质，是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矛盾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从表面上看，乌克兰自2004年开始政局持续动荡，其国内地区矛盾和族裔冲突加剧，对外政策摇摆不定，而始于2014年的克里米亚问题和乌东部地区问题使得俄乌关系逐步恶化至今日的危机局面。在俄乌关系的演进中，“俄攻乌守”的态势较为明显，这在形式上与“救世主”叙事中攻防双方的角色定位完美契合。但如果以更长时段和更深层角度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冷战后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战略安全环境的持续渗透和破坏才是当前俄乌争端的导火索，而点燃这一导火索的则是美国在冷战后以建立和巩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目标的霸权护持战略。

　　在冷战进入尾声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处理东欧和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问题上表现出了超乎想象的谨慎与保守，这同冷战后西方态度和策略的转变形成了鲜明对比。早在1989年，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会晤时就明确表示，美国绝不会利用东欧革命损害苏联利益。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老布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等人均在不同场合反复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如果苏联接受德国统一，“北约不会向东扩张一英寸”。尽管正在亲历历史的转捩点，但两大阵营的领导人谁也没有料到两德统一的进展会如此迅速，也没有人预见到紧随其后的是整个华约集团的瓦解和苏联的崩溃。因此，双方都将战略稳定视为当时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不敢轻易越雷池半步。

　　然而，随着苏联解体，美国迎来了后冷战的“单极时刻”。西方精英中开始弥漫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即一方面欢欣鼓舞于一个强大竞争对手的自我消亡，另一方面又对应该按照何种原则安排冷战后的国际秩序犹疑不决。老布什提出“世界新秩序”战略，但很快被证明无法赢得国内政治支持；而以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底色的霸权秩序观逐渐大行其道，成为一种至今仍然颇具政治正确性的战略选择。“自由霸权”战略的根本目标毫无疑问是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采用的主要路径则是在战略安全上以北约为主要军事工具，在全球政治事务中广泛实施“民主推广”政策，将“自由民主”价值观与安全和经济一同列入对外战略目标体系之中。在欧洲，面对一个实力不再的俄罗斯，西方过去的谨慎与保守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北约不东扩”的承诺被西方各国领导人抛诸脑后，将除俄罗斯之外的欧洲置于北约安全架构之下，将原苏东国家彻底吸纳到“欧洲”以巩固“民主成果”，成为“自由霸权”在欧洲地区秩序构建中的主要目标。

　　从1993年开始，俄罗斯就持续对北约东扩提出抗议和反对，这几乎构成了近30年来俄同美西方国家间关系紧张的核心因素。然而，依仗在实力上的绝对优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俄罗斯的安全关切表现出十足的傲慢与不屑。从波兰、捷克、匈牙利，再到波罗的海三国，北约的防御圈向俄罗斯方向步步紧逼。在这一背景下，乌克兰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导致俄罗斯的安全焦虑直逼爆发临界点，其进攻性策略正是多年累积的不满情绪同战略止损思维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政策惯性使美国政府陷入两难

　　实际上，美国战略界对俄罗斯行为的根源并非全无察觉。克里米亚危机后，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明确表示，“乌克兰危机是西方犯下的错误”，是“试图使乌克兰摆脱俄罗斯影响、融入西方阵营的战略所致”。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则认为，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决策层长期以来的“狂妄自大、一厢情愿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乌克兰危机原本可以避免，美国也不必面对当前的困难局面。

　　然而，更多的美国战略分析人士却极不情愿承认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犯下了战略性错误，认为乌克兰国内反对腐败和独裁的民主运动理应得到西方世界的强力支持，是“乌克兰选择了西方，而不是西方选择了乌克兰”。在这样一种话语框架的制约下，西方国家同俄罗斯的外交接触很难通过承诺北约不再东扩而取得突破性进展，因为任何此类承诺都将被习惯于“救世主”叙事的公众视为对选择了“自由民主模式”的乌克兰的出卖，政治代价不菲。尤其重要的是，对于从冷战结束后一直控制着欧洲安全进程的美国而言，拜登政府更不愿意看到俄罗斯通过单方面的武力威胁改变欧洲的安全格局走向，担心不能处理好乌克兰危机会对北约的未来发展和美国在欧洲地区安全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严重威胁。

　　然而，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拜登政府眼下并不能如臂使指般有效调动和整合各种资源，多方面的掣肘与桎梏使其只能疲于应对。就拜登的决策圈而言，集中精力与资源对付中国崛起毫无疑问是当务之急，过多卷入乌克兰事务被视为将削弱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这也是拜登政府在俄乌争端中保持了较长时间所谓“不挑衅”政策，试图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危机的主要动机。然而如前所述，面对俄罗斯的“进攻态势”，以霸权秩序的维护者和西方价值观的捍卫者自居的美国无法做到置身事外、无所作为，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发挥“救世主”功能。

　　战略上的两难选择并非拜登政府要应对的唯一挑战。在美国国内，共和党国会议员们一方面指责拜登政府对待俄罗斯过于“软弱和笨拙”，另一方面又反对向东欧派遣军队，外交危机有可能变成一场政治灾难。而在欧洲，美国的北约盟友在危机演进的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对俄立场松动的迹象，在是否同意俄罗斯的安全要求以及对俄制裁的具体措施等方面，德法等国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西方阵营的内部团结正面临考验。如何赢得并巩固国内外的政治支持，是拜登政府要处理的另一大难题，而处理上述问题的难度并不亚于处理乌克兰危机本身。

　　归根到底，乌克兰危机集中体现了美国自由霸权秩序的自身缺陷。一方面，冷战后长期一超独大致使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失去制约，肆意以价值观为标准推进对外战略，漠视其他国家的安全关切，安全严重受损的国家最后不惜采用激烈手段作出回应。另一方面，自由霸权秩序高度依赖超强的实力基础，一旦实力根基有所动摇，价值观话语将反向框定政策选项的范畴，在内外部挑战加剧的条件下形同“自缚手脚”，难以根据实际利益需求做出调整。以“重塑美国领导地位”为目标的拜登政府，对内遭遇坚持“美国优先”的保守派阻击，在外则面临维护同盟团结、应对竞争对手的重重压力，在危机处理上进退失据也在意料之中。

　　决心不足、手段匮乏，这是美国在当前只能被动应对的原因所在。相形之下，俄罗斯引而不发、极限施压，成功地将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上任一年的拜登政府正在经历一场美国自冷战结束后最严重的外交危机。时移世易，即便外交经验丰富如拜登者，恐怕也会喟叹，重塑领导地位为何如此艰难？难道自由霸权秩序真的行将就木了吗？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