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钟少异 演讲地点：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 演讲时间：二〇二二年二月

　　钟少异 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军事历史、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研究，编著有《安邦大略——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孙子的战争智慧》《孙子兵法军官读本》《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古兵雕虫——钟少异自选集》等。

　　马镫，是骑乘马具中一个简单的装置，却在中古军事史和科技史上颇受关注。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马镫的流行普及，毫无疑问首先是在中国，时间是公元4－6世纪，而后从亚洲东部逐渐扩展到亚洲西部，再扩展到欧洲，欧洲普及使用马镫在公元8世纪以后。

　　所谓骑兵重装化，就是骑手和乘马都穿戴上甲胄，从快捷灵活的轻装骑兵，变为防护严密的重装骑兵，其作战方式和作战特点也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世界军事史上，出现过两次确定的骑兵重装化浪潮，一次是公元4－6世纪发生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一次发生于公元10－15世纪的欧洲。从时间上来看，历史上的这两次骑兵重装化浪潮与马镫在这两个区域的流行普及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联系，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次讲座，我们着重对公元4－6世纪在中国发生的情况进行考察讨论。

　　辽宁北票出土的一对5世纪初的双镫，为木芯包铜鎏金。资料图片

　　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出土的公元4世纪初中国陶鞍马。资料图片

　　陕西咸阳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的公元四世纪釉陶铠马俑。资料图片

　　马镫在中国的普及

　　关于马镫的发明时间和发明者，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但马镫最先于公元4－6世纪在中国普及使用则是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只有在中国发现了马镫早期流行的丰富而确实的证据。

　　20世纪50年代，在湖南长沙发现一座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年）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一组陶骑俑和陶鞍马俑，一些俑的马鞍左侧有一个三角形的小镫，镫带较短，镫的位置高于骑士之脚，骑士的脚并不踏在镫上。判断这种单侧小镫是为便于骑手上马时蹬踏而设，骑好后就不使用了。后来在河南安阳一座公元316年前后的晋墓中出土了一套马鞍具，上面有这类单镫的实物，为木芯包铜制成。

　　1970年前后，在南京象山发现的年代约为公元322年的东晋早期墓中，又出土一件陶鞍马俑，它的马鞍两侧都有马镫，这是供骑乘时蹬踏的双镫，也就是真正的马镫。此后，在我国4世纪中后期至5世纪初的墓葬中出土了多件双镫实物，辽宁北票出土的一对5世纪初的双镫为木芯包铜鎏金，制作相当精细。由此可知当时马镫在中国逐渐流行开来，这时正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到了5－6世纪的南北朝时期，马镫在中国广泛流行，马镫的形象也广泛出现在这个时期的文物遗迹中。

　　2021年11月，媒体报道南京市鼓楼区东吴名将丁奉墓的发掘情况。丁奉墓年代是吴建衡三年（公元271年），墓中出土的一件陶骑俑，其马鞍一侧塑出了一件三角形的马镫，成为迄今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单侧马镫，比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出土的有单侧马镫的西晋陶骑俑要早30多年。这进一步证明，中国在公元4世纪普及马镫（双镫）之前，曾有一段时间流行使用单侧马镫，这种单侧马镫仅供辅助上马之用，还不是用于骑行时蹬踏的双镫，属于马镫的前身。

　　这些早期马镫资料构成了一个证据链，准确地标志出了中国开始使用马镫以及马镫在中国流行普及的时间。在公元5世纪之前的世界其他地区，目前还见不到类似证据链。

　　马镫的发明

　　以中国发现的早期马镫资料为依据，自然形成了中国发明马镫的观点。这一观点主张，中国在4世纪初发明了马镫（双镫），在此之前曾使用单镫帮助骑手上马，通过使用单镫积累经验进而发明了双镫。也就是说，中国发明马镫经历了从单镫到双镫的过程。也有研究者曾举出一些材料试图证明中国发明马镫的时间可能早于4世纪，但经学界深入考察分析，都不确实。

　　当然，中国使用单镫的时间是要早于4世纪的，4世纪初的单镫资料差不多已是最后的单镫，随着双镫——真正马镫的发明使用，单镫随之消亡。那么中国具体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单镫，这个问题目前还不能确定。1987年甘肃武威博物馆曾在《文物》杂志发表简报，报告了武威地区一座魏晋墓的发掘情况，提到墓中有一件残损的铁马镫，但没有发布其图片和其他详细信息。2022年的《陕西咸阳成任墓地东汉家族墓发掘简报》，报告该墓地M3017发现有一件铅质马镫，年代为东汉晚期。不过这些发现是否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判断。

　　关于马镫发明问题，学界还有其他不同观点：

　　一、斯基泰发明说。在乌克兰第聂伯河下游切尔托姆雷克公元前4世纪的斯基泰冢墓中曾出土一个花纹繁丽的大银瓶，其上部有一个高数厘米的装饰带，刻饰驯马图，而图中的马背上似有一个低平的鞍垫，向下垂挂一件像是绳质的马镫。西方学者多认为这是一种皮绳制成的软质马镫，应该在马体两侧都有，是双镫；他们进而主张马镫应是欧亚中部草原游牧民族发明的，最初是用皮绳制成软马镫，之后传播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并发展产生了金属硬马镫。巴黎卢浮宫收藏的一幅帕提亚绘画，描绘了一位骑士策马骑射，马腹侧悬垂一件类似软质马镫，似可为这个观点提供佐证。古伊朗帕提亚（安息）王朝的历史始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被萨珊波斯取代。此画风格与萨珊波斯的艺术风格很接近，应是帕提亚晚期约公元2－3世纪的作品。画中骑士的脚并没有踩在镫上，说明这种软马镫在骑行时可用也可不用。

　　中国学者则普遍认为，这两个材料只能解释为单镫，而不能解释为双镫，其作用仍旧是辅助骑手上马，并非骑行使用的真正马镫，因而普遍称之为“马脚扣”，视之为硬质单镫的源头。应该说，草原民族曾使用软马镫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关键的问题是，它曾在什么年代和多大程度上流行，没有实物证明的细小图纹辨识是否可靠。斯基泰和萨珊波斯都留下了丰富的艺术品，其中有大量骑士和马的形象刻画，但能反映马镫使用的材料目前只见寥寥几件，因此认为软马镫（无论单镫还是双镫）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后300年曾流行于欧亚大陆中部如此广阔地域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二、滇人马镫和印度发明说。20世纪50年代，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了古滇人墓葬群，年代相当于西汉中晚期，即约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这里出土了大量很有特色的青铜器，其中一种青铜贮贝器的盖上往往有骑马武士的雕像，高不过十几厘米。云南的考古工作者观察发现其中一些骑士雕像上刻画有一种特殊的马镫：其马鞍前缘两侧各系一绳，下垂至马腹部，绳端有一圆圈，骑士双脚的大拇趾伸入圈中，向前蹬去。沈从文先生当年研究中国服饰史时曾使用了晋宁石寨山的铜器图像资料，在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指出了这一点。1997年云南学者正式发表论文，称之为“绳圈式马镫”，认为是早期马镫的一种类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在印度北部地区也发现了与滇人绳圈式马镫类似的材料，称之为“趾镫”，分别见于一件青铜瓶的装饰刻纹和著名的桑奇佛塔的石刻雕像，年代大致也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马镫，正是它向北传播扩散发展出了后来的硬马镫。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南方热带地区有地域特色的一种马镫，适于赤脚使用，与北方大陆的马镫发展没有什么关系。

　　我个人对“绳圈式马镫”和“趾镫”的观点是怀疑的。因为它不符合运动生理学，人的脚拇趾是很容易扭伤的，骑手骑马时如果采用把脚拇趾套在绳圈里的方式，非但借不上力，反而会扭伤脚拇趾，甚至会有摔伤危险。而且，目前出现的几件材料都是很细小的图像雕刻，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三、匈奴发明说。近年在蒙古国东部据认为是匈奴人的遗址中出土两件严重锈蚀的像是马镫的残铁器，有学者据此提出匈奴人发明马镫的观点。但相关材料过于零碎，而且草原地区古代遗址墓葬的族属和年代确定历来非常困难、争论很大，这个观点还需要更多证据的发现和深入研究论证。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可见，关于马镫起源和早期流行，目前只有中国公元4世纪的材料能够形成确实可靠的证据链。因此，我们可以把公元4世纪作为骑兵史前马镫时代和马镫时代的分界，4世纪之前骑兵普遍无马镫，4世纪开始骑兵逐渐推广使用马镫。世界骑兵史的广泛资料能够为此提供支持。

　　前马镫时代的骑兵

　　历史上，人类驯服马匹后最初主要是用以驾车。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后，人类用马骑乘逐渐多起来，骑兵因此逐渐得到发展。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亚述是较早发展骑兵的。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骑士普遍裸骑光背马，之后有时在马背上铺一张兽皮。到公元前7世纪，亚述骑兵乘马普遍在马背上铺一块特制的长方形软垫。伊拉克尼尼微的亚述宫殿遗址中留下了多幅公元前7世纪时亚述王骑马猎狮的浮雕，可见骑乘马无鞍无镫，马背上铺有长方形软垫，其猎狮动作体现了早期骑兵的基本战斗方式或战术：一是引弓射箭，即骑射；二是用短矛扎刺；其三，这种短矛也可以用作投枪掷击，所以握矛姿势为反手握矛（拇指向后），可以扎刺，也可以投掷击敌。亚述骑兵还经常带盾和剑，先盾矛配合使用，矛掷出后，就使用剑盾。

　　亚述之后，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军队都进一步发展了骑兵。他们的骑兵乘马仍然无鞍无镫，在马背上铺设低平的软垫。波斯骑兵的马背垫常像波斯地毯一样华丽，可能就是毛毡质的。公元1世纪时毁于火山喷发的罗马庞贝古城中留下了一幅彩石镶嵌的大型壁画，描绘了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击败波斯大流士三世的决战情景。特别需注意的是壁画中亚历山大大帝的持矛姿势为顺手（拇指向前）握持矛柄后部，挺矛向前冲刺，这是骑兵马上格斗的冲击战术。由此来看，到此时骑兵最基本的几种格斗战术都已形成。

　　中国在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1世纪）已有武装骑士，在河南安阳殷墟中曾发现武装骑士及其乘马的遗骸。此后直到春秋晚期（约公元前500年），见不到中国骑兵发展的资料。战国时期骑兵逐渐得到发展，特别是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后，战国七雄日益重视骑兵，骑兵因而发展为军队中与战车并列的快速机动兵种，秦楚等大国形成了“持戟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兵力结构。当时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靠得最近的赵国骑兵最发达，其规模估计超过了万骑。中国战国晚期的骑兵发展与亚历山大大帝发展马其顿骑兵的时间相当，战国晚期的有关图像资料反映出，当时中国骑兵乘马也无鞍无镫，在马背上有一个低平的垫。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的众多骑兵俑，向世界展示了公元前3世纪最真切的骑兵和战马形象：骑兵穿着简单的护体铠甲，战马背上设有低平的软垫，无镫。后来在新疆鄯善苏贝希曾出土一套公元前的马具，也是这样的低平软垫，形态与秦俑战马的马背垫几乎没有差别。西汉前中期的中国骑兵仍保持了这样的装具，骑兵铠甲也非常简单，这在陕西咸阳杨家湾发现的西汉骑兵俑群和其他一些资料中有清楚反映。

　　欧亚中部草原是东西方的连接地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留下的大量艺术品中骑士和马的形象，也常见马背上有一块低平的垫子，普遍无镫。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约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巴泽雷克冢墓中曾出土一件马背垫实物，由两个皮革垫子缝合起来，整体像一块方形小毯子，经过骑乘使用，中间被压得较薄，前后部仍较厚。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东西方包括欧亚草原地带的骑兵马具水平大致差不多，大家都使用马背垫，无镫，马背垫的具体形状以及制法、装饰可能多种多样，但都很低平，应都是软垫。

　　这一时期骑兵在使用马背垫的时候，多半是不便用镫的，因为皮革或毛毡质的软垫难以为马镫（无论单镫还是双镫）提供牢靠的支撑。由此我们可以再说说前面提到的乌克兰切尔托姆雷克银瓶图纹的马具辨识问题。这个银瓶的年代和出土地点与巴泽雷克的马背垫接近，几乎是同时代欧亚中部草原民族的遗物，银瓶图纹中的所谓马鞍非常低平，说其是马背垫可能更合适，那么，马背垫上挂下的一条绳带，把它看成马镫合适，还是看成固定马背垫的绳带合适？对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无须做结论，但应该有基本判断，即没有实物证据和同时期丰富旁证的细小图纹辨识是不可靠的。

　　马鞍的可靠身影，到公元纪年前后，在东西方的骑兵马具中都出现了。这时正当中国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欧洲处于罗马帝制到来的前夕。马鞍与马背垫的显著区别是有翘起的前后鞍桥，这需要有硬质的支架，就如同在马背上安了一个座椅，从而使骑马的舒适度显著改善。中国西汉晚期的铜器刻纹图像和公元前后古罗马的石刻雕像上，都有了马鞍的形象刻画。到公元2世纪前后，在中国东汉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图像资料中，马鞍就很常见了。然而，依旧普遍没有马镫。

　　当时中国骑兵的冲刺武器，大体上矛、戟并列，西汉以前戟可能更被重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善骑战，专用乌骓马，经常“被甲持戟”陷阵冲突。东汉时戟的使用渐衰，矛的使用越来越多，东汉晚期开始把骑兵专用的长矛称为矟（槊），东晋十六国以后矛矟完全取代了长戟。汉武帝时大力发展骑兵出击匈奴，适合骑兵马背上挥击劈砍的单手握钢铁长刀——环首刀迅速推广，刀、盾相配成为骑兵的重要武器。此后，骑射、长矛冲刺、单手刀劈砍一直是中国古代骑兵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战斗方式。

　　以上简要回顾了前马镫时代世界骑兵的情况，可知东西方骑兵马具的发展水平在那时基本同步。到了公元4世纪这个重要的分水岭，中国开始使用马镫，而西方没有。我们可以做个简单比较。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出土4世纪初的中国陶鞍马，与之比较的是4世纪末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纪功柱雕刻的西方鞍马，二者马背上都有鞍，鞍桥都较高，但前者有个单镫，这之后中国很快又出现了双镫并普及开来，而后者晚了将近百年却仍然没有马镫。

　　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国骑兵在公元4世纪率先迈入了马镫时代？有一种观点认为，骑兵冲击战术是促使马镫发明和普及的因素，因为骑兵冲刺有很大的反坐力，促使骑手想办法更好地把人和马结合在一起。但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就使用冲击战术了，为什么没有同时催生出西方的马镫？又有一种观点认为，高马鞍是马镫发明的诱因，因为马鞍鞍桥高了，不便骑手上马，于是需要单镫以助上马，进而创出了双镫。但4世纪罗马的马鞍同样不低，为什么也没有催生出马镫？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先看看4世纪以后中国骑兵面貌的变化。

　　骑兵重装化浪潮在中国的兴起

　　公元4－6世纪，中国进入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也成为世界上普及使用马镫的第一个区域，这时中国骑兵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4－6世纪的中国艺术品（俑塑、壁画、画像砖）中，出现了大量人和马都穿着甲胄的重装骑兵形象，这在此前是完全看不到的，与秦汉以至三国、西晋时期的艺术品以及其他文物所反映出来的骑兵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的人把骑兵战马铠甲（含马胄）称为“具装”“具装铠”，把穿着铠甲的战马称为“铠马”，把人和马都穿着铠甲的重装骑兵称为“甲骑具装”。据文献记载，十六国时中原地区的战争就大量使用重装骑兵，一些战役中获胜方往往缴获数千甚至数万匹“铠马”。当时重装骑兵在中国从北到南推广很快，到了4世纪晚期，即使在云南昭通那样当时比较偏僻闭塞的地方，墓葬壁画中也出现了重装骑兵队列。

　　南北朝时期，重装骑兵在南北军队中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在战争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时已普遍使用铁甲，人和马都穿着全套铁甲的重装骑兵防护严密。重装骑兵的大量发展和使用，说明加强骑兵的防护力成为时代的潮流。由此，骑兵的特点由原先的轻捷快速变为厚重缓慢，骑兵战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骑兵重装大大增加了马匹负担，难以耐久奔驰，与早期骑兵的迅捷骑射、快马冲击不同，此时重装骑兵的基本作战方式是，密集排列形成厚重的阵势，“如墙而进”，阵形推进的速度不快甚至有些缓慢，但具有强大的防护力和冲击力，攻势如排山倒海一般。这种战术把重装骑兵的防护力和冲击力统一于一体，以超强的防护力获得超强的冲击力，构成了骑兵重装化浪潮的本质。

　　骑兵重装化浪潮与马镫的发明普及

　　陕西咸阳的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过一件4世纪釉陶铠马俑，其马腹两侧专门在马铠甲上塑出了马镫的图案。或许当年的陶艺工匠也明白，对于重装骑兵来说，马镫是不可或缺之物。试想，穿着全套甲胄的笨重骑士，要想跨上也披挂全套甲胄、同样笨重的战马，如果没有马镫的帮助，将会非常困难，而骑士要想在马背上骑行稳当并有效地使用武器进行战斗，不至于在格斗碰撞中轻易落马，如果没有马镫也会更加困难。因此我认为，这很可能是马镫于4世纪在中国出现并迅速流行普及的主要原因。

　　4－6世纪马镫在中国的出现和普及，与骑兵重装化浪潮在中国的同步兴起，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可能是：一方面，骑兵重装化催生了马镫，促进了马镫的进步和普及；另一方面，马镫的发明使用促进了骑兵重装化，是骑兵重装化浪潮兴起的必要条件；二者相辅相成，于是形成了马镫流行普及和骑兵重装化浪潮同步推进的历史情景。

　　从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古人多把骑兵战马的铠甲称为“具装”“具装铠”。《宋史·仪卫志》：“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具装就是全装，具装铠就是全装完备的马铠。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俑塑、壁画和画像砖所表现的重装骑兵或铠马形象，其马铠非常完备，应属具装铠，由面帘（即马胄）、鸡颈（保护马颈）、当胸（保护马前胸）、身甲（保护马腹）、搭后（保护马臀）等部分组成，有时搭后上还竖起一个装饰件称为寄生。北宋《武经总要》中著录有一套马甲图像，除了没有寄生，其他各部分俱全。这样的完备马铠，使战马除了耳目口鼻和四肢、尾巴外露，全身都得到了保护。

　　既然称全装完备的马铠为具装，那么不完备的马铠甲，自然不能称为具装。从史料来看，中国在西晋以前已经出现保护骑兵战马的铠甲，3世纪三国骑兵少量使用的“马铠”（曹操《军策令》、曹植《先帝赐臣铠表》），大概都是不完备的早期马铠甲。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出土的陶骑俑和陶鞍马俑，马前胸都垂挂一块方形物，这是保护马前胸的局部性马甲“当胸”，东汉时已见于记载（《后汉书·鲍永传》）。另据萨珊波斯的材料（见于伊朗塔克波斯坦6世纪的萨珊波斯石窟雕刻），历史上还曾有一种半马铠，只有面帘、鸡颈、当胸三个部分，只能保护马头、马颈和马前胸。中国西晋以前的骑兵马铠甲，很可能都是这一类不完备的局部性马甲或半马铠。它们体现了当时人加强骑兵防护力的早期尝试和努力，但还构不成重装化，西晋以前使用这些不完备的早期马铠甲，虽然还没有马镫，也不致骑手使用严重不便。萨珊波斯的6世纪半马铠，就是无镫使用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的陶鞍马俑，只装备当胸，有一件单镫；而陕西咸阳十六国墓的釉陶铠马俑，装备了具装铠，有一对双镫。这或可视为，4世纪时骑兵马铠从局部防护发展到具装铠、马镫从单镫发展到双镫，二者在中国同步推进的历史缩影。

　　目前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骑兵具装铠的源头在西亚。这个问题还需审慎研究。叙利亚北部的历史文化遗址杜拉欧罗波斯古城，历史上曾被罗马和帕提亚、萨珊波斯长期争夺，公元256年萨珊波斯沙普尔一世从罗马人手中攻取该城后将之废弃。1930年美国考古队在该遗址发掘中发现一幅涂鸦壁画，描绘了一个人和马都铠甲全装的骑兵，判断为2世纪帕提亚的重装骑兵形象；又发现两件马铠甲，一件为青铜甲片，一件为铁甲片，进行了复原，判断为3世纪帕提亚或萨珊波斯的遗物。我个人认为，有必要对上述材料的年代和来源进行重新鉴别。沙普尔一世是萨珊波斯早期君主，公元260年曾击败罗马大军，俘虏了罗马皇帝瓦勒良。在伊朗著名的波斯波利斯遗址附近的王陵山上，有当时为纪念这次胜利而创作的许多摩崖石刻，包括沙普尔一世巨型骑马像和多幅骑兵交战画面，都是无马铠无马镫。萨珊波斯作为帕提亚的继承者，在其400多年历史中留下了大量艺术品，其中有大量骑马武士形象，普遍无马铠无马镫，像塔克波斯坦6世纪半马铠那样的事例也很罕见。因此，有必要结合帕提亚和萨珊波斯的全面历史资料，对杜拉欧罗波斯遗址中发现的重装骑兵壁画和出土马铠的年代及来源重新进行鉴别，在此基础上再做结论。

　　7世纪后欧洲和中国骑兵的发展

　　6－7世纪，随着欧亚大陆草原民族往来迁徙，马镫的使用逐渐从东向西传播扩散，先传到萨珊波斯、阿拉伯，再传到拜占庭，8世纪后在欧洲逐渐普及。随着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封建贵族骑士成为骑兵的主体，骑兵成为封建领主军事武装主力，不断加强铠甲防护，形成了骑兵和战马都披挂重甲的重装化浪潮。这时欧洲的军事家深切体会到了马镫的重要性，重甲骑士只有借助马镫，并在仆人帮助下，才能够跨上战马，并在同样重甲的战马背上保持稳定，有效战斗，不至于在格斗碰撞中轻易落马。马镫又为欧洲中世纪的骑兵重装化浪潮提供了技术支撑。

　　公元7世纪，中国进入了唐朝大一统时期，4世纪以来的骑兵重装化浪潮逐渐消退，重装骑兵迅速衰落。此后历朝历代，中国骑兵都以马不披甲的轻快骑兵为主，重装骑兵在军队中只有少量配备和使用。重装骑兵在中国的兴起和衰落，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大问题，需要从更多视域深入研究，今天我们主要从一个技术性的角度，探讨其中的一些内容，希望有助于今后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化。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02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