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颖（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讲师）

　　16世纪的日本室町时期，流传着一个以中文汉字写成的寓言式文本《酒茶论》，在两千余字的文本中，雅号“涤烦子”和“忘忧君”的二人对坐，一人饮茶，一人饮酒。这个四无人声的春昼，不可容俗谈，于是“涤烦子”和“忘忧君”展开了一场茶酒之辩。双方各执一词，反复争辩茶与酒的尊卑、品德与功用，互揭其短，各陈己长。难分伯仲之际，一位“闲人”出面调停，说茶酒难分高下，皆是天下尤物，还是“酒亦酒哉茶亦茶”吧。

　　显然，“涤烦子”和“忘忧君”的名号出自唐代诗句“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双方问答式的争辩叙事模式，也是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固有范式之一。无独有偶，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内藏数万卷文献及绢画，其中包括与日本《酒茶论》极为相似的唐代遗书《茶酒论》。该文本出自唐代乡贡进士王敷之手，全文千余字，以相同的叙事模式展开了一场唐代的茶酒之辩——这个文本较之于日本《酒茶论》早了好几百年。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的茶酒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尤以茶文化的东渡为典型，日本茶文化在学习和吸收中国种茶、制茶、饮茶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衍生出独具东方美学特色的茶道文化。

　　《唐宫仕女图》之《宫乐图》 资料图片

　　南宋刘松年《撵茶图》（局部） 资料图片

　　壹 从“自生”到“渡来”

　　历史真相的回溯总会有一些崎岖，中国茶种及茶文化的东渡也并非一开始就得到公认。

　　滕军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简要提及了日本茶文化早期的“自生说”。自17世纪起，日本学者一度形成了较为主观的论断，认为日本列岛早有本土的原生茶树，只是到8世纪中国饮茶之法传入后，日本人才开始饮用本土茶。大石贞男的《日本茶叶发达史》（1983）、谷口熊之助的《野生茶调查报告》（1936）等论著都导向这一观点。随着茶叶科技的发展，日本茶的本土“自生说”逐渐瓦解。20世纪，以松下智、桥本实等为首的茶学专家提出了“自中国渡来说”，认为日本本土的野生茶树繁殖呈现出人为因素，结合中国唐宋以来日本赴中国学习的留学僧人往返情况，合理推测是日本僧侣将中国的茶籽、茶苗及饮茶习俗传播至日本，并推动了其在日本的发展。

　　传入日本的中国饮茶习俗又通过宫廷、幕府、寺院逐渐普及民间。据日本文献《奥仪抄》记载，“日本天平元年，中国茶叶传入”，彼时正值唐开元十七年（729年），距陆羽《茶经》成书还有差不多50年。最早的日本饮茶记录出现在弘仁五年（814年）的《空海奉献表》，这份记载了空海和尚（774-835）日常生活的文本曾简要写道：“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若这份个人经历记载的是可信的实际情况，那么9世纪早期，日本僧人的闲暇之余已有饮茶之举。

　　另一处早期记载出现于《日吉神道密记》，文中载录了日本最澄和尚从中国引入茶籽的事迹：相传公元805年，最澄和尚（767-822）赴中国天台学习教义，返日时带回了天台山的茶籽，播种在位于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结束了日本列岛无茶的历史。虽该文献的真实性仍有争议，但日吉神社园内至今矗立着“日吉茶园之碑”，碑文有“此为日本最早茶园”之句。

　　以上两处记载如果都不足以作为确证，那么日本史书《日本后纪》作为确切的日本饮茶记载，是较为可信的直接文献。那是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时值日本弘仁六年，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出行礼佛，来到梵释寺，奉迎的大僧都（即僧官）永忠和尚（743-816）亲自为其沏茶。“……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这位奉茶的永忠和尚于公元775年乘坐遣唐船来到唐朝，并在长安生活了30年，在公元805年返回日本，他在御前煎茶之举，使嵯峨天皇大受震撼，命人在关西地区植茶，以备每年进贡。

　　在这里，永忠为天皇供奉的“煎茶”是陆羽《茶经》记载的一种烹煎的饮法，在中唐大为盛行。主要是用饼茶，经过炙烤和冷却后碾磨成粉末状。煮水时，第一次水沸后放入盐，第二次水沸后投入茶末，环搅，待三沸后倒入一瓢水稍做冷却，随后便可分茶饮用。陆羽提倡的这种煎饮之法成为唐代文人和宫廷贵族的常行雅事，碾茶成末、煮末饮茶的喝法，在古代绘画中也时有出现。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唐宫仕女图》就呈现了晚唐宫廷的饮茶场景，长桌的中间放置着茶釜，内盛茶汤，其中一位女子正手持长柄茶勺从中舀取分饮，其他仕女围坐，手执茶碗饮用。

　　千利休 资料图片

　　贰 唐风宋韵禅意

　　以上记载均符合日本著名汉学家、茶学家布目潮沨先生的论断，他在《中国茶文化在日本》一文明确指出，中国的饮茶文化最迟于9世纪上半叶就传到了日本，遣唐的学问僧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空海和最澄和尚都是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随行，在唐期间广学佛法、吟诗唱和，均有不俗的汉文化修养，对佛教的东渡、汉学的传播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日本饮茶史上，茶饮最初仅限于日本贵族阶层内部流行，并曾一度衰退。12世纪末，荣西禅师（1141-1215）从中国带茶籽、茶种返回日本，种植茶树，逐渐复兴了饮茶习俗，广及佛寺、武士阶层。荣西是日本茶道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人物，被后人推崇为“日本茶祖”，在来华僧人中他是最杰出的一位。荣西曾两度入宋，潜心修习禅学，长期参禅习佛的生活也滋养了他对中国宋代茶文化的精深体悟。

　　在他临终前才最终定稿的《吃茶养生记》是一本盛赞茶德的汉文书稿，也是日本已知最早的有关茶事的著作，被称作“日本的《茶经》”——由此也可见陆羽《茶经》在日本的影响力。该书从禅修与延寿的角度，大力提倡饮茶，书中开篇便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亦嗜爱矣，古今奇特仙药，不可不摘也。”以“仙药”和“妙术”誉之，荣西对茶的嗜好与推崇可见一斑。

　　荣西来华期间正是我国茶文化发展鼎盛的南宋，《吃茶养生记》记载了这一时期流传于江浙一带的饮茶方式：“极热汤服之，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但汤少好，其又随意，殊以浓为美。”这显然与唐代陆羽时代的饮茶有所不同了，荣西这里说的“方寸匙”舀取的是什么呢？这就要从他传入日本的南宋新茶法说起了。由于此前的饮茶法需要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烘干收藏，饮用时，再把茶饼烤软、碾碎、煎煮，着实有些费时费力。到了南宋，荣西传到日本的饮法则简单得多：当下采摘制作、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保留了茶的鲜度，末茶点服，直接进入体内，也能够更充分吸收茶青。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说到的，方寸小匙大概两三匙，舀取的正是被碾磨成粉状的末茶。

　　这种点茶之法受到日本人的欢迎，时至今日，日本茶人依然在改良后沿用着宋代末茶的点饮之法。整个备茶的过程称为“点茶”，即将粉末状的茶舀取入茶碗，在碗中注入沸水，以茶筅快速有力地上下前后搅动，直至茶汤表层形成黏稠细密的泡沫，即可吸饮。有趣的是，我们会发现当代日本茶人所喝的抹茶，茶沫多为鲜绿色。与之不同，中国的宋代茶人，崇尚“茶色白，宜黑盏”“茶色贵白”（蔡襄《茶录》）。这非常直观地体现了日本茶文化对中国茶文化的吸收与改造。长期以来，日本茶人们试图保留茶叶本身的自然之色，并视其为至纯至美的生命与精神。

　　在13世纪初期，掌控镰仓幕府实权的北条家族十分仰慕中国杭州的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增派大量僧人前往径山求取禅理。宋代的径山寺为“五山十刹之首”，具有很高的地位。《径山史志》载，“径山古刹的开山祖师法钦钟茶，初为供佛，后至请客。请客饮茶还有专门仪式和茶具，名曰‘茶宴’。”径山的禅堂茶礼规制严谨、法式严格。南宋的禅寺茶礼在元代《敕修百丈清规》中有完整记载，这是我国宋元时期禅堂茶礼的最高总结，也是径山茶礼的重要历史佐证。

　　以径山茶宴为代表的宋代禅堂茶礼的移植东渡，与“圣一国师”圆尔辨圆（1202-1280）有直接的关系。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34岁的圆尔辨圆前往径山寺巡礼求法，其间掌握了径山的种茶、制茶与茶礼之事，返回日本时带去了径山茶种，栽种于静冈的故乡小村。与径山茶种同时被带回的还有一册《禅院清规》。在传法过程中，圆尔辨圆效仿宋代的禅院清规，结合日本实际，制定了《东福寺清规》。文中明确规定，从径山寺习得的饮茶规式必须一应遵行，永远不可偏废，其中自然包括禅寺的茶宴仪式。直至今日，日本东福寺依然会在每年圆尔辨圆忌日当天举行“方丈斋筵”，保留着径山寺茶礼的影子。

　　唐宋期间，另一个推动日本茶文化发展的直接要素是中国茶书的流传，其影响历久弥坚。例如陆羽的《茶经》一书，就为日本茶道这一综合文化艺术形式勾勒了具体可行的内容基础。以茶具来说，陆羽在“四之器”中细数了二十四种不同茶具的质料、尺寸、用途等。我们会发现，这些器物的使用也几乎全对应在今天日本煎茶道的实践中。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江户时期，酒井忠恒编的《煎茶图式》和东园编的《清风·煎茶要览》两册书介绍了从唐代引入的煎茶道具（风炉、茶罐、茶碗）与煎茶历史。细看书稿内页插图可知，煎茶茶具悉数以唐制为标准，日本茶人细致描摹了唐茶具的外形与规制，并以文字简要说明。今天日本煎茶道流派众多，如小笠原流、松月流等，但行茶道之时，依然普遍使用着诸如都篮、风炉等流传自中国唐代的茶具。

　　以唐代茶具为代表的“唐物”（指从唐代传入的物品）曾是风靡日本的“中国制造”，一时风头无两，尤其在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的推动下，一切日用品无不以“唐物”为高档，深受宫廷贵族、武士中上层的青睐。在室町时代极其流行的“斗茶”活动一度成为扩大交际、炫耀“唐物”的聚会。“斗茶”又称为“茗战”，是宋代盛行的品评茶质优劣和茶技高下的活动，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无不热衷于此。“斗茶”风尚传入日本时，主要发生在武士阶层，与宋代文人雅士们的斗茶场面有着明显不同。

　　最澄 资料图片

　　叁 集大成：千利休与茶道四规

　　明末，一代僧杰隐元禅师（1592-1673）乘坐郑成功的渡船抵达日本，将明代的文人茶风传入日本京都的黄檗山万福寺（为隐元所创）。由此，雅号卖茶翁的高游外（1675-1763）在日本创立了使用叶茶的日本煎茶道，被称为“煎茶道中兴之祖”，与奉千利休（1522-1591）为尊的抹茶道分流，形成日本茶道的双峰之势。时至今日，人们常说的“日本茶”从制茶技术和饮茶方式而言，依然分为“末茶”与“煎茶”两大类，其中“末茶”又细分“薄茶”与“浓茶”两类。如今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其中最以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家为知名，饮茶之事也早已渗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客来饮茶，是日本人日常不可或缺的基本礼仪，一碗茶中见人情。饮茶活动在日本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从日语词汇“日常茶饭事”中窥见一二。

　　日本在接收中国茶文化的同时，将茶文化上升至“道”的审美和哲学层面。日本茶道真正的开山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师从禅宗大德一休宗纯和尚（1394-1481），在京都大德寺修禅期间，珠光坐禅饮茶，参禅了悟，体味“佛法存于茶汤”，继承和发扬了“禅茶一味”的理念。之后的武野绍鸥（1502-1555）也极力倡导茶人参禅之风，认为在茶汤中注入了深厚的禅的精神。禅宗与茶道两相结合，使日本茶道上升为一种艺术、宗教和生活方式，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内核。

　　最为人们熟知的千利休被视为日本茶道体系的完成者，是一位集大成的宗师人物。利休深得珠光和绍鸥的茶道思想，认为“茶汤之深味在于草庵”，他所行的“草庵茶”极力践行一种忘却机心、将心味归于无味的饮茶境界。追求在饮茶时，主人和客人之间必须抛去世俗、回归本心，尽可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于是他将茶室一再缩小。

　　今天我们在日本京都妙喜庵内看到的待庵，是千利休创建的草庵风格茶室，也是利休留存于世的唯一茶室，被日本奉为“国宝”，外观上看却是极为不起眼的一间狭小茅草屋。人们进入茶室时，无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只能弯腰屈身而入。利休生前正值日本的战乱年代，人们感喟于人生的无常与生命的短暂，战火硝烟使人们有了生似浮萍的漂泊感，这就提醒人们珍惜偶一相遇的缘分，因此有了“一期一会”的说法，只愿全身心投入“坐而饮茶”的当下，抵达宁静的达观。

　　我们现在熟知的日本茶道四规（或称四谛、四则）便直接观照参禅、饮茶、审美的基本禅茶精神——和、敬、清、寂。这与珠光禅师曾表述的“谨敬清寂”四字有内在传承。简单地说，“和”代表和谐、和悦，不仅针对内在情感和知觉的平和，也指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协调与恰切；“敬”指恭敬、尊重，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人人平等不二；“清”是指纯洁清净，保持无垢之心，摒弃杂念和妄念；“寂”指的是静寂、侘寂、至纯的境界。

　　作为一种基底性的精神气质与心灵寄托，茶道的内在思想也影响着诸多日本文人墨客。川端康成、夏目漱石、太宰治等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地描写过饮茶的场景。太宰治在思考人生滋味时，以茶借喻，说“以世为茶者，竹林拈须”；川端康成的《千只鹤》以日本茶碗作为线索描绘人物内心秘而不宣、纤细柔软的情感，主人公文子在一次重要的约会中带去了母亲饮茶用过的陶碗，茶碗上面留着母亲的唇印……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日本茶道的精神实质并未改变，它代表着人们在日常的俗务中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表面看来，茶道是一种规范严格的美学仪式，其内在却意蕴悠长，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描述日本的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

　　日本茶文化来自中国，历经漫长的本土发展与改良，吸收与融合了中国茶文化的内在文化与外在技法，形成独具日本美学特色的茶道文化，其中保留的中国文化元素，也成为我国茶文化研究者认识与复原古代茶礼的重要参考。今天，抹茶冰淇淋、抹茶蛋糕、抹茶拿铁等当代日本抹茶的改良品，也在中国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小小一杯茶，体现着两国审美情志的共通和历史文化的共融。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