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晓矛

　　我到中组部工作之时，曾志同志已从副部长岗位退下来了。她有时撑着拐杖上机关来，大家亲切地叫她曾大姐。这一声“大姐”，蕴含了对她的敬佩与爱戴。近日，通读《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后，我对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一

　　在井冈山烽火连天的岁月中，曾大姐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那年她17岁。产后的她，身体虚弱，接连得了乳腺炎、产褥热，高烧不止。因战斗紧张，屡陷险境，她只好淌着泪将未满月的孩子托付给一个姓石的副连长的妻子。这个孩子后来取名石来发，在井冈山生活了一辈子。

　　1931年，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的她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小铁牛。不幸的是，这个孩子不久后染病夭折了。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曾大姐的第三个孩子春华也像前两个孩子一样，在生下后的第13天，就不得不送了人。春华4岁那年得了淋巴腺结核，全身淋巴溃烂，因养母是基督教徒，福州教会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去掉两根肋骨，切除一个肾脏。命是保住了，但春华的腿却跛了。孩子没上过一天学，很小就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做过磨牛角梳子的小工，走街串巷叫卖过香烟和花生，每赚得一分钱，都分文不少地交给养母。全国解放后，曾大姐拜托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方毅，帮助寻找三儿春华。方毅派人把孩子送到她跟前，望着儿子，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个17岁的小伙子，个头还不及10岁小孩高，而且是个跛子，身上穿一件六七岁儿童穿的救济破布衫。儿子流着眼泪向我讲述了他的苦难童年……”

　　在忆及不堪回首的送子往事之时，曾大姐深情写道：“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语言平实，却催人泪下。

　　二

　　1932年10月，从事地下工作的曾志被错误地免去职务，并受到留党察看一个月、重新分配工作的处分。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处分后”，她想，福州中心市委的同志对自己还是了解的、信任的，自己改正错误，他们容易相信；另外，自己在福州地区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便于开展工作，将功补过。于是向组织提出要求去福州工作，组织上批准了她的请求。她说：“经过这次挫折之后，我不但没有灰心和消沉，而且变得更加坚强，我决心加倍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改变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看法。”两个月后，福州中心市委根据她的良好表现，撤销了对她的处分。考虑她在厦门曾担任秘书长一职，因此决定让她恢复原职，担任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

　　1935年3月，她因身患重病离开闽东就医，此后国民党重兵“围剿”闽东苏区，她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但一直在广东、上海积极寻找党组织。然而，她离开闽东被诬为“动摇逃跑”，这一段短短的历史成了她以后“多次受审查的焦点”。在延安时，组织经过考察甄别，肯定她“工作一贯是积极的，表现是好的”，她被选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但是，仍留着“一个‘错误’尾巴”。当时条件有限，她不便要求党组织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详细调查。她说：“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都是背着这个政治包袱工作的。想想无数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想想党和军队的宏图大业，我一人的委屈和不平又何足挂齿！”

　　党的“七大”开幕前，中央决定大会后要派一支队伍到两湖、两广，深入日军占领区去加强武装斗争。斗争异常艰苦和凶险，中央决定此次深入敌后一律不调女同志。但曾大姐坚决要求去，她想，自己长期以来背着“逃离闽东”的包袱，只有主动到最危险的敌后战场去，才能证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在她的一再要求下，中央特批了她一个女同志随部队南下。她说：“我是抱着赴死的决心踏上喋血沙场的，这一别，五年十年难再见，而且很可能就是与四岁女儿的永诀了。”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经过长达两年的调查与审查，作出了正式结论，指出：“曾志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可是，特殊年代，曾志同志又被审查。1979年10月，中央组织部复查意见认为：“曾志的政治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党组织早有结论，没有问题，因此无须再作结论。”她反复念着“本来就是清楚的”这七个字，百感交集。

　　在回忆录中，她写道：“共产党员，在任何困难面前和逆境中都要自觉为党做工作，这是我一生的信条。我这一辈子多次身处逆境，但这个信条却从未改变或动摇过。”又说：“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三

　　陶铸同志《赠曾志》一诗，广为流传。最后一句是：“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心底无私天地宽”正是曾大姐光明磊落一生的真实写照。

　　曾大姐十五岁入党，湘南暴动后，随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党派她到白区做地下工作，生死一线，危机重重，但她不畏艰险，机智勇敢，出色完成任务。她曾登上“西洋岛”，做海匪首领的工作，使这支海匪改编为红军；还曾率领闽东独立团与当地反动武装“大刀会”展开激战，彻底消灭了气焰嚣张的“五虎兄弟”等反动势力。后来，不论是湖北抗战、还是转战东北，包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后，参与组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使大批老干部和科技人员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等等，值得颂扬的故事不胜枚举。但她从不居功自傲，谈成绩总是讲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帮助，而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是严于检视，深刻反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回忆录里，有一节是“对在广州做工业书记的反思”，展现了她实事求是、严于律己的精神。她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市的工业建设的确获得很大的发展，但在那个时代种种动人心魄的光辉笼罩与驱动下，人们没有理由不狂热，不把自己所有的思想、言行纳入那股滚滚的潮流中去，片面突出主观意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从中产生了一些偏差和不少错误、缺点，包括自己在内也不能幸免。她具体摆明了缺点错误所在：如主张钢铁生产以“多”求“快”，实现高指标；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与增产节约运动流于形式；政治思想工作简单、表面化；实行了不重视劳逸结合、不够爱惜工人、搞竞赛等一些不恰当的做法，这让基层单位不得不突击，不得不加班加点，星期天也不能休息，许多职工弄得精疲力竭；等等。她的“反思”绝非蜻蜓点水、虚晃一枪，而是毫不遮掩地揭短亮丑，从大局到细节、从动机到效果进行深刻剖析，彰显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以此观之，曾大姐回忆录充盈着“无私”的特点。如今，曾大姐逝世已近三十年，读着她留下的文字，仍感震撼！正如老革命李尔重同志阅读曾大姐回忆录后所言：“你有多高、多重、多么圣洁，历史与人民手上的秤，自有公正的衡量。你的有限生命结束了，你的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信念、忠于人民的精神，将辉煌于永远。”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2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