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北京时期的活动和思想发展

　　演讲人：王德岩 演讲地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图书档案馆 演讲时间：2026年4月

　　王德岩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主任、春霖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级精品课负责人。兼任中国高教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北京市美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古典美学与美育。著有《意境的诞生》《汉语美学》等，主编教材《大学美育讲义》，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

　　本世纪以来是阳明学史上收获最丰富的时期。阳明学研究成果众多且有足以传世的代表性成果，阳明弟子、后学研究渐次铺开，地域阳明学的蓬勃发展，域外阳明学的视野交融与文明互鉴，使得阳明学研究呈现出既“圜中自显”又“无细不章”（王夫之评王维、杜甫诗语）的态势。与此同时，数字人文和阳明学数据库的建设为我们了解掌握这些成果带来了便利，让我们可以同时借助“望远镜”和“显微镜”来审视王阳明这位生动、复杂、深刻而又充满魅力的文化人物。本次讲座是在我的相关项目研究成果基础上，同时借助陈荣捷、永富青地、束景南、钱明、吴震、计文渊等学者的阳明文献辑佚新成果，通过细描王阳明早期的成长历程、考察《传习录》诞生的土壤和过程，在地域阳明学的维度上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王阳明北京时期的重要性和基础性。

　　王阳明像。资料图片

　　地域阳明学中的北京

　　资料显示，王阳明是琅琊王氏后裔，其家族于西晋末南迁，南宋末年王季迁居余姚秘图山，王阳明是他的十世孙。从家学渊源看，王阳明祖上六代皆以《易》《礼》相传。其六世祖王纲，曾获终南隐士赵缘督传筮法，与刘伯温为友并得其举荐于明太祖。五世祖王彦达躬耕秘图山，传先世所遗书。四世祖王与准精究《礼》《易》，著《易微》数千言。三世祖王杰著有《易春秋说》《周礼考正》，祖父王伦儒隐不仕，善鼓琴，好读先世所遗书，尤好《仪礼》，并亲自教养少时的王阳明。（〔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本次讲座所引原文如未特别注明都出自《全集》）父亲王华中状元、王阳明中进士的卷子皆有礼学特色，王华著有《礼经大义》诸书，二人都精易，遇事善以易决疑。可以说，《易》《礼》之学作为家学，成为家族文化基因，其沉浸涵养之功，也沉淀为家庭成员的思想和人格底色。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中国古代科举文化展”一隅。图片来源：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网站

　　从空间位移上看，王阳明的前半生可以被视为不断入京与离京的过程。11岁时，王阳明随父入京，在北京上私塾，后入国子监、完成三次科举考试，中间回余姚，到江西完婚，再回乡守孝，习举业，乡试中举。28岁中进士初入仕途后，王阳明在京中各部历练，又到山西、江北、越中、山东公干，35岁在京师上书被下诏狱，贬贵州龙场，四年后经江西回到北京。直到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王阳明离开北京赴南京任职，与弟子徐爱同舟南行归越，此后再未回北京。王阳明时年42岁，正是思想逐步成熟和《传习录》第一部分内容形成的时候。

　　王阳明在北京前后约15年，从时间长度来看，仅次于他在故乡浙江。如果以时、地为线索，从地域阳明学角度来看，浙江是他出生成长、养病和讲学之地，约20年，包括童年10年、成年10年；江西是他的为官和事功之地，约8年；贵州是他的贬谪与悟道之地，约3年；其他还有南京3年断续任职讲学，生命最后1年在两广。

　　从阳明学传播的角度来看，研究者认为浙中、江右、南中是重点区域，黔中、粤中、桂中是主要区域，楚中、闽中、鲁中是边缘地区。而北京则因为是当时明廷政治中心，流动性强，未形成稳定的学派。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进士题名碑。图片来源：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网站

　　但从王阳明自身发展成长来说，北京是他包含私塾、国子监等不同阶段的求学之地，任侠、骑射、文学艺术、佛道神仙等多方面探索之地，是他生命成长的园圃、思想形成的熔炉，对于我们考察王阳明的生命成长和《传习录》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北京时期在阳明学中的定位应是思想枢纽和源起之地。

　　王阳明曾把自己早年从弘治五年到正德元年（21岁至35岁）在北京时期所作诗文集为一编，名为《上国游》。此名源自他喜爱的书法家怀素《自叙帖》之语“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亦表达了他对北京的某些认识。他在北京学习和成长，在这个思想的熔炉里读书、讲学、辩论，锤炼自己，然后离京，在贵州悟道，在江西建立事功，回故乡养病、讲学，北京一直是那个隐秘的源起处和枢纽地。

　　王阳明在北京有三个重要的活动地点：

　　第一处是长安街坊。王阳明入京之后，居住于父亲王华的官舍，在长安西街的一个著名大坊——长安街坊。此地是当时京城最热闹繁华的去处，佛刹道观林立，三教九流杂居。被誉为“第一丛林”的大兴隆寺就在长安街坊北，朝中大臣多好居住在大兴隆寺周围，地方大员与名贤应召进京也多住在寺中。长安街上还有当时北京城内最大的皇家道观朝天宫，与大兴隆寺齐名，明代百官习礼仪就在大兴隆寺与朝天宫中，这两处是王阳明少时最喜玩耍的地方，也是他后来学佛问道的去处。长安街坊的位置大致是现在的西长安街沿线区域，大兴隆寺在今西长安街电报大楼附近，朝天宫在今西城区阜成门内白塔寺西北。大兴隆寺与朝天宫附近还有文昌阁、土地庙、关帝庙、火神庙、灵济宫、显灵庙、城隍庙等，是相卜巫祝、贩夫走卒、杂技戏耍聚集的场所。少年王阳明经常出入于这些佛、道、相、卜场合，这是他的生活成长空间。当然，这个地方也是官员文士往来交流之地，他在此跟随父亲接触了当时最活跃的各类文化人群，思想受到多方面影响，也显露出过人的才华，被很多前辈看重，尤得父亲的至交吏部郎中诸让青眼，把女儿许配给他。

　　第二处是国子监。王阳明22岁时入国子监读书三年，当时北京和南京都有国子监，北京的国子监称“北雍”，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学府，位于现在东城区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当时国子监的学习条件很好，《明史·选举志》载：监生有自己的宿舍，每月有生活费，每年发给衣服，过年过节还有赏钱。这段时间王阳明生活安定，安心读书，一边为科举做准备，一边潜心探求圣贤之学。他遍求朱熹之书而读之，探索“格物”之学。国子监中交往的同学和朋友，是他最初独立的朋友圈。这个时期也是他诗文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他与朋友一起，交游酬唱，探究辞章之学。国子监每月初一、十五是习射之日，他进一步提升了少年时便热爱的骑射之术，为之后的军旅生涯打下很好的基础。

　　第三处是西山。王阳明一生雅爱山水，每到一地一定要邀请友人一起登山涉水，且每临山水必有诗文。他在北京寄情山水、涵养性灵之地主要是西山一带。正德六年（1511年）三月，他与黄绾、徐爱等友人春游西山，夜宿功德寺，有诗《夜宿功德寺次宗贤韵二绝》（《王阳明诗校注》卷三，《京师诗二十四首》），诗中生动描绘了初春时节，他们在西山脚下策马而行，直至暮色降临，见远山如黛，溪云弥漫，“坐久遂忘归路夕，溪云正泻春山青”，令人流连忘返。功德寺位于颐和园西侧的青龙桥以西。香山位于北京西北郊的西山东麓，自古至今都是游览佳地，也是王阳明与朋友们常去之地，“久落泥途惹世情”“窃禄未归羞问名”（《夜宿香山林宗师房次韵二首》，《王阳明诗校注》卷三），在暮鼓晨钟里体验“岩树坐来静，壁萝春自闲”的意境而“顿息尘寰念”（《香山次韵》，《王阳明诗校注》卷三）。王阳明在西山一带的游历与创作，既是士人寄情山水涵养性灵的体现，也是他思想酝酿、萌芽、实践的场景。

　　从私塾到国子监

　　王阳明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日曾求教于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答：“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却说：“读书登第，还是第二等事，为圣贤乃是第一等事。”此言令老师和父亲都觉诧异，其父王华还笑着问他：“你要做圣贤吗？”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发生于王华中状元后两三年间。按明人一般逻辑而言，父亲既中状元，儿子应该以父亲为榜样、以读书中状元为理想才对。然而少年王阳明就显示出了超越父亲的志向，其心理上呈现出的与状元父亲之间微妙关系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当时很多读书人也都立下过“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成圣之志，但后来却往往渐行渐远抛诸脑后。而王阳明从少时立志起，一生未忘以“为圣贤”为志的初心。所以他才能在成文人、成诗人、成将军、修仙、修佛的各种探索后知非即舍，返回到“成圣贤”的儒家立场。

　　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取得秀才的资格。参加资格考试的人叫“童生”，通过以后就是秀才。各州、府、县选取其中优秀者参加第二层次的乡试。乡试在南北二京和各省城举行，一般在八月，称秋闱，考中者成为举人。在乡试的第二年，各省的举人到京参加第三层次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会试。会试中式者可以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最高级殿试，录取名次分为一、二、三甲，一甲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王阳明21岁时顺利通过浙江省乡试，成为举人。但22岁、25岁两次会试却连续落榜。第二次会试不第时，他是国子监监生，有同舍之人“以不第为耻”，王阳明却安慰他：“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同学对他很佩服。孟子有“不动心”之教（《孟子·公孙丑》上），王阳明的不动心既与他作为儒生的修养有关，也与他自小的立志一脉相承，即不把读书登第作为最高理想，胸怀更高追求，自然可以面对科举考试的挫折不动心。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发榜之日却未等来放榜，原来是同期考试的徐经、唐寅被卷入科场弊案，取消了科举功名。唐寅字伯虎，会试未考前已经声名远扬，此番被黜落后科举路断只能为吏。唐寅不屑为吏，从此筑室苏州桃花坞，诗酒风流于其中，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王阳明这一年会试中了二甲第六名，赐进士出身。之后王阳明也曾遭遇过比唐伯虎落榜被黜更加凶险甚至绝望的至暗时刻，诸如入锦衣卫狱中、贬谪龙场等等，他都能在居危处困中动心忍性，守住本心光明，把住心性之舵，事上磨炼，致良知于事事物物，淬炼、成就自己的圣贤人格和儒者生命。比较王阳明和唐伯虎不同的人生路，唐伯虎的艺术生命和才子人格与王阳明的儒者追求和圣贤人格，也是后世常常提及的一个话题。

　　多方探索与生命扩充

　　对于王阳明入道之前的生命追求和思想探索，其好友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全集》卷三十八）里总结为“五溺”：“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这“五溺”大都发生于王阳明的“北京时期”，这些经历极大地扩充了他生命的广度和丰富度，并收摄于后期的事功和思想实践中。我们借此线索对王阳明早期的多方探索进行考察。

　　青少年时代的王阳明，热烈追求他兴趣所及的每一件事。“初溺于任侠”“再溺于骑射”，发生在他十五六岁之际，是时明廷北方战事紧张，本来就喜骑马射箭的王阳明，关注天下兵事，沉浸于兵法阵法，慨然兴起经略四方之志。他曾一人潜出居庸关，考察山川地势，历时月余方才返京。他还计划上书朝廷自请弭乱，后被父亲怒斥太过狂妄而作罢。“三溺于辞章之习”，集中在21岁中举人之后，一直持续了五六年。他结诗社，与当时北京文坛诗文之士李东阳、乔宇、汪俊、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互相唱和，风动一时，以才名相驰骋，“登述作之坛，几入其髓”。但是就在即将登上文坛顶峰的时候，他却深切感到“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是“以有限之精神，弊于无益之空谈”，由此弃去。朋友们都觉得他在几于大成时放弃可惜，是没有恒心，他回答：“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王畿：《曾舜徵别言》，见《王畿集》卷十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这都不是他志之所在，他要做的是为圣贤之学。“四溺于神仙之习”，王阳明后来曾说他沉迷于神仙方术之学30年。他从小就生活在佛道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因身体多病，对道教养生之术一直很感兴趣，甚至在结婚当日因偶入道观与道士谈养生而一日忘归。他也曾有入山修道的念头，在九华山访道士寻仙，在北京、南京跟当时著名道人尹蓬头学习导引之术。31岁时，他从北京告病归越，筑阳明洞正式修炼。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自号“阳明山人”，我们所熟知的“王阳明”之称，实际恰来自其曾经的“神仙之溺”。但在日渐深入之后，他又认为这是“簸弄精神”，并不是道，于是又放弃。此时他心中还想离世入山，只是惦念祖母与父亲而因循未决，后来又觉悟到，爱亲之念生于孩提，这个念想断不能抛弃。于是他离开阳明洞，到钱塘西湖养病，见一个三年闭关不语的禅僧，王阳明指其爱亲之本性，把禅僧说得感动落泪第二天便回家了。从王阳明的思想发展来看，他入仙、释之深时也是他悟仙、释之非的时候，而他觉悟的根本在于回归到儒者的本心，从爱亲孝悌一念回归到人之为人的仁心而当下承担。这时他已经走到觉悟的边缘了。

　　对于王阳明的“五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理解。一是热爱沉迷、投入其中，任侠、骑射、文学、神仙佛道，他都曾投入其中并颇有所得。二是“溺”微有否定义，从王阳明的视角来看，它们并不是他的“心之所止”“终极追求”，文学之溺“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佛道之习总归是“簸弄精神”，所以他总是“知非即舍”。尽管多方探索，但他始终坚持自己“做第一等事”“成圣贤”的少年之志。之后，他就开始在京师提倡身心之学，教人先立必为圣贤之志。

　　尽管如此，“五溺”的经历极大地扩展了王阳明的生命广度和人格内涵。任侠养就了他的豪杰血气与担当精神，骑射与军事为他之后功业奠定了基础，也是他“事上磨炼”“知行合一”思想的延伸。辞章成为他思想的表达，情感的寄托。神仙佛道等的修习为他提供了后来心性修养的方法与经验，最终融入心学体系，成为其致良知功夫的组成部分。“五溺”探索也体现了思想创新的一般规律，王阳明通过广泛涉猎不同领域的知识和实践，“出入佛老，返归孔孟”的思想轨迹，也是宋明儒家学者成长的一般规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而是一个在批判和反思中不断创新的过程，最终王阳明得以融合道家的自然思想和佛家的心性学说而归宗于儒学，创立了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思想体系——心学。

　　顿挫与转折

　　王阳明的求为圣贤之路是一条充满顿挫和转折的曲线，立志是它的起点，之后曲折向前，一直到生命尽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境界。

　　如前所述，王阳明少年即立下做天下第一等事的志向，这个志向虽高，但是初始只是笼统的“读书做圣贤”，至于如何做、是否可做到，其实是不明确的。这也是王阳明日后多方探索的原因之一。这个过程中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8岁时，王阳明偕新婚妻子回浙江路过广信（今江西上饶），拜谒大学者娄谅，娄氏为其讲述了宋儒格物之学，并勉励他：“圣贤必可学而至。”王阳明深受影响，从此与宋儒思想开始有真正的衔接。

　　开始从事宋儒格物之学后，王阳明遍读朱熹之书。21岁至22岁，他曾按朱熹“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之说，与友人取父亲官署中的竹子来习“格物”。他的朋友格了三天就病了，他坚持下去却始终格不出理来，到第七日也病倒了，于是感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转而投入文学探索。“格竹子”一事显示出王阳明的思想特点：以实践的方式来检验学说。“格竹子”的行未能获得朱子所说的知，这让王阳明的成圣信念遇挫，揭示了向外“格物”活动与其内在生命体验的隔阂冲突。

　　27岁时，在溺于辞章又感到不足以通至道后，王阳明读到朱子所说的“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觉得之前的探讨虽然博涉多方，却未能循序以致精，于是第二度循着朱子的路做穷理工夫，这次在思路上渐能理顺，但仍然无所得。他发现顺着朱子的思路走，事物之理与其本心终分为二，不能打成一片。如果理在外不在其心，纵然把竹子草木之理格得明白，又与其成圣贤有何关系？他沉郁既久，身心疲惫，旧病复发，更觉得圣贤有分，不是人人可做的。于是渐渐留心仙道，讲究佛学。这次挫折，彻底动摇了王阳明对“向外穷理”这一主流成圣路径的信心。这两次失败都显示了他“知行合一”“事上磨炼”的实践性哲学品格，也促成他哲学思想的转向。从思想史角度看，这两次失败不是终点，而是后续阳明心学系列篇章的序曲。

　　35岁时，王阳明抗疏上救被迫害官员，被廷杖后下锦衣卫诏狱。在狱中他“拘而演易”，写下《狱中诗》，后被贬至贵州龙场驿。在艰难困窘、动心忍性之际，他日夜端居澄默，心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一天半夜里忽然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求理于事物是朱子的路，而龙场悟道意味着王阳明开始走自己的路。他提出“心即理”，合心与理为一；第二年又开始论“知行合一”，合知与行为一，把成圣依据转到心性主体，实现思想体系的初步建构。“龙场悟道”之后四年，王阳明回到北京，带着他逐渐成熟的思想，与北京的朋友、学生交流碰撞，形成《传习录》最初的内容。

　　交友、共学与《传习录》的诞生

　　王阳明的“朋友圈”构成了他生命和思想成长的天空。其“朋友圈人群”可分为两层：父辈与同辈。父辈如李东阳、林俊、乔宇、诸让、魏瀚、吴伯通、杨一清、王鏊、刘大夏等，这些人多是其父之友或同年，多对他有引导、奖掖之功；同辈则包括都穆、朱朝章、李梦阳、何景明、边贡、湛若水、汪俊、汪伟、黄绾、张邦奇、方献夫等，这些人是与他共同成长起来的，或政坛同气相求，或诗文酬唱应和，或思想交流碰撞。朋友圈的人群又可分为文人群体与思想群体。文人群体中，早期以馆阁重臣为核心的茶陵派领袖李东阳和邵宝都与王阳明关系密切，王阳明曾为前者作《坠马行》，为后者作《时雨赋》。之后“前七子”派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等，是王阳明驰骋文坛以诗文相竞的主要人群。王阳明在觉悟到辞章艺能无以通至道后，与文人群体的交往又渐疏。儒家思想群体人物如湛若水、陆深、黄绾、顾璘、顾应祥、方献夫、陈文鸣、杨名父、徐爱等，他们的共学、切磋和讲学促进了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

　　34岁时，王阳明在京师开始提倡身心之学，教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门人始进。他与湛若水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从此交流切磋不辍。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于正德五年（1510年）回到北京，一起论学的人除了湛若水，又有黄绾、顾应祥、应良、方献夫以及后来入京的徐爱等。王阳明与湛若水、黄绾“订与终日共学”。这时有穆孔晖、顾应祥、郑一初、方献科、黄绾、应良、朱节、蔡宗兖、徐爱等20多人在他门下受业。在与这些人的共学、讲学、讨论和切磋中，王阳明的思想和表达日渐成熟。而徐爱的到来以及相伴一路南行归越，使他有机会把这些思考系统化，促成了《传习录》最初内容的产生。

　　正德八年正月，弟子徐爱与王阳明同舟归越，从此王阳明再未回京。途中徐爱听他论《大学》宗旨，记录讲学内容汇编成书，是为《传习录》首卷。又经后来弟子不断补充，《传习录》终成阳明学派思想核心经典，影响深远。从家教、立志到悟道、弘道，种下的种子虽历波折却终会长大。

　　北京是王阳明早期生命成长的摇篮，他在此立志、求学，经历任侠、骑射、文学艺术、佛道神仙等多方面探索，却始终未忘“成圣贤”初心，几经顿挫终于觉悟本心，创立不同于朱子之路的心学思想，并被学生记录整理于《传习录》中。由此观之，北京是王阳明思想形成的熔炉，也是他之后事功和思想发展的枢纽地。这是我们考察王阳明北京时期的意义所在。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09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