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踪凡（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汉赋虽荣膺“一代之文学”美誉，但两千年来一直备受研究者冷落，真正意义上有体系有深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初的汉赋研究集中于汉赋价值论和作家作品论，以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为代表，有褴褛开疆之功。此后研究者多集中于汉赋艺术论与汉赋文化内涵研究，以万光治《汉赋通论》（1989）、章沧授《汉赋美学》（1993）、康金声《汉赋纵横》（1993）等为代表。当然，汉赋作品的汇辑、校勘、注释、鉴赏也颇有成绩，除了毕万忱等《中国历代赋选·先秦两汉卷》（1990）、费振刚等《全汉赋》（1993）外，还有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1986）、《扬雄集校注》（1993）、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1993）等。港台海外学者大多致力于语词、名物、创作本事研究，台湾简宗梧、美国康达维、日本清水茂、谷口洋等贡献尤大。

　　二十一世纪的汉赋研究，在研究队伍、成果数量、研究的深度、广度等方面皆远远超出上个世纪。总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三个大的方面。未来的汉赋研究，亦当从中孕育和生发。

　　一是汉赋文本释读与相关文献研究。文本释读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今存汉赋作品或异文众多，僻字满眼，或残篇断句，索解繁难。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2003）、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2005）的出版，为新世纪汉赋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侯文学《班固集校注》（2019）一书亦堪补汉赋四大家“三缺一”的尴尬局面，值得称道。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2017）搜罗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文选》古本多种，汇集异文、古注资料空前丰富。随着更多海内外孤本、珍本、善本文献被发现，以及电子文献的大力开发和广泛利用，汉赋作品的新辑、新校、新注工作又提上日程。2022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赋》新辑、汇校、汇注、汇评”，有望将汉赋文本研究向前推进。

　　由于年代久远，汉赋作品散佚严重，十不存一。费振刚、龚克昌、程章灿、曹淑娟、廖国栋等皆曾从事辑佚工作，各有收获。而彭春艳《汉赋文本研究》（2017）一书，又续加辑佚15篇，考定篇名17篇、考辨著作权17篇、残篇缀合41篇，为汉赋作品正本清源，颇有贡献。其《汉赋系年考证》（2017）对西汉27位赋家、东汉67位赋家的作品进行考订，确定每篇赋之作年，可资参考。最近彭春艳又完成《汉赋篇名分歧考辨》书稿，她充分利用数字古籍和各种检索手段，对二百多篇汉赋的异名、误名、存疑名进行汇总和考辨，并分析其原因。毫无疑问，检索手段、研究方法的升级往往会获得大量稀见资料，进而颠覆某些陈陈相因的学术观点，也昭示着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二是汉赋“跨学科”研究的蓬勃发展。接续上个世纪末的研究传统，新世纪之初的学者在汉赋“跨学科”“跨门类”研究方面用力甚勤，成果迭出。

　　两汉是经学昌盛的时代，也是赋体崛起的时代。冯良方《汉赋与经学》（2004）较早探讨汉赋与经学之间的关系，认为汉代经学与汉赋既有亲和的一面，也有背离的一面，但经学一直处于强势地位，所论颇有见地。而许结、王思豪《汉赋用经考》一文，统计出在今存汉赋作品明确使用“五经”者多达千余处，文献扎实，理论缜密。王思豪新著《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2022）仍然以文本细读与原始资料钩沉为基础，专门分析汉赋用《诗》与汉代《诗》学用赋的交互关系，揭橥两汉四百年间“以经尊赋”“以经丰赋”“以赋解经”“以赋传经”的动态发展历程，识见超卓，颇具启发意义。当然，汉赋与《易》学、《尚书》学、《春秋》学之关系研究尚有可以开拓的学术空间。

　　许结《汉赋与礼学》《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等论文较早对汉赋与帝国礼制的关系进行探讨。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2006）则对汉赋与汉代都邑制度、校猎制度、礼仪制度之关系进行研究。而蒋晓光新著《汉赋与汉代礼制》（2022）用汉代礼制发展的脉络将《七发》《大人赋》《长杨赋》《两都赋》《二京赋》《长笛赋》等汉赋名篇串联起来，不仅揭示出“礼-文”互动的文化图景，还从特定角度展示了汉赋发展演进的轨迹。

　　汉赋与艺术的关系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余江《汉唐艺术赋研究》（2005)较早涉足这一领域，对汉唐乐舞赋、书画赋、杂技赋等展开研究。近年来许结发表了《圣域的图写：从〈上林赋〉到〈上林图〉》《汉赋“蔚似雕画”说》《汉赋象体论》等系列论文，深入探讨汉赋与汉画的异质同构关系，析理深刻，令人耳目一新。学术界对汉赋与音乐、舞蹈、书法等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停留于简单比附，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孙晶《汉代辞赋研究》（2007）一书从哲学、美学、儒道思想、域外汉学等角度研究汉赋，多有新论。朱晓海《汉赋史略新证》、郑明璋《汉赋文化学》、冯小禄《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汪小洋《汉赋文化史论》等各有创获。此外，汉赋与天文学、舆地学、民俗学、文字学、音韵学、注释学、博物学、科技史等关系的研究，皆为可以深入研究的课题。王思豪曾经指出赋文体研究“明显存在‘跨界’研究不足的现象”，包括文体跨界、文化跨界、地域跨界、时间跨界等，所言甚是。“跨界”研究需要“兼通之才”，这在学科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确实是一大难题。但惟有跨学科、跨门类乃至跨语言研究，才能从更广阔的背景审视汉赋，认识汉赋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

　　三是汉赋理论与汉赋接受史的研究逐步深入。汉代赋论文献极为零散，但却提出了十分经典、历久弥新的理论问题。对汉赋接受史的研究，亦可从特定角度认识汉赋对后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

　　阮忠《汉赋艺术论》（1993）最早关注历代的汉赋批评，而冷卫国《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2012）对西汉、东汉的赋学批评有更为系统、全面的梳理。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2016）将辞赋理论流变与赋论范畴研究相结合，最具理论价值与通史眼光。“赋者古诗之流”说、“不歌而诵”说、“赋迹赋心”说、“丽则丽淫”说、“劝百讽一”说、“虚辞滥说”说等影响千年的理论命题，仍然值得继续研究。

　　作为第一部汉赋研究史专著，踪凡《汉赋研究史论》（2007）将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划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及近代凡四个历史时期，系统梳理汉赋研究的历史流程。何易展《清代汉赋理论与批评》（2018）则聚焦于清代，对王之绩、孙濩孙、王芑孙等赋论家的汉赋评论进行总结。禹明莲《汉赋评点研究》（2022）另辟蹊径，对历代诗文总集、赋集、史书、《文选》学著作中的汉赋评点进行钩沉和考论，并对俞王言、陈山毓、张惠言、李元度的汉赋评点进行专题研究，新见颇多。此外，饶福婷的博士论文《明代汉赋选研究》、曹祎黎的博士论文《汉赋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以明代“汉赋选”为考察重点》乃是对明代汉赋接受的研究。其实，历代诗文、戏曲、小说乃至学术著作中亦常有汉赋影响的痕迹，需要从结构、思想、语词、典故等方面进行关联性分析。汉赋研究资料的汇辑工作亦迫在眉睫，尽管古籍数字化事业日新月异，为资料搜集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但目前尚无一部详尽的《汉赋研究资料》面世。对于汉代赋家的专门性研究资料，亦仅有踪凡《司马相如资料汇编》（2008）一部，扬雄、班固、张衡、蔡邕、王粲等著名赋家的研究资料亦亟待搜罗和汇辑。

　　以上只是举其大者而言，难免挂一漏万。其实，即便是传统的研究课题，如汉赋渊源论、文体论、题材论、艺术论、作家作品论等，亦有值得继续探讨的空间。例如刘向斌《西汉赋生命主题论稿》（2012）一书从西汉赋家生命观的角度研究汉赋的游仙主题、感伤主题、爱国忧民主题等，视角独特，分析亦甚精到。近年兴起的写本学理论又为汉赋文本生成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期待汉赋研究能有更多的突破和进展。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13日 13版）