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惠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

　　两宋笔记中记录了不少宋词本事，但绝大多数并不可靠，存在严重的情节失真。宋学达《宋人词本事书写的虚构现象及其反思》一文认为，凡有大量细节描写者、凡以词句比附情节者皆应怀疑，但对于虚构与失真的原因则未作解释。实际上，如若将视线转至笔记的整体写作意图与笔记的文体性质，能够相对适宜地解答笔记所载之宋词本事为何普遍失真的问题。

　　如同诗集由若干首诗作组成，文集由若干篇文章组成，笔记则由若干则笔记条目组成。同样地，诗文集中的作品大多互不相关，笔记条目通常也相对独立，给读者带来芜杂散漫的阅读感受。尽管如此，笔记与诗文集之间还是有着根本性差异。诗文作者通常先独立写下缘起各异的作品，之后再将其裒为一编。虽然也存在着写作意图先行的诗文集，但终究会被视作特殊案例。笔记则与之相反，作者往往先持有一个写作意图，再根据这个意图收集记录相关条目。所以看似散漫率意、互不相涉的笔记条目之间，其实有着来自笔记意图的松散联系。只要是能够承载并传播笔记意图的故事，便会被笔记作者记录在册，至于情节的真伪，则并不会引起作者的在意。宋人对此已有认知，不仅会以此为笔记中的虚假情节辩护，甚至还会主动承认利用虚幻以传播写作旨趣。章炳文《搜神秘览》自序即云：“物之不奇，不足以为传也；事之不异，不足以为记也。”宋代笔记所载的宋词本事，便是一种承载并传播笔记写作意图的故事类型，笔记作者并不在意本事的真伪，只求能够有效传播自己的写作意图，而且还会在词体小道艳科的文体观念下，做出改动增删。

　　劝诫教化是北宋笔记的常见写作意图之一，相关笔记中便存在不少情节失真却足供劝诫的宋词本事。王得臣于《麈史》中记录了这么一段故事：李清臣于某夜梦至王陵舍，填写了一阕以《谒金门》上片相犯《采桑子》下片的怪词。后来他在王陵舍贬所辞世，临终方悟前梦之兆。尽管此词文本颇令人生疑，李清臣亦没有应歌度曲之长，但一朝宰相卒于贬所的情节构成了完美的前后落差，与王得臣在序文里提到的劝诫世人福祸相倚的意图全然相契。这段故事也被曾敏行记录于《独醒杂志》中，但主人公变成了贺铸。情节失真，却能够满足曾敏行传播苏门群体形象的笔记写作意图。正是不同的写作意图导致了王得臣与曾敏行的记载差异。

　　除了劝诫教化类笔记，在诗话类笔记中可以看到更为清晰的相关案例，如严有翼在《艺苑雌黄》里所记：“欧阳永叔送刘贡父守维扬作长短句云：‘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或以谓永叔短视，故云‘山色有无中’。东坡笑之，因赋《快哉亭》道其事云：‘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盖山色有无中，非烟雨不能然也。”无论是欧阳修因近视眼写下“山色有无中”一句，还是苏轼出于反击而填就《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一词，皆是经不起推敲的词作本事。但严有翼的关注点显然不在本事的真实，而是确切摹写眼前实景的诗学理念。实际上，那些好事者也是基于这个理念才戏谑欧阳修的近视，毕竟“山色有无中”和晴空万里的景象实在差异甚大，将之归结于近视恰是缝合二者矛盾的方式。严有翼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缝合，毕竟欧阳修本以描摹眼前实景见长，从而严氏引苏轼词句为证，强调欧阳修此句就是在描摹烟雨朦胧之景，“山色有无中”并不是因短视而造成的错觉，而是与首句一起将平山堂的阴晴云雨予以贯通式的表达。如此一来，真切摹物的诗法追求就被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本事的真伪也就无须在意。

　　至于本之写作意图而将原就失真的词本事予以新的篡改增删，则主要体现在流传于世俗社会的丽情词本事中。由于词为艳科的文体传统，丽情故事本就是宋词本事的主流。世俗作者对已经流传于世的词本事予以香艳化的改动甚至增添，可以扩大世俗社会的潜在读者，可以给以此为表演底本的说话人带来更多的听众，还可以实现其市场热销的写作或出版期待。王闢之在《渑水燕谈录》卷八记录了柳永《醉蓬莱》词的本事，逐句分析此词的败笔，并同时记录了柳永交结宦官以获进词之事，由此总结出仁宗厌恶此词的原因。可见王闢之的笔记写作意图还是劝诫教化，希望后人能以柳永为戒，既要将应制歌词写得合乎体式，又不能将仕途希望只牵系于此，更不能触犯与宦官交通的大忌。叶梦得在《避暑录话》里则记录了柳永身后归葬的故事：“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这段情节与叶梦得先前为柳永一生作出的评价“择术不可不慎”相契，还是希望读者不要重蹈柳永覆辙。不过叶王二人均未对故事的真伪作详细的考辨。当这两则笔记条目传入世俗社会后，情节迅速因写作意图与读者趣味的改换而发生新变。《古今词话》里有一则拼合二者的柳永故事，前半部分述《醉蓬莱》词本事，后半部分为柳永归葬故事。但世俗社会的文本并没有详究柳永的失误，于轻描淡写间还是透露着对柳词魅力的赞赏。而叶梦得的记录更遭到了世俗作者本之娱乐性的篡改增添，为柳永收葬的人从王和甫变为了歌妓，还于文末新编了一段浪子于柳永墓前戏谑纵饮的情节。这番篡改确实于世俗社会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被冯梦龙敷演成一篇《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收入《喻世明言》之中。

　　或许是由于丽情词本事能够获得有效传播，使得一些亲近世俗的南宋下层士人也在笔记中对丽情词本事予以新的虚构。最典型者莫过于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本事的诸多记载。自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声称此词乃为黄州王氏女所作，后人便屡屡重提这段痴情女子中意一代才士的故事。但不同作者记录的写作时地与女子姓氏却各不相同：《瓮牖闲评》云为黄州不知名姓女，《东园丛说》记成蜀中王氏女，《野客丛书》则说是惠州温都监之女。这些笔记作者无疑有着消费名人以传己名的写作意图与心态，故而先以大致相同的情节唤醒读者对于一段讲滥的苏轼花边新闻之记忆，再以微异的细节提供意外的阅读体验，使得读者产生该作者或许掌握了独家消息的猜测。当然，“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的词题已经明白交代这是初贬黄州之时的自我抒怀，众人的编排无非从黄庭坚“语意高妙，似非喫烟火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的跋语而来。黄庭坚在意的是神仙风致、高妙词句与深厚学问，而这些笔记作者只是简单地把人间烟火视作男女情爱，但却能满足他们获得大量读者的写作意图。

　　其实，北宋后期以来的笔记作者不仅明白失真情节与笔记写作意图的重要关联，也意识到在笔记阅读过程中早已发生“买椟还珠”式偏误，即读者沉浸在曲折动人的失真情节中，忘却了本该由此传播的写作意图。时人也已不断呼吁读者应该回归笔记写作的本来意图。如石京在《茅亭客话序》中明言此书“可以为后世钦慕儆戒者昭昭然，足使览者益夫耳闻目见之广识。”“岂徒好奇尚怪，事词藻之靡丽，以资世俗谈噱之柄而已哉！”然而无论怎么呼吁都改变不了笔记作者本不在意情节失真的事实，他们还是会如上所述地根据笔记写作意图记录下不实的宋词本事甚至予以新的篡改，这些实践又不断加剧与固化两宋笔记所载之宋词本事的普遍失真特质。

　　《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