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3月8日是中国女性的节日，而在日本，3月3日是传统的女儿节。从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描述的众多女子到如今，日本女性为争取独立走过一个漫长曲折的道路。但即使今天，20世纪的日本女作家、演员有吉佐合子仍说：“历史是His story”，她将英文“历史”这个词拆解开，认为历史书写的是男人的故事，而不是her story（她的历史）。历史上虽然有女天皇如持统天皇（690年-697年在位）等短暂活跃的时期，江户时代也曾有将军夫人决定过幕府将军人选的例子，那也只是千年历史上的几道微光。2021年公布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在156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女性排名第120位，在世界发达国家中仍然垫底。

大正时代的新女性 资料图片

　　1.不断逃离的百年

　　一千年前紫式部生活的平安时代，一夫多妻制是深植于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在受到夫权压迫的情况下，女性唯有顺从、忍耐和哀叹。《源氏物语》中的葵姬是政治联姻的受害者，嫁给源氏后长期受到冷落，郁郁而终。源氏爱上了父亲的妃子藤壶，这段不伦之恋让藤壶饱受内心的责备而出家。富丽堂皇的后宫，结局是无一女子逃离厄运。

　　一夫一妻制在近代被发明出来之后，积极向西方靠拢的日本明治政府在1870年出台的刑法法典《新律纲领》中仍然继承了江户时代的一夫多妻制度，规定妻妾属同等的二亲等（五亲等的等级中，属于隔代直系亲属或同代非直系亲属），拥有妾室的数量仍是男性夸耀地位财产的一项资本。位高权重的日本男性驾着马车带着成群的妻妾在闹市兜风炫耀的场面，让最先接触西方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坐立难安。他在《劝学》第八篇中谴责了一夫多妻制。日本近代教育先驱、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在《明六杂志》上连载四回《妻妾论》，抨击日本夫妻关系中丈夫是主人、妻子是奴隶的现状，指责“妻妾同居有违人伦大道，不合人性”，并且亲自拟定《婚期律案》试行法，声明禁止重婚，女子可以主动提出离婚。

　　不过即便是福泽谕吉，他也只是主张女性在家庭内拥有未曾有过的权利，从女性史的角度看，在福泽的“天赋人权”论中女性并不具有社会权利。福泽在《日本妇人论》一文中，申明理想的女性形象就是“贤妻良母”，他并不鼓励女性走出家庭，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森有礼，作为日本实施契约结婚第一人，他既认可夫妻双方的义务，也承认夫妻共享财产权。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强迫夫人像自己一样吃西餐，连吃一顿茶泡饭的机会也不给夫人。难怪他的第一任夫人阿常为逃离他的控制而与别人私奔。

土佐光吉所作《紫式部肖像》立轴 资料图片

　　到了1882年，为了向欧美证明自己已经步入文明国家的行列，日本政府才艰难决定从法律上废除男子纳妾以及妻妾同居的法令。

　　带着“觉醒”的喜悦，日本女性开始不安于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所附带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想参加到将女性排除在外的社会劳动之中。比如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国木田独步的第一任夫人佐佐城信子，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以私奔的方式与国木田独步结了婚，但在婚后不到5个月便离家出走。她的梦想是要当一名记者，却遭到丈夫千方百计的阻挠，而丈夫也没有赚钱的能力，贫困、争吵让家庭生活陷入一团糟。

　　接下来，出走的女性就面临着一个普遍性的难题：“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一百年前揭示中国女性的道路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被誉为“明治紫式部”的樋口一叶，在小说《十三夜》里塑造的女主角阿关，因受到丈夫的刁难愤而出走，却又无奈返回，继续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而现实中的樋口一叶则走得义无反顾。她出走东京后，开杂货店糊口，贫病交加，24岁患肺病离世。她留下的卓越作品使她成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先驱，并且成为日本纸币上的第一位女性人物。

　　1870年，日本盐仓使节团赴欧考察，发现那里的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样受教育，政府下决心，派遣五名少女作为第一批女留学生赴美留学。次年，文部省决定创设女子学校。而到了1873年，日本立法府宣布妻子具有离婚的权利。

　　1887年的《女学杂志》针对婚姻问题进行过多番讨论，其中一篇文章说：“离婚也已经是见怪不怪的风俗，诚可叹也！”不过，离婚事件集中发生在东北等贫困地区，当获得合法劳动力和繁衍子嗣的意图无法满足时，男子就提出离婚。女性由父母嫁出去，过着夫权制的生活，在离婚现场，必须由父兄出面，再被重新带回娘家，过着父权制下的生活。由此可见，在不发达地区，女性地位并未因此而获得更多的改善。但在大都市，则出现了东京女子师范学校、迹见女学校等更多的女子学校。

　　有趣的是，上述被妻子抛弃的国木田独步反而一手创办了《妇人画报》。在发刊词里，国木田独步说：“自征俄以来，我国妇人之活动殊为活跃，女子教育实为盛况空前……此刊乃借时势而发。”当时虽说“离婚是女人的耻辱”的观念依然很强，但《妇人画报》却常常刊载“勿以世俗退却”的投稿。

　　明治末期，随着日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女性终于有了集体就业的可能。比如电影《啊，野麦岭》所反映的20世纪初日本的社会光景。1903年，缫丝厂的工头到山里去招女工，说进了工厂可以两天吃到一顿大米饭，业绩好时可以被奖赏一个豆包，一年能够挣100日元。一百多名穷乡僻壤里的年轻女孩翻过野麦岭，到长野县冈谷的缫丝工厂打工。结果到了那里，这群花季女孩被超负荷的劳动压榨，每天有十分钟时间吃一顿工作餐就能满足，同时被男性随意践踏，最终积劳成疾。逃离了男权桎梏的女性却未能逃脱资本家的牢笼。

　　2.“新女性”与“家庭主妇”

　　1910年，作家、评论家坪内逍遥作了一场题为“新女性”的讲演。1911年，女作家平塚雷鸟创办杂志《青鞜》，她以“元始，女性是太阳”作为女性宣言。1913年1月，平塚雷鸟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一篇题为《我是新女性》的文章，“新女性”逐渐成为流行语。《青鞜》作为新女性的阵地，不断发表讨论新女性的文章。他们积极争取社会权益，同时破坏旧道德，为女性争取家庭内的权利，倡导自由恋爱。

　　女作家与谢野晶子，在“新女性”的概念出现之前，已经凭着书写短歌活出新女性的风采了。她的短歌让日本男子大为惊叹，第一次知道原来女性也是有情爱诉求的。而比她的创作更令人瞩目的，是她对个人幸福的不懈追求，在与诗人与谢铁干结婚后，她凭着丰厚的稿费抚养了12个孩子，让丈夫也吃起了“软饭”。与谢野晶子曾经写有《贞操论》一文，反对把贞操问题道德化，提倡新道德，提倡自由恋爱结婚。后来周作人把它译成中文，刊载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在五四运动时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妇女解放。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的席卷，许多人，比如那些农业家庭中不能继承家业的次子、三子等（日本是长子继承制）脱离了土地进入城镇，他们作为商品化的劳动力，以报酬所得维持自己的小家庭。这种“新中间层”不断扩大，结婚率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传统家族模式逐渐瓦解，走向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但这种婚姻模式附带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女性成了“家庭主妇”，妻子外出工作的人口比例不断降低。据统计，以东京为例，明治时代，东京贫困阶层的妻子工作率高达72%，而到大正最后一年（1926年），妻子工作率已降至9%。“家庭主妇”的角色起初也很受女性欢迎，因为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性别隔离模式标志着她们成了家庭的女主人，这样就能够摆脱男性的权力控制。在“新女性”的概念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反而是那些职业女性，比如电话接线员、护士、乘务员、服务员等会被世人看不起。一旦结婚，就回归家庭，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当今的日本社会。1980年，红遍各地、人气到达巅峰的日本女演员山口百惠急流勇退，彻底回归家庭。近的如上户彩、木村佳乃、工藤静香等，甚至嫁到日本的林志玲，婚后也处于完全蛰伏的状态。她们虽然也有各自的不易，但大体可以凭借优渥的收入过上向往中的平凡生活。然而对于普通女性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

福泽谕吉 资料图片

　　久而久之，这种回归家庭的模式让女性发现，她们在家庭中的劳作无论多么辛苦，却并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面对这种状况，当代日本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她的《父权制与女性主义》一书中认为，现代家庭是现代工业社会歧视女性的根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在这个场所实现了合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主张，女性解放，以全体女性回归公共产业领域为首要前提条件。

　　日本在1985年制定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女性仍然受到歧视。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上，职员类型大体分为综合类职员和一般类职员两类。所谓一般类职员就是辅助类职员，比如秘书、护士、看护、打字员、接线员等，这些职位就是为女性量身定做的。据统计，2009年，综合类男女比例为9∶1，十多年后艰难达到8∶2；一般职位的工资不到综合类工资的80%。男女同工不同酬之外，女性工作到结婚为止这个观念是日本的社会共识。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大概有三类：未到结婚年龄的年轻女性；选择不婚的女性；守寡或离异的女性。因此成年女性始终面临的问题是：要家庭还是要工作？如果两个都想要，那么如何很好地安排生命的各个周期？重新进入职场如何面对低廉的薪酬？因此上野千鹤子2019年在东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向在座的女生泼了一盆冷水：这是一个无论如何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社会。由此，很多人注意到了日本社会上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女性贫困。

　　3.女性贫困与“熟年离婚”

　　21世纪日本女性生存实态呈现出两个极端：要么牢牢抓住高薪岗位直到身心俱疲，要么与贫困相伴终老。女性贫困的话题在日本井喷式出现，近年来仅翻译成中文的，就有铃木大介的《最贫困女子：不敢开口求救的无缘地狱》（2016）、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编辑的《女性贫困》（2017）、中村淳彦的《东京贫困女子》（2021）、饭岛裕子的《日本女性贫困》（2021），等等。据NHK统计，2012年，在20岁到64岁即所谓“劳动人口”中，独自一人生活的女性占32.1%。

　　在中村淳彦的调查中，贫困的女性大多转向看护行业以求改变命运。然而，即便是存在巨大需求的社会福利事业，80%的工作人员都是非正式员工，劳动强度大、时间长，且工资低。然而日本政府并没有拿出解决女性贫困问题的具体措施。

　　被誉为国民女作家的向田邦子在她的小说《隔壁的女人》中说：“‘自由和独立’，女人都喜欢这些词吧。因为不曾拥有。一旦结婚女人就两者都失去了。”从向田邦子的作品中，能看到她的内心对“稳定幸福”家庭的向往，但在书中她温柔地发泄着对男性的不满。

　　2005年，日本上映了一部电影，名字叫《熟年离婚》，它表现的是日本女性的真实境况和诉求。回归家庭的女主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对丈夫温柔、体贴，一心一意照料家庭和孩子，但丈夫往往对妻子的付出心安理得，下班后常要喝酒社交，夫妻二人交流极少，感情基础逐渐动摇。于是，不满足于情感的缺失和丈夫的缺席，在可以分得丈夫一半养老金的法律保障下，许多日本女性在孩子成人、丈夫退休之际提出离婚，这便是“熟年离婚”。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的丈夫，往往在离婚后健康每况愈下，最终成为男尊女卑观念的牺牲品。部分日本男性也痛定思痛，发起“爱妻协会”，以挽救得来不易的家庭幸福。

《熟年离婚》海报照片 资料图片

　　4.寻求平等之路

　　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女性嫁得好被视为成功，不结婚则是失败的。为了扭转这种偏见，日本女性仍在不懈努力。

　　2003年，女作家酒井顺子带着自嘲的口吻，将满足“30岁以上、未婚、无子女”这三个条件的女性称为“败犬”，出版了她的随笔集《败犬的远吠》，结果引发热议。“败犬”一词甚至入选了2004年日本流行语。哪怕没有找到解放的途径，“败犬”却执着地揭示着自己的生存困境、意义和她们的呐喊，书写本身就是意义。

　　日本自由记者伊藤诗织以一己之力，曾两次将自己被强奸的事件诉诸法律，两次被驳回。她的艰难胜诉最终促使日本在2019年修正了强奸罪的量刑标准。她的胜诉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把“me too运动”上升到了“we too”的高度，鼓励更多的女性站出来反抗对女性的伤害。

　　汲取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经验，日本成立了“自觉团体”，针对女性面对的每一个问题发起运动，成立女性咨询中心。上野千鹤子本人担任理事长的非营利组织女性行动网络则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她所倡导的女性主义，不是女性要像男人那样去行动，不是弱者要变成强者，而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

　　如果女性劳动力化，对于如何解决育儿问题，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提出了两种解决方式，其一是公共化，就是学习北欧福利发达国家模式；其二是市场化，就是雇用专职保姆或家政人员。

　　总之，女性结合自身的命运，再去将它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就更能触摸到他人和时代的疼痛。进而言之，日本女性意识到，男权制是敌人，但男性不是。成为男权制受害者的会是所有人。所以，在争取女性解放的路上，把男性作为同路人、战友、同盟者，携手最终实现“人”的平等，才是美好的愿景。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0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