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亮

　　上过学的人，谁都有班主任，而且往往不止一个。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初小的郭先生。

　　那时候，我们管老师叫先生。郭先生个子稍高，身强力壮。笑的时候，右腮高高地隆起来，显得特别有趣。不过，没有多久我便发现，他有很多地方叫人不满意。

　　首先，他留着偏分头。那时候，清漳河边的孩子们，都是在脑袋前坡上留柿饼大的一撇长发，就像杨柳青年画里的那样。而一旦长大成人，就都剃成光葫芦和尚头。郭先生分明是成年人了，偏要如此另类。第二，他在校园的墙上画了好几幅画，孩子们有的在写字，有的在除草，有的在灭蝗虫，有的在站岗放哨，可没有一个画的是我。第三，他教我们唱歌，唱《七杯茶》：“头一杯茶呀，敬我的爸呀，我去当兵你看家呀！”直到最末一段：“第七杯茶呀，敬我的妻呀，我去当兵你莫哭啼啼呀！”我全会唱，可他一回也没让我独唱过。再就是我嫌他不会笑，笑起来，为啥只有右腮隆起来呢？

　　有了这四条理由，课堂上，我就搞些小动作，故意惹他不高兴。

　　有一次，就要下课了，我却尖着嗓子喊：“报告！我要撒尿。”郭先生右腮隆着一笑，说：“现在就下课。不过，我问件事，谁愿意到沙河村去送封信？”

　　童年时代，出村可好玩了，跟出国似的，这样的好事，当然不会轮到我。

　　同桌李秋廷高高举着手说：“我去我去，我知道路，我姥姥就是沙河村的。”他一句话说了四个“我”字。

　　郭先生说：“光你一个人去不行，还得找个人做伴儿。”大家又是一窝蜂地抢着去。

　　我因受了感染，也冒一句：“我去！”

　　兴许我的话慢了半拍，郭先生听得反而更真。他当即指定我说：“好！就叫李亮一同去！”

　　那封信是用麻头纸写的，扭叠成一个“6”字形。

　　郭先生把信装进我的衣兜时说：“信一送到，就快回来，不要在路上贪玩！”他还亲切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顶。那手掌硬硬的，似乎长满了老茧。

　　我第一次觉得很光彩，更觉自豪。

　　在路上，我们见到用木头独轮车推着送公粮的人，还看到几峰驮东西的骆驼，比马还大。

　　走了不到一堂课的工夫，翻过一个小山包，沙河村便呈现在眼前：有平房，有瓦房，还有一两座土楼；村街上响着鸡叫声狗叫声毛驴叫声。下到沟底，绿树下还流着一条河。河里没鱼，只有蛤蟆乱叫。这时候我才知道，除了我生活的东戌村和邻近的西戌村之外，山后还有村庄，可见世界有多么大！

　　信，送给了沙河村小学的江先生。见面才知道，江先生是一个女子，留着长长的两条辫子，又黑又亮，辫梢上束着红头绳。这当然是又一次大开眼界，我才知道，闺女家也能当先生！

　　在回来的路上，草窝里蹚出一只蝗虫，飞得老高，把我们吓了一跳。接着又跑出一只野兔，我们两个追了一程，没追上，倒让我们早早跑回学校来了。看到我们俩安全返回，郭先生再次摸摸我们的头，以示表扬。

　　从此，课堂上我再也没有捣乱过。

　　郭先生在黑板上写了很大的字教我们：“我们是中国人，要爱自己的祖国。”他的声音很洪亮，很有感情。我忽然觉得，他的偏分头漂亮起来了。而校园墙上画的孩子，也一个个像我了。

　　有一次上课，郭先生点我起来单独唱歌。我唱了一首《大烟袋》，是骂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郭先生直夸我唱得好。写字描红，他编了四句歌：“村东有只狗，进村乱下口。大家齐动手，打跑这只狗！”我知道这只狗是指日本鬼子，因为日本在我国东边。郭先生夸我聪明。

　　后来，日本鬼子对太行山“扫荡”紧了，郭先生就报名参了军。

　　我们把他送出村外。他胸前戴着大红花，骑马走过石拱小桥，扭回头来向我们告别。他仍然带着那独特的笑，右腮隆起来。我忽然觉得，这个笑容很美。

　　郭先生走后，沙河村小学的江先生，调到了我们学校。

　　郭先生常有信写给江先生，所以我们知道，他在前方作战很勇敢。在一次拼刺刀中，他拼死三个小鬼子，立了大功。

　　第三年初夏，又到了满山翠绿的时节，我到江先生屋子里交作业本。

　　她的墙上，新挂起一张军人照片，一看就是郭先生，头戴八路军帽，胸前佩一朵大红花，右腮微微隆着，在笑。

　　我高兴地问：“郭先生现在在哪里？”

　　江先生好像没有听见，把脸扭到一边。我继续看着郭先生，还调皮地吹了一下那相框上围着的黑纱……

　　第二天，村里的长辈悄悄地告诉我黑纱的含义。原来，郭先生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我心里像猛地被捅了一刀子。我跑到村外的小河边，抱住一棵桑树，大哭了一场。

　　泪水洒进小河，小河里溅起波浪。在波浪里，我好像还看见郭先生那右腮微微隆起的笑容。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