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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学术身份之勘定与还原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01-28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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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锟(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生活于元明革鼎之际。他前半生处于山林民间,后半生居于台阁要职,达至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彪炳史册。同时期名士,学问与功业均隆盛者,莫如宋濂。然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宋濂的学术身份归属颇有争讼:即宋濂是文人还是儒者?宋濂是陆学还是朱学?宋濂是否为佞佛崇道者?围绕此三问题,学界对宋濂产生了诸多误解。兹寻绎其学术之脉络,勘定误解,以还原本来面目。

  宋濂是儒者不是文人

  宋濂善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记、题、辞、箴、序、跋、论、辨、传、铭、志、颂及古诗,不仅量多(合一百四十卷,今存一百零六卷)且质优,世人珍爱传诵,俨然当世文宗,人称“宋先生”。明太祖朱元璋推崇他为开国“文臣之首”。黄宗羲说:“昔也宋金华(宋濂),文章莫与雠。”(《次徐立斋先生见赠》,《南雷诗文集》上)认为宋濂的文章无人匹敌。黄宗羲之子黄百家也说:“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文与道相离,文显而道薄耳!”(《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二)作为金华之学许谦(白云)的后学,黄氏父子将宋濂视为“文人”。受明太祖及黄氏父子评价的影响,人多把宋濂视作“文人”,认为他不重视儒学。事实上,宋濂虽善文,但更醉心于六经。他自己平时“存诸心,著诸书,六经;与人言,亦六经”(《白牛生传》,《宋濂全集》卷十六)。尤不喜别人以文人称呼,他说:“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之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同上)宋濂的志向不是成为文人,而是成为穷天地之理、立志做圣贤的“真儒”。宋濂认为,儒可分为游侠之儒、文史之儒、旷达之儒、智术之儒、章句之儒、事功之儒、道德之儒七类,而游侠之儒如田仲、王猛,文史之儒如司马迁、班固,旷达之儒如庄子、列子,智术之儒如张良、陈平,章句之儒如毛苌、郑玄,事功之儒如晏婴、管仲,这些都不能归入真儒,唯有千万世所宗的孔子才是道德之儒,道德之儒就是真儒。他说:“我所愿则学孔子也,其道则仁义礼智信也,其伦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则身可修也,家可齐也,国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七儒解》,《宋濂全集》卷七十八)宋濂把仁、义、礼、智、信五德,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把修、齐、治、平的实践看作真儒之道,发出“我所愿,则学孔子也”的感叹!宋濂对好友胡翰倾诉说,自己对世俗所羡慕的纵情声色、建功立业、诗赋文章、章句训诂、旷达成仙等事毫无兴趣,毕生孜孜以求的便是继朱、张、程、周而上溯孔孟,成为真儒!还有,宋濂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他所称许的文是“载道之文”而非“辞翰之文”,认为如六经那样的载道之文,字字句句无不关系到“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感应之机,治乱存亡之候”,(《徐教授文集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九)关系着补世教、扶民彝、淑人心,有致君泽民的实效,即使司马相如、杨雄、欧阳修、苏轼的辞翰之文难以与之匹敌。清人王崇炳在《金华征献略》中指出,若翻阅《宋濂全集》所收文章,考察其处世为人,与同时名辈之多所称许,宋濂确实文行兼优,可谓“卓越闻道之大儒也”。

  宋濂是朱学不是陆学

  宋濂不仅是儒者,而且是有强烈道统意识的儒者。他以继承孔—孟—周—程—张—朱一系之道统为毕生追求,认为朱子集周敦颐、二程、张载思想之大成,是孔子之道的真正继承者,故朱子是“孔子之孝子”!在儒家道统谱系中,宋濂将朱子与孔子并列,可见朱子在他心中的地位!宋濂在《龙门子凝道记·段干微》中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对宋元诸家道学流派进行辨正估量。他批评王安石的“金陵之学”穿凿附会经书而违背孔子之教,其倡导“功利”使天下孜孜于私利而忘掉为国,宋代亡国之祸肇始于此。认为三苏“眉山之学”文辞才气识见很高,缺陷是深受纵横家影响而不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永嘉之学优点在于考证推崇先王经制礼乐,却忽视了孔教心性之根本。永康之学优点是豪气万丈、敢于抗战,缺点是对先王以道德安民学说不能理解。陆九渊兄弟的“金溪之学”优点在于本心光明、制行高严,缺点是致知穷理下工夫不够。张九成的“横浦之学”虽“清节峻标,足以师表百世”,缺点是儒佛混同而不分。指出金华之学“由经明物理,订史求实用,由道问学而达至尊德性,事功性理不可偏废”,得到濂洛之学正宗。总之,宋濂对道学其他流派多有批评,唯肯定“金华之学”是濂洛之学的正宗,吕祖谦以及承继朱子学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四先生是金华之学的干城,表达了他承继金华之学的强烈愿望。可以说,宋濂由金华之学而推崇朱子(包括吕祖谦),并把承继绍述朱子学(包括吕学)作为自己的愿望和实践。宋濂转益多师,虽从黄溍、吴莱、方凤学文,但因闻人梦吉而获闻王柏之学,因柳贯而获闻金履祥之学,他亲自拜谒暮年卧病的许谦,并因方麟而获闻许谦性理之学。从师承渊源上看,宋濂是金华四先生后学无疑。宋濂私淑吴师道、张枢,与他交友的戴良、王袆、朱丹溪、章溢、欧阳玄、胡翰、苏伯衡、吴沉等人都是金华四先生的后学。

  宋濂对理、气、心、性、太极、阴阳的讨论集中在他的理学论著《三问对》中。《三问对》是他继承发明朱子及其弟子蔡沈之言而成,是对《太极图说解》的阐发。宋濂主张“太极即理”,反对陆九渊的“太极即中”;认为“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无极”是对“太极”的修饰词,反对陆九渊认为“无极”之词为多余的观点。他主张太极是一阴一阳之所以运动的枢纽。宋濂的太极论,完全来自朱熹的太极观。还有,他在分析理气先后关系时所呈现的某种矛盾和无奈心理,与朱子几乎一样。在心性论上,他主张“性气兼论”,明显受到朱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之观点影响。宋濂的“仁说”,认为仁是“心之德,爱之理”,“仁包四德”,并以“天地生物之心”说仁,这些命题几乎都来自朱子的仁说。

  的确,宋濂说“天地,一太极也;吾心,亦一太极也”(《赠云林道士邓君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五)。“世间之理,其有出于心外者哉?”(《夹注辅教编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七)这与陆九渊“吾心即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心外无理”的表达十分相似,他受到陆九渊的启发是无疑的。然而仔细分析便发现:宋濂排斥象山的“心即理”而主张“心具理”。在宋濂看来,秩序本体(“理”)不是“心”本身,而为“心”所“具”,“理”包涵于“心”。简言之,宋濂的心学更接近朱子而不是陆九渊。而宋濂“六经皆心学”的主张,也不是来自陆九渊,而是受到吕祖谦“六经源自于人心”、“求心性于经史”的启发。由此,把宋濂归属于陆九渊心学一派或将其归为“调停朱陆”是有问题的,他属于朱学确定无疑。

  宋濂深入佛道却不佞佛崇道

  元代士人多读佛道之书,常往来于佛道之间,颇有调和儒佛道三教之心态。必须指出,士人读佛道之书并与僧道交往,不一定就能证明服膺佛道。若以佛道之交往密切就推论某人服膺佛道,是倒果为因的推论,这需要精细分析之。四十余岁为躲避朝廷的征召,宋濂公开宣称做“道士”并入仙华山隐居,著述《凝道记》(注意:此书不是道家之作,而是儒家之书),甚至常行“服气法”养生。当有人批评他“服气”时,他却区分了儒、道的不同,认为道家的“服气”是“窃阴阳之和,以私一己”,而他的“服气”是“运量元化,节宣四时”,是与天地之气同流,参赞天地万物之化育(《月崛记》,《宋濂全集》卷五)。简言之,宋濂认为道家“服气”是私己,儒家“服气”是行天下之大公,他更服膺于儒家。

  宋濂自幼即熏染佛教,至中年已深入经教。他三次阅尽大藏,广泛结纳禅教释子,其内学修养非常人所能及。黄宗羲说:“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无过宋景濂。其为高僧塔铭,多入机锋,问答雅俗相乱。试观六朝至于南宋,碑释氏者,皆无此法。”(《山翁禅师文集序》,《南雷诗文集》上)宋濂的佛学修养在宋元明清理学家中无人比肩。宋濂有时自称“无相居士”,但却不服膺佛学。当他被人批为学佞佛而不正时反驳说:“我虽口之,未尝心之,何其偏也。”宋濂虽主张“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送璞原师还越中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五),但还是严格区分儒家与佛家。他说:“佛家论性,与吾儒论性不同。儒之论性以理言,佛之论性以虚灵知觉言。然究其所以虚灵知觉者,何也?神也。人若能与其神字契勘得破,则知佛所谓法身者,此也。主人翁者,此也。金刚不坏身者,此也。本来面目者,此也。”(《心经句文》,《宋濂全集》卷八十五)他认为,儒家的性即理,是仁义礼智信之理;而佛家的性是指虚灵知觉,是神识。事实上,正因为宋濂深研儒佛道三教,才能从儒者立场真正洞察儒与道、儒与佛之界限差异,不简单调和三教而将儒混同于佛道。他的学侣刘基认为,宋濂“主圣经而奴百氏,驰骋之余,取佛老语以资戏剧,譬犹饫粱肉,而茹苦荼,饮茗汁耳”(郑楷《宋先生致仕潜溪》,《宋濂全集·潜溪录卷二》)。可见,儒学是宋濂的“主菜”,佛道只是“调味品”而已。

  一言以蔽之,宋濂不是文人,也不是道士,更不是居士,而是儒者。他从一个真正儒者严苛的立场,来厘清儒与文、儒与道、儒与佛的差异和边界。当然,宋濂不是儒佛道的调停者,也不是陆王心学的过渡,而是金华朱学、吕学的集大成者。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28日 11版)

[ 责编:张悦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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