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学术“自觉”的小说史续写

——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看小说史的史学品格

赵鹏程（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

　　19世纪20年代至今，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史研究已有百年之久。百年来，各类小说史层出不穷，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重写小说史”的口号被不断提起。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次次“重写小说史”的呼号之后，各家小说史叙述的基本史实并没有大的变化。那么，这样一种“重写小说史”的意义又何在？

　　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所谓的“重写小说史”，与其说是一种“重写”，不如说是一种“续写”；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自省”，不如说是一种学术“自觉”。推动“小说史重写”的因素有很多，但离不开两个主要原因：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各类理论视角的学习与实践。就文献研究与小说史的关系来看，鲁迅早在撰写小说史之前，便以古小说“钩沉”为先声，这样一种看似无意的举动，奠定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初步文献基础，其后随着胡适、郑振铎等学者的努力，各类小说文献被不断发现，有关小说史的问题也随之推进。但就整体史实脉络来看，各家小说史基本并未实现所谓“重写”，而是基于前人的“续写”。但是，小说史的“续写”并不意味着重复，而是一种学术“自觉”。这样一种学术“自觉”，既是学术史的“自省”，也是小说史作为“史”的“自觉”。一部小说史的编撰，不仅在于描述小说史实脉络，也要对相应的史实作出解释，因而各类理论视角也就受到撰写者的青睐。百年来，形式主义、阶级斗争、叙事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不同的理论方法，纷纷运用到小说史撰写中，这些理论方法既具有相应的时代意义，也产生一些问题，因而所谓“新理论”的运用往往伴随着一定的学术“自省”。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自省”不仅是对于既往学术史的检讨，更是小说史作为“史”的“自觉”。这种“自觉”在中华文化语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史”，自司马迁撰述《史记》之始便奠定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基调。而当这样一种“成一家之言”的传统延续到小说史中则表现更为突出，这种“自觉”不仅是对于相应理论方法的选择、检讨，也是对于基本史实的自觉探讨，更是著者学术断识、学术个性的体现。随着近年来小说本体研究的回归，小说史作为“史”的学术“自觉”显得更为可贵。

　　值得注意的是，石昌渝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小说发展史》，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自觉”的小说史“续写”。全书以导论开篇，围绕小说界说、娱乐与教化、史家传统与“说话”传统、雅与俗四个专题总括小说历史。在此基础上，本书以十编的篇幅对中国小说发展史加以梳理，以唐前志怪、志人、杂史杂传等为小说的孕育形态，以唐代传奇小说为小说的最初形态，继而分述白话小说的兴起、传奇小说的演变、明代章回小说的成熟和发展、明代话本小说的发展、清初小说的繁荣、清代前期小说的变迁和艺术高峰、清代后期小说的衰落、清末小说的转型。

　　可以发现，在这样一种小说史书写中，小说史作为“史”的学术“自觉”也更为凸显。这种“自觉”首先是对小说史实的自觉回归，著者不仅注意到小说文体内部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的具体演进路径，也注意到小说发展与社会历史的互动。进一步看，这种“自觉”也体现在著者以个人之力独自撰写小说通史。如前所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语境中“史”的重要特性，但要实现这种“史”之“自觉”，不仅需要著者的学术个性，更需要有充分的学术积累和独到的学术断识。也正是因此，一直以来的小说史撰写或为集体编纂通史，或为个人编纂专题小说史，以一人之力撰写小说通史者并不多见。而此书则不仅对小说史加以梳理，更对古代小说发展的动力及制导机制加以概括，正如著者所言，这在此前的小说史著作中是没有的。

　　《中国小说发展史》之所以能产生形成这种“史”的学术“自觉”，与著者的文学史观有密切的联系。著者曾专门撰文指出“文学史的本质是史”，并进一步分析道：“文学史与其他史比较，有其特殊性，但却又具有史的一般性，文学史的编写应当在这一般和特殊的结合中探索自己的方法。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文学史作为史的科学品格。”也正是这样一种作为“史”的科学品格，直接影响了著者的小说史编撰。著者明确指出，“我以为这个认识对于我撰写《中国小说发展史》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发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撰写不仅是对“文学史的本质是史”之文学史观的生动实践，也是对小说史编撰之史学品格的进一步彰显，是对“小说史的本质是史”这一小说史理念的进一步具体化，这一具体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坚持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的文学本位，注重对小说史实的本体回归。这种“文学本位”既体现在“小说”界定中，也体现在对小说源流的具体梳理中。就“小说”界定而言，著者始终坚持“小说”属于文学范畴，主张与历代史志著录的“小说”概念相区别，并将以传奇文为主体的文言叙事作品作为小说的最初形态。就小说流变而言，著者既注意到以文体演进切入小说史，分别梳理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的源流路径，又注意区分小说与“口头文学”“史传文体”的差异，突出小说作为“书面文学”“文学文体”的文学特性。

　　其次，注意小说史文学本位与民族文化、社会生活的关联，注重对小说史演进动力机制的深入开掘。正如本书《自序》中所论，“小说是文学的一部分，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在具体的小说史撰写中，著者不仅注意到对小说源流、社会历史的纵向考察，也注意反思以往研究中小说史与社会历史“两张皮”的弊病，转而通过分析“娱乐与教化”“史家传统与说话传统”“雅与俗”等横向因素在小说史演进中的动力作用，深入考察小说史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再次，注意求实理念与工作实践的结合。“小说史的本质是史”的小说史理念，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的小说史观念、书写策略中，也体现在文献资料的深入搜集、研究路径的深入探索、疑难问题的深入考察等具体实践中。回顾小说史研究的百年历程可以发现，任何小说史研究的展开都是以文献搜集作为基础的，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等前辈学者莫不如是，他们在小说辑佚、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的开创之功有目共睹，而《中国小说发展史》的撰写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系列文献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石昌渝先生不仅与刘世德、陈庆浩等先生合作，搜集流落海外的古代小说版本，编成《古本小说丛刊》，也积极组织编纂《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将海内外可见的文言、白话小说汇总编目。此外，石昌渝先生也以文体为切入点，撰写完成《中国小说源流论》，推动小说史研究路径的进一步深入。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石昌渝先生撰写《“小说”界说》《明代公案小说：类型与源流》等专题论文，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探索。

　　总的来看，石昌渝先生历时20年完成的这部《中国小说发展史》，不仅是一种“自觉”的小说史“续写”实践，也是对“小说史的本质是史”这一小说史观念的进一步具体化。当然，正如本书《自序》中所说，“史著对历史的描述大多不可能与当时发生的事实吻合，但我们却应当努力使自己的描述接近历史的真相。”本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难免会有疏漏甚至争议，但这也正是小说史之“自觉”与“续写”的意义所在，也正是小说史作为“史”的科学品格所在。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19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